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历时四年零四个月。1939年9月—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历时六年。无论战败国，还是战胜国，均在两次大战中承受了难以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代人的生活信念被摧毁了。然而，战争中，是什么决定了战争的具体方式和时间长度？当时，交战双方使用的是什么战略？《美国利益》杂志2014年7/8月号刊登了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的文章，分析战略在战争中的演变过程及世界大战的教训对当前的启示。
以消耗敌人精力实现胜利目标
1914年之前，普鲁士参谋总部强烈批判了汉斯·德布吕克（Hans Delbrück）对战略概念的解释，后者以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对《战争论》的前言为基础对战略提出了两种理解。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有两种形式：一是彻底征服敌人；二是获得领土并以谈判方式终结战争。德布吕克据此认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面对法奥俄三国联盟时选择了第二种战略，其主要目标是保全普鲁士，而非通过战争摧毁敌人。参谋总部的历史学家愤怒地指出，腓特烈二世并未回避决定性战役。
双方争论各执一词，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讲的是不同“层次的战争”：德布吕克看待战略的视角更趋向于政治语境，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等参谋总部的历史学家则关注操作层面。腓特烈二世的总体劣势要求他不时地回避战役，需要以游击方式耗尽敌人精力，利用其地域政治位置开拓时空。德布吕克将此称为“消耗战略”（Ermattungsstrategie）。“一战”中与消耗战略最接近的战略是经济战、协约国（Entente powers）的封锁战略和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一战”中各国看重的战役并未产生某种决定性胜利，也无法塑造一种战略性结果。相反，“一战”逐渐变得耗时费力：战役本身成为一个令各国精疲力竭的过程。堑壕战产生了操纵性和战略性后果。它使更少的部队得以守住阵线，从而使更多军人得以调派到其他地方，并保护防御线后面的人员和工业。
对德布吕克最初概念的侵蚀导致“一战”后德国军事思想家开始新一轮的批评。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蒂（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1920年谴责了德布吕克和消耗战略。他认为，回避进攻和旨在以消耗敌人精力实现胜利目标的战略毫无意义。他也认为战争有两种形式，但都不是以政治目标为导向。与格勒纳一样，伯恩哈蒂认为没有理由抛弃争论的核心问题，即是否把封锁作为突破性战役的手段。在那时，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倾向于将消耗战视为一种适当的战争方式，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则不然。这解释了1944年爆发的诺曼底战役、1944-1945年的阿登高低战斗，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等。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曾指出，消耗战是实现突破的前提，盟军1945年也以此确保了对德战争的胜利。
将革命用作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
莫里斯·汉克（Maurice Hankey）认为，可以通过施加经济压力或提升海洋权力赢得战争。当意识到这一战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后，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投入一个大规模的部队进行战争，而非仅确保法国在封锁产生效果之前被打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英国依然认为这是未来欧洲政治的潜在工具。1930年，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一战是在海上赢得胜利的。他在随后几年里发展了英国式战争思想，认为英国历史上赢得各种重要欧洲战争的经验不是发展大规模军队，而是利用制海权（maritime power）和经济压力。由于封锁将耗费很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英国情报机构集中精力寻找德国防御部门潜在的主要脆弱点，希望可以提高经济战发挥作用的速度。
这些盘算被德国1940年攻陷西欧所破坏。通过控制从北角（North Cape）到布里多尼半岛（the Breton peninsula）的大西洋沿岸，德国侧翼包围了英国，获得通过大洋的出海口。“一战”期间，由于联合封锁不能摧毁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协约国无法限制德国的事务进口。由于军方和重工业是首先得到食品供给的部门，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对德国的战争能力没有太大影响。然而，德国1918年革命和德皇退位使人们相信，革命可以成为民主时代实施战争的一个工具。
的确，“一战”双方一直准备将革命用作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同盟国希望法国、英国和沙俄，以及从北非到印度、从爱尔兰到波兰等地区发生革命；协约国则希望阿拉伯半岛和奥匈帝国发生革命。至1939年，海上强国逐渐失去了革命策源地的作用。“二战”后期，独立的空军力量成为摧毁敌人城市人口的主要手段。然而，盟军的战略性轰炸进攻并未促使德国人民推翻希特勒和纳粹的统治。争夺民心成为核心战场的概念在一系列反殖民战争中延续下来，并推动了非洲和拉美“全球新冷战”的爆发。
全面战争成为口头威胁的一部分
经历了1918年战败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一些德国人开始重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寻找新的启示。但是，机制框架使它在魏玛共和国政府等民主结构中的影响力小于在德皇和拿破仑时期，也不及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一战”期间，德皇无力扮演一个合格的战时领导者导致军队受挫，他们希望在兴登堡找到一个领袖。不少士兵执着于此，这导致了全国总动员，为赢得战争需要选择一个能够统领国家并具有经济能力的领导人。
就此而言，德国对于分割法国所起的作用还不如战争遗产的影响。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1917-1918年的各种演讲中表明了这一观点：法国唯一的目的及其国家政策是实施战争。里昂·都德（Léon Daudet）在1918年以“全面战争”（la guerre totale）描述了一种延伸到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知识界、法律界和金融领域的斗争。在两次大战之间，全面战争成为口头威胁的一部分，是恐吓其他国家不要再次发动大战和构建自我威慑能力的一种尝试。在那时，即便对于哈特等极力提倡有限战争（limited war）概念的人而言，也不再怀疑欧洲战争将是“全面战争”。那些希望避免此类战争的人，则首选限制战争而非阻止战争的方式，这在1928年签署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得到证实。
“二战”爆发后，理论成为现实。交战双方的各国领导人，如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和德国的约瑟夫·戈培尔都使用“全面战争”的字眼动员人民准备战争。这是一个诞生于“一战”而成熟于“二战”的概念，但那时又有了新的内涵。全国动员的结果是全体民众都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如二战时期对广岛和长崎投掷的原子弹。原子弹不分敌我和极具杀伤力的效果对其威慑效应而言必不可少。然而，“全面战争”的思想目前却加强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因为凡尔登战役的阴影穿越“冷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冷战”结束以来尚未得到回答的大问题是，世界大战的意象对于维护国际秩序有多重要？通过谈及“干涉”（interventions）或“选择性战争”（wars of choice），美国改造了有限战争，并将其区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为。自1990年以来，各种战争并未升级。然而，在中东或亚太，地区冲突仍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英国《卫报》今年1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没人谈论中国与西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章。根据欧洲安全状况的发展演变，如果我们认为各国像1914年那样行事的可能性很低，那么我们也会发现：“一战”的教训对于过去和现在都有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