过去五年来，一些低收入国家，如卢旺达和洪都拉斯，首次在伦敦和纽约向私人外国投资者发行了债券。在此以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些新借款人的债券首发应该被视为投资者信心坚挺的信号。但这也拉响了熟悉的警报。
大约20笔“首发”筹集到大约120亿美元，平均利润只比五年或更长期限的美国国债高4.5个百分点。这只是全球金融大局的一个小变化；但是，考虑到这些借款人中有许多十年前曾经历过困难和违约，并且需要债务豁免，因此这应该被视为令人瞩目的大转折。
但低收入国家得以接触私人贷款人也带来了风险，这一风险从一开始——在它们演变为重大威胁之前--就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首先是延期风险。这些债券必须用外币偿付，通常是用美元“一次性”还本付息。这些还本付息额可能相当巨大，特别是与过去的债务或未来的出口收入相比。
追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债务演化的世界银行数据表明，如果一国的偿付额等于或大于其出口额的十分之一，其陷入债务困境的概率就会增加九倍（达到五分之一）——今天的新发行国中每三个就有一个在债券到期时面临这一情景。
穷借款国是否能避免这一金融困局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它们是否能够在债券到期日临近时发行更多债券用于偿付。其二是它们能否审慎地将资金用于投资，从而能够利落地偿付。三是收入波动较大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是否能在收入较高时将钱存起来。
第二个中期风险是资本流逆转。贷款人对低收入国家债券的胃口之所以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受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依赖发达经济体流动性充裕和利率接近于零的推动。在国内只能获得可怜的收益率，这促使投资者着眼于风险较高的“前沿”市场追求更高回报。
但是，发达经济体早晚要回归较紧的货币政策，这将让发展中国家债券吸引力缩水。那些宏观政策可靠的借款人可能仍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保持吸引力；但不太审慎的政府将突然发现自己已被踢出了局。
不幸的是，新债券发行国的债务管理实践质量参差不齐。明智的债务战略、专业而独立的债务部门以及明确的公共借贷法律框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平心而论，过去十年中，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富裕国家的资金支持功不可没。但在这一新借贷潮变得太大而难以管理或者蔓延至饱受行政能力不足困扰的州和地方政府之前，可以也应该做更多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一国债务管理实践的质量与其债务困境风险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90%的低风险国家都表现出良好的实践水平。
第三个风险是未来债务解决方案（debt workouts）将更难形成一致。传统上，低收入国家的债权人是富裕国家政府和多边机构，如果索债意味着借款国必须削减教育和卫生等关键公共服务，就会饱受政治压力。在已经进行了15年--并且还没有完成--的过程中，35个高负债穷国的债务获得了豁免，其代价超过1，000亿美元。
但是，现如今许多昔日的高负债穷国正在全球市场上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债券，而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法院裁定债券持有人可以拒绝债务解决方案并起诉要求足额偿付，其风险也因此大大增加了。人们必须寄希望于筹得资金能够得到很好地利用，偿付不会要求做出重大牺牲，因为目前没有大家都同意的机制用于重组（更不用说取消）新债务。
你或许会问，为何偏偏是承担风险的私人全球投资者要担心延期、流向逆转、债务管理和债务解决方案风险。原因在于公共债务困境最伤害的是一国最贫穷的公民，他们没有关于债务发行的知识，也没有选择。当一国违约时，经济伤害将让穷人数量增加，并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化。2001年阿根廷违约时，五分之一的公民落入了贫困线以下。
事实上，可靠的债务管理就是可靠的社会政策——在债务产生之前，借款国和贷款国都应该汲取一个教训：如果管理不当，情况会变得比一开始想象的更复杂，造成比所有人所能想到的更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