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发展中世界增长的全球讨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近几年来对快速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大肆宣传和兴奋不见了踪影。很少有严肃的分析师仍然相信亚洲国家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经济趋同和大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所经历的不那么波澜壮阔的趋同会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发生。作为这一卓越时代的基础的低利率、高商品价格、快速全球化以及冷战后稳定不可能持续下去。
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个认识：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增长模式。问题不仅在于它们需要摆脱对瞬息万变、常常让它们在冲击和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资本流入和商品繁荣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最笃定的致富之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
自工业革命依赖，制造业一直是快速经济增长的秘诀。赶超并最终超越英国的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无不是通过构建自己的制造业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过两次快速经济趋同风潮：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外围；二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东亚。
这两次经济趋同风潮均以工业制造为基础。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这一增长战略榜样的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老路。
但今天的制造业已非昔日的制造业。今天的制造业资本密集和技能密集程度远远更高，因此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潜力大大缩小了。
全球供应链方便了进入制造业，但也降低了国内增加值积累收益。拜需求变化和环境顾虑所赐，纺织业和钢铁业等许多传统行业可能面临不断收缩的全球市场和产能过剩。而中国的成功的一个弊端是其他许多国家难以建立多个制造业利基。结果，发展中国家开始去工业化，在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水平上就开始依赖服务业——我把这一现象称为过早去工业化。
服务业能扮演制造业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吗？服务业贡献了发展中国家GDP的大部分，即使是在传统上主要依靠农业贡献GDP的低收入国家。离开田间地头来到城市的年轻工人日益被城市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岗位吸收。国际服务贸易扩张也要快于商品贸易。
世界银行的加尼（Ejaz Ghani）和奥康奈尔（Stephen D. O’Connell）相当乐观，在最新论文中，他们指出服务业可以成为增长的自动扶梯，而在传统上，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制造业。
特别是，他们指出，最近服务业表现出生产率的“无条件趋同”。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最落后的国家，服务生产率增长最快。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但我们有理由保持谨慎。加尼-奥康奈尔的证据包括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数据，此间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全经济趋同，其背后的推动历史资本流入和商品繁荣。他们的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其他时期尚不清楚。
两个因素决定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不同。首先，尽管某些服务业细分领域是可贸易的，并且在全球商业中日益重要，但这些领域往往是高度技能密集部门，只需要极少普通工人。
银行、金融、保险和其他商业服务业，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都属于高科技的高薪行业。它们可以在劳动力得到充分训练的经济体起到增长自动扶梯的作用。但发展中经济体往往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在这些经济体中，可贸易服务吸收不了多少劳动力供给。
正因如此，尽管印度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大获成功，但却始终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相反，传统制造业可以为大量刚刚走出田间的工人提供现成的、生产率水平比农业高两三倍的工作岗位。
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过剩劳动力被零售贸易和家政等不可贸易服务业吸收，这些部门生产率水平很低。理论上，这些活动中有不少可以从更先进的科技、改善的组织和更高的形式化程度中获益。但在这里，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第二个不同登场了。
不可贸易活动的局部生产率提高最终会自我限制，因为个体服务活动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而不产生对本身不利的贸易条件——即压低自身价格（以及利润）。在制造业，发展中小国可以凭借少数出口成功和循序渐进的多样化实现繁荣——先生产衬衫，然后组装电视机和微波炉，最后转移到技能和价值链的高端。
相反，在制造业，市场规模受内需限制，持续的成功需要经济其余部门同时出现互补性生产率提高。专注于少数部门无法产生快速的繁荣机会。因此，增长不得不依赖速度缓慢得多的全经济产能——人力资本和制度的积累。
因此，我对服务业推动模式是否能够带来制造业曾经带来的快速增长和好岗位仍然表示怀疑。即使技术乐观派是对的，也难以看出这是否能让发展中国家保持过去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