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节败退还是凯歌行进？中国中产阶级面临抉择
三十年来，中国中产阶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巨大的焦虑乃至惶恐之中。现在中产阶级的饭局，话题差不多就两个：父母一代怎么保证财富安全，子女一代怎么赶紧移民出去。就在两天前，那篇“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疯传，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中产阶级何去何从，也是我们群学书院一直关注的问题，比如我们讨论过“警惕中产阶层成为仇富的替罪羊”，也强调“权利缺失是中国中产阶级焦虑之源”，我自己也在群学书院做过讲演“月入五千就算中产阶级？”
在我看来，焦虑也好，悲观也罢，客观理解中国中产阶级，评估这个阶层的未来，还是要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剖析它的前世今生。
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产阶级的诞生，有两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社会转型。
作为一种共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全球化凭借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得以使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表现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或推广开来。
而作为一种历时态的社会转变过程，社会转型以市场转型为前导，继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迁。
伴随着30年中GDP的狂飙突进，一些与市场相关的分配机制的介入直接导致了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产生：
（1）以市场价格来支付报酬，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由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国家权力和市场这两种基本力量控制资源的能力开始发生转变，这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改变，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
（3）与市场化推进有关的税收制度、住房改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成长，也为他们创造了生活想象的空间。
与西方中产阶级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级明显表现出经济诉求上的前卫与政治诉求上的后卫并存的特点。而未来，在民众与基层政府、民众与资本集团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是否能够独善其身开始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或许已经开始面临某种政治抉择。
二、文化反哺：从“爸爸教我的”到“儿子教我的”
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两位父亲的两句话，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以至由此开启了我长达25年的“文化反哺”研究之路。
一位是我的父亲，还记得80年代中期，革命军人出身，一向“鄙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父亲，居然主动请求我教他穿西装打领带！这让我第一次觉得，儿子对父亲，不仅仅只有服从，也有文化上的反向影响。
另一位是父亲是我们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我记得很清楚90年代末有一次我们教授开会，大家争论一个有关电脑的话题，周宪脱口而出“这是我儿子教我的，不会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听到这句话时候受到的触动——周宪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大学者，现在他为了证明自己对，居然搬出自己的儿子！
那一刻，我一下子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反哺，在中国开始了。可以说，原先的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2003年以来，我先后访问了数十个中国家庭，了解文化反哺的多元面相。在我看来，文化反哺现象的产生，首先与1980年代后大规模的城市化有关。其次，与城市化相关联，中国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也进一步促进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年轻一代自主性的增强。第三，也与市场化以及与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
历史的看，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这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这30年的剧烈变迁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际差异将不会再度重现。
三、怨恨还是感恩？焦虑还是乐观？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心态
所谓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某些社会群体中的宏观、变动和突生的社会心理态势，在社会转型或变革时代常常有着最为突出的表现，也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最为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
无论是面对新的自然现象（如近年来愈来愈甚的雾霾）或社会现象（如引发强烈不满的贫富差距），社会成员在讨论或交流对其的看法时，他们总是借用熟悉的科学知识或社会信念（如公平、正义以及历史经验）予以锚定（解释），再形成新的具象化表征，由此形成一般社会共识即新的集体表征形式。而社会心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共识或集体表征基础上，经由个体认同形成的心理群体发酵、膨化而成。
在中国，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人们的行为。这种集体主义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个人的存在，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最终必然迫使个人去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求自己的发展，使得集体主义最终也只能徒具其表，成为一种“虚假的集体主义”。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开始发生崩溃，而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端漠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一种反动，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甚至漠视集体、社会、国家的极端行为也不鲜见。由此，个体与群体（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再度紧张，甚至变得愈加尖锐。
未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如果真能够解决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千百年来受到过度压抑的中国人的个性的崛起或张扬，因与强大的群体（从家族到群体再到社会直至国家）制约间的持续紧张形成的对峙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像我们的欧洲同行一样，与关注个体或小群体社会行为的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分道扬镳或独树一帜。
我们对费孝通先生向往的“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的理解，自然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在群体或社会之中找到自己满意的位置，同时让自己的个性在我们民族圆梦的过程中自然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