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11月，当柏林墙倒塌时，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首的专家宣布历史的终结——民主资本主义战胜了一切对手制度。美国的经济成功和共产主义的崩溃催生了这一论断。被称为冷战的长期政治、情报、往往还有军事的冲突结束了。
事实上，在1990年华沙的一次会议是上，波兰总统、共产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对我和我的内阁同僚宣布“历史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他无法让自己摆脱黑格尔辩证法，现在他承认，共产主义让历史抵达终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几十年后，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让一些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奇迹。波兰是经济和政治转型成功的显著例子。
但资本主义远没有红遍全球。韩国从未发生转型，至今仍保持强力中央计划，经济一团糟。而软社会主义和接受补贴的“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正在腐蚀法国。
此外，在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并未与民主携手降临。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成功和政治改革落后并存的显著例子。在这些国家，选票箱的诚实竞争、自由的公开辩论以及尊重少数派权利——自由民主的基础——并不在当前日程之中。1989年的庆祝操之过急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自由民主不曾在全世界大获全胜，许多今天的紧迫危机需要引起关注和行动。但我们还必须专注于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仍然相当危险的针对民主和民主价值的攻击，它们存在于媒体和课堂之中，包括美国——中央集权政权和其他人一直在攻击言论和出版自由。
结果，政策争议就成了犯罪。一个最近的反面例子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在全国电视转播的演讲中下令司法部长和公共检察官采取“行动”对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ousmann），因为他胆敢质问《委内瑞拉应该违约吗？》（Should Venezuela Default?）
豪斯曼提出这一问题是正确的。研究以压倒性的结论表明，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包容性产权、对合同的强制执行以及公正的法治精神。目前的委内瑞拉一个都不具备。
因此，毫不奇怪，用货币爆发式增长融资的巨量政府债务导致委内瑞拉货币贬值，而每逢官方汇率下调时，跨国公司就纷纷减记它们在委内瑞拉分支的价值。同样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外汇不足，委内瑞拉已很难偿还账单，而价格管制和警察国家监管严重恶化了食品短缺。最后，关于委内瑞拉将对最多800亿美元的对外债务违约的猜测甚嚣尘上，其主权债务收益率飙升至15%也就不足为奇了。
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碳氢化合物储量之一，在高油价时代本应进入繁荣。但腐败、对国有石油公司的政治控制以及对外国所有石油资产的国有化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披露：我在这些公司之一的埃克森美孚董事会任职，该公司正在等待国际法庭的仲裁结果。）
极权统治、极端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前总统查韦斯和马杜罗的能力欠缺，所有这些一起造成委内瑞拉的一蹶不振。但当委内瑞拉公民兼前政府部长豪斯曼开始讨论一个呗全世界投资者所质疑的问题时，他不但备受指责，还受到了威胁。言下之意很明显：乱说话就把你抓起来。
这不是拉丁美洲著名经济学家第一次遭到这种待遇。十年前，多明戈·卡巴罗（Domingo Cavallo）就有此遭遇。作为阿根廷财政部长，他让比索盯住美元，以使摧毁阿根廷经济（以及社会）的高达1,000%的通货膨胀降了下来。2001年，当他突然结束盯住时，严重的衰退接踵而至，他也被逮捕并关了起来。幸运的是，国际社会的愤慨，包括北美经济学家们所组织的行动，帮助卡巴罗获得了自由。
我并不完全赞同卡巴罗、豪斯曼或其他类似问题上的任何决策者所提出的全部政策。但我们不让腐败和假公济私致罪，而让政策异见致罪，果真应该如此吗？我们想让所有新政府都把政治反对者抓起来——如被推翻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对前总理季莫申科所做的那样——只因为政府拒绝他们所采取的政策，或不满于它所感到的政策结果吗？
在美国，我们还不至于如此。但即使是美国，抨击与我们意见相左者的动机和价值而不仅仅是观点也变得稀松平常。理应更加了解的记者、政客和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不但认为政策和建议方向错误，还指出支持者本身如果实施或建议这些政策，也是罪恶的。
不应该让批评和分歧演变成弥漫于当今公共辩论中的令人厌恶的中伤和贬低。言辞会造成后果，可以谋财害命甚至更加糟糕。对自由公开辩论的镇压（即使只是试图这样做），或者通过官方将不同政策的支持者打为非法，都是危险的。必须在更多像卡巴罗和豪斯曼这样的人受到威胁、这一可怕顽疾蔓延到北美和欧洲之前阻止这样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