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关于大幅增加全球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声音十分响亮。前美国财政部张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主张公共投资是真正的免费午餐，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指出如果世界经济要想“克服新平庸”就必须提振投资。
这些评论认为世界处于投资不足状态已有多年。事实上，根据IMF数据，当前全球总投资率为世界GDP的24.5%，接近长期区间的上限。问题不在于总投资不足，而在于中国一国占总投资规模比例过大这一事实。
中国占世界投资比从1995年的4.3%飙升至今年的25.8%（估计值）。相反，美国的比重在1985年见顶（36%），如今下降至不足18%。日本的比重下降更加剧烈，从1993年的峰值（22%）减少到2013年的5.7%。
中国主宰着全球投资，这是因为其10.5万亿规模的经济有近一半用于储蓄和投资。但这一投资率有可能在未来5—10年中大幅下降，因为中国已开始以新基础设施为荣，许多部门的制造产能出现了过剩，并且正在试图将经济活动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投资要求较低。此外，中国人口的快速老化一级级工作年龄人口的下降也将减少长期投资需求。
经常项目余额无非是投资和储蓄率之差，因此投资下降将形成大量盈余，除非储蓄也跟着下降。而从德国和日本等其他老龄化社会的经验看，国内投资会比储蓄率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因此，可以预计中国将获得巨大的外部盈余，使其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主要资金提供者。事实上，资本外流规模可能极其巨大，以至于即使世界主要央行都收紧货币政策，长期资本仍将十分廉价。
新兴市场也许能够利用这一低成本融资。印度毫无疑问将从中受益，尽管它无法吸收中国过剩储蓄的大头。印度占世界投资的比重只有3.4%；即便大大扩张也无法抵消中国投资的小幅下降。此外，东亚增长模式说到底是通过动员国内储蓄增加和刺激出口维持的。因此，尽管印度或许在一开始能够吸收一些投资资本，但最终或许更愿意通过较小的外部赤字甚至盈余构建外汇储备。
其他新兴国家也无法吸收大量中国资本。尽管IMF大力鼓吹公共投资支出，但它也同意共同投资的猛增更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而不是增长。
正因如此，IMF和其他人所呼吁的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实际上是针对发达国家的。但是这或许仍不充分。德国的投资-储蓄差非常大，即使其增加国内投资，我们也只能指望欧洲不会加剧全球储蓄过剩。
只有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复兴能够创造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美国规模够大，能吸收中国的盈余，且其基础设施不足也提供了充足的可行投资机会。
讽刺的是，IMF的新投资咒语最终又绕回到严重的全球失衡上。但是，经济学家不应该将此指责为全球政策协调的大失败，而应该接受失衡是世界的常态并试图遏制由此带来的扭曲。
事实上，几乎所有全球化和繁荣时期都伴随着失衡。它们总是造成经济扭曲和政治抱怨，但许多失衡令人惊奇地维持了很长时间。
比如，印度-罗马贸易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推动着全球经济。印度存在经常项目盈余，而罗马人因为黄金流失而怨声载道，但这一状况得到了持续。类似地，第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用欧洲资本维持的，布雷顿森林2的燃料来自亚洲资本，而美国在这两个阶段都扮演了赤字方的角色。
没有理由表明布雷顿森林3不能重现这一失衡。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世界经济无法起飞，我们继续要让自己适应长期平庸增长，忍受廉价资本抑制收益率、太高资产价格、产生泡沫、寻找圣杯资产。这类失衡可不是世界决策者应该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