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体制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两个相互促进的战略措施。
一、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持续的有效的促进产业升级的体制
历史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其集中表现就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本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以经济依附、技术落后和布局畸型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
但历史同时表明，这种体制并不能持续的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体制基本特征是政企、政事、政资合一的。政府不仅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全部运行，而且直接管理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配置者。
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但除了那些没有货币化的自然资源以外，各项生产要素也都是以货币计价的。这样，以货币形态展示的各项生产要素仍然是社会再生产运动的起点，并决定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在这种条件下，政府掌握这种货币形态的投资，就成为它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手段，也是它成为社会生产资源主要配置者的主要体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投资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部分。1953年，政府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等投资分别依次占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83.7%、0%、0%和16.3%，1978年四者的占比分别依次转变为62.2%、1.7%、4.2%和31.9%。［1］可见，尽管1978年政府投资的占比比1953年大大下降了，但仍占了投资总额的大部分。如果再考虑到贷款和利用外资主要是用于国有企业，自筹等投资也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而国有企业又只是政府的附属物。所以，总体说来，这期间的投资都是政府投放的或由政府控制的。这意味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者。
政府在配置社会生产资源方面自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它本身蕴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必然使得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凝固化，需求大大超过供给的卖方市场常态化，基本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和经济增长速度强烈波动的周期化、效益（包括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的低度化。这一切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企业和社会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而且严重破坏了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环境（买方市场和经济比例关系大体协调）和源泉（效益提高）。这同时意味着大大阻碍了产业升级，因为技术进步正是产业升级的技术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不是持续有效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集中表现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近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第一、二、三产业在社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的依次演变。这种主体地位有两重含义：一是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二是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为大部分，超过1/2。这可以称做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或者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到1/2，但占了相对大的部分，这可以称之为相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
显然，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农业社会中，农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占了大部分，超过50%。这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但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最多也只有40%左右，是相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导致这种差别的最重要因素是：一是在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农业社会，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比第二产业大，前者的起点比后者高。二是相对农业社会中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关联度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发展的关联度要大得多。这样，工业的发展会在更大程度上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技术水平不仅大大超过第一产业，而且还超过第三产业，因而其增速不仅会大大超过第一产业，而且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社会需求面广，行业多，进入门槛低，其增速不仅会继续超过第一产业，而且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第二产业。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第二产业不可能达到绝对意义的主体地位，而只能达到相对意义的主体地位。
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则会上升到绝对意义上的主体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历史起点高。低收入国家大体可以看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1965-2011年间，由40.87%上升到53.09%。可以大体把1965年第三产业的占比看做是工业化起点的数字。高收入国家大体可以看做是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1970-2010年间由55.68%上升到74.03%。［2］可以大体把1970年第三产业的占比看做是现代化起点的数字。这样，现代化第三产业的占比就要比工业化起点高出14.81个百分点。第二，更为重要因素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而知识经济在第三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比第一二产业要大得多。这就必要导致前者增速比后者大得多。
当代低收入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事实，从一个时段上（即工业化初期阶段）证实了上述规律的作用。1980-2011年，世界低收入国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依次由37.52%下降到26.68%，由19.30%上升23.94%，由43.19%上升到49.39%。在这30年中，三者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年均下降0.36个百分点，上升0.15个百分点，上升0.20个百分点。［3］客观规律作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稳定性、长期性和普遍性。［4］据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整个世界低收入国家在长达30多年的产业结构变化事实是上述基本规律的反映。
但在1952-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由51.0%下降到28.2%，由20.8%上升到47.9%（其中工业由17.6%上升到44.1%，建筑业由3.2%上升到3.8%），由28.2%不正常地下降到23.9%。在这26年中，三者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年均下降0.87个百分点，上升1.0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上升1.01个百分点，建筑业上升0.02个百分点），下降0.16个百分点。［5］
将上述两组数据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出：在这两个时限内，我国农业年均下降值比低收入国家要高出0.51个百分点，工业年均上升值要高出0.86个百分点，服务业年均值我国下降而低收入国家上升。诚然，以上两组数据在年代起终点、第一二三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的基数和统计口径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别，具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就二者都是低收入国家（这是决定产业结构层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以及起终点的延续时间相近（二者分别为26年和31年）而且较长（都在25年以上）这些重要方面来说，又具有较大可比性。这表明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明显偏离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
但乍一看来，上述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下降和第二产业占比上升是合乎上述产业结构升级规律要求的。诚然，从总得变化趋势看是可以这样说。但问题在于：上述期间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和工业占比上升都过大了。而上述规律只是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变化的总趋势，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三者变化多少是合适的问题。在这方面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马克思揭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他曾就此说过：“超越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6］但在1953-1978年期间，按每个农业劳动者每年生产的农业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2%，按每个生产粮食的劳动者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还只有0.6%。而这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速高达7.9%，分别为前二者的6.6倍和13.2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竟然为11.3%，分别为前二者的9.4倍和18.8倍。［7］显然，这期间由工业的增速过快导致的社会经济总量增速过快以及工业和社会经济总量的过度扩张，是明显偏离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规律的要求。至于第三产业占比的趋势下降，更是由于工业增速过快造成的。而这一切的终极根源又是计划经济体制。
二、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规体制也不是持续的有效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
19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取向改革大大推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其主要表现有二：第一，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显示了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特点。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把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中等收入国家（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做一对比。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3年的10.0%，由47.9%下降到43.9%，由23.9%上升到46.1%。［8］而中等收入国家在1965-2011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分别由28.22%下降到10.03%，工业占比由30.40%上升到36.87%，服务业等占比由40.87%上升到53.09%；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三者的占比分别由25.24%下降到7.99%，由32.85上升到38.53%，由41.36%上升到53.48%。［9］
就这期间我国与中等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来说，农业占比的起终点分别由低出0.02个百分点到低出0.03个百分点，相差甚微。在这方面显示出高度一致。但工业和服务业等占比的起终点分别由高出13.7个百分点缩小到0.14个百分点，由低出16.97个百分点缩小到6.99个百分点。表面看来，似乎在这方面我国同中等收入国家差距很大，但考虑到改革前工业占比过大，服务业占比过小的情况，宁可说这两方面占比都是在向中等收入国家合理回归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这种对比可以从整体上说明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已经充分体现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转向中期阶段的特点。
第二，这期间我国产业升级还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化特点。
（一）现代化时代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上升到绝对相对意义的主体地位。改革以来，第三产业的占比不仅一改此前不正常的下降的局面，而是走向上升，并于2013年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在迈向现代化生产方面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化。
（二）高技术产业是现代化生产最重要的载体。我国高技术产值增长很快。2001-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5%上升到12.7%。［10］此后还有进一步增长。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生产的发展，都是同研发人员、PCT专利、研发经费和创新指数这些发展现代化生产的最主要资源的增长直接相联系的。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6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PCT专利申请量达到21516件，占世界总量10.05%，超过德国仅低于美国和日本；研发强度达到2.09；创新能力指数从新世纪初的第38位上升到20位。［11］
（三）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列入我国现代化生产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因为它是同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相联系的，而且因为它也是由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是运用现代技术的，并受现代文化观念的支配。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发挥我国的独特优势，加速其本身的发展，有望迅速成长为支柱产业，而且可以推动整个现代化生产的发展。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10-201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由11083亿元增长到21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7%上升到3.7%。
（四）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早就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我国陆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并不充裕，相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来说要充分得多。我国海岸线很长，海洋资源丰富，也是有效运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广阔场所。海洋产业必然成为我国现代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正在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201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4313亿元，比上年增长7.6%，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12］
（五）环保产业是最具时代特征的现代产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系统的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地运用。［13］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将这个理论付之实践，并取得了重大发展，已初具规模。据测算，到“十一五”结束时的201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经达到2万亿元，大约相当于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8.6%。［14］预期“十二五”期间环保产业还有更大的发展。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提出：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产值将达到4.5万元，成为新的支柱产业。［15］
（六）实践证明，信息产业对其它产业具有极强的融合力。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虽不具有这样强的融合力，但其融合力也不能低估。这样，我国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同时就意味着这三种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这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提出和实施信息化与其它产业融合的同时，似乎还需要提出和实施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融合。
近年来，我国产业升级在循着现代化方向前进方面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5%、7.3%和7.8%。这表明第一二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继续上升。这个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49%，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1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0.5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要高3个百分点左右。［16］
但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还存在诸多重大问题。简要说来就是：农业基础不稳，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性很弱。在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就农业而言，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基本实现了综合机械化。而我国直到2013年也只达到59%。这就从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制约了农业的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及其劳动生产中的提高，使得农业的基础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核心技术都掌握自己手中，而我国则大部分掌握在外人手中。近几年，世界上20个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创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其中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80%，而我国只有40%左右。［17］我国的PCT专利申请是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研发强度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制造业中的占比均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我国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尽管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但它不仅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2010年为74.0%），也不仅大大低于和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1年为53.48%），而且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为53.09%）和低收入国家（2011年为49.3%）。我国不仅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而且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占比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当前经济发达国家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为70%；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国服务比重只有46%。［18］
从主要方面来说，这些问题突出反映了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不高，亟需沿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然，其中部分地包含了产业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当然，产业结构层次低和不协调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前者需要通过升级来解决，后者需要通过调整来解决。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二者发生的主要根源都是由于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到位，以致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体制。
其集中表现仍然是在投资方面。但当前只有国家预算资金的统计，而无同时涵盖国家预算外资金的完整的政府投资的统计。但在这方面改革前后是有重大差别的。改革前的政府投资主要就是预算资金，预算外自筹资金少到可以略而不论。而改革后预算外自筹资金投资增加快，总量大，甚至超过预算资金。这就必须同时计算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自筹资金。
据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立峰研究员测算，在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09675亿元中，政府投资（包括政府预算投资和预算外自筹投资）占19.3%，企业投资占47.1%，银行贷款占12.6%，利用外资占1.1%，其它资金占19.3%。将这个数字和上述1978年的数字对比，可以清楚看出：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由62.2%下降到19.3%，企业等投资由37.8%上升到80.7%。这个变化集中地反映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并由此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但在我国当前政企、政事、政资还没有完全分开的条件下，政府为了扩大投资，不仅可以在某种限度内动用财政资金，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信贷资金的投放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扩张。2012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为117253.52元，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来源总额为1024067亿元，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为124558.1亿元，三者分别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09675亿元的28.6%、249.9%和30.4%。［19］因此，政府投资在我国全社会投资中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作用还会超出上述19.3%的范围。
但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市场改革时期，政府投资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还是存在的。而更严重的问题还是：尽管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总趋势是弱化的，但有时又显示出强化。
这突出表现1998-2008年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由波峰年1992年的14.2%下降到9.3%，趋于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低谷。而这年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其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巨大冲击，到1998年第一二季度才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持续下降到7.6%和7.2%。这种双重打压的叠加效应使我国经济面临过度下滑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1998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正是由于这项政策的实行，才阻止了我国经济增速的过渡下滑，1998-2002年还相继分别赢得了7.8%、7.6%、8.4%、8.3%和9.1%的增速。问题是2003-2004年经济增速又上升到10.0%和10.1%，已经显示出经济偏热。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一直延续到2005年，以至2007年的经济增速达到14.2%，又一次陷入了经济过热。显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过度延长，把原来属于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这次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7年既然经济已经过热，2008年经济增速下降就是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必然发生的客观发展过程。这是2008年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但2008年又发生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又是一次叠加效应，虽然它不是这次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2008年的经济增速就由2007年的高峰猛降到9.6%，2009年第一季度增速甚至下降到6.6%。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启动了以4万亿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过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这相当于2008年2009年这两年国家预算投资20639亿元的1.9倍。［20］现在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过度反映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有助于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但在导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归以及过多的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建设和产能过剩，固化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加重经济结构失衡和环境污染乃至贪污腐败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前所述，这种投资膨胀主要是由政资还未完全分开，政府还拥有强大的资源，以致投资膨胀机制虽有削弱，但并没有根除。当然，这一点同其它因素也有关系。第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未完成以前，政府在客观上始终面临赶超经济发达国家的压力。这意味着速度始终是政府需要十分重视的。
第二，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错误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主要是：1.在处理效益、比例和速度这些决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时，实际上还是把速度放在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但在客观上，在三者关系中，效益是速度的基础。显然，如果是低效益甚至无效益，再高的速度不仅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更谈不上持久。比例是速度的前提。如果由于速度高导致比例不协调，速度也难以实现，更不能够持续。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提高经济效益和保持经济比例协调在公有制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曾写道：“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21］当然，经济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福祉、扩大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轻视速度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但速度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基础，以经济比例关系协调为前提。［22］
2.在经济效益本身的认识上，实际上也存在诸多片面性。最明显的是：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在经济效益的认识上也不全面，往往注意价值方面的效益，而忽视使用价值方面的效益。但既然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考察经济效益，就不能只限于价值方面，而必须同时注意使用价值方面。更何况尽管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效益提高原因的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二者效益变化形态是有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商品的价值量“与这种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23］这样，在注意价值方面的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注意使用价值方面的效益提高就更为必要了。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从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方面（使用价值效益还要包括其质和量的两方面）考察经济效益，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的GDP是增长了54%，而人均国民财富增长了34%，中间差了二十个百分点左右。但这期间美国人均的GDP是增长了8.1%，而人均国民财富却增长了10%。200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3万亿美元，中国只有2.3万亿美元，差距是5.8倍；美国全部国民财富是217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25万亿美元，差距是8.7倍。见2014年4月14日经济参考报。说明：马克思说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里也是将国民财富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当做同义语使用的.
在考察价值方面的效益提高上也存在片面性。这不只表现在注重短期的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的经济效益；而且表现在忽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水份。我国存在过多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以及大量的产能过剩，其真实的价值量是要大打折扣的。
3.在确定年度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时，在客观上令人感到似乎就决定于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宏观经济调控。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就是1958年主观主义地提出钢产量翻一番，在1957年产钢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到700万吨。当然，改革以来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显著改善。但也没有根本转变。2008年确定的4万亿投资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事例。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来说，年度的现实经济增长率主要是决定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前者是决定后者的。各个年度的现实增长率可以适当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前者是必然围绕后者这个中心波动的；否则就会引起强烈的周期波动。［24］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依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客观要求，并参照年度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要区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或下行阶段）适度调高或调低经济增速，而不能过于脱离潜在经济增长率；否则，不仅不能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而且会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强度。这是已为我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第三，由客观和主观的矛盾导致的认识上的错误。2008年启动4万亿投资是同当时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夸大直接相关的。一是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说成是近百年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但在实际上这次危机尽管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但严重性远不能与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二是把这次经济危机夸大成我国2008年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但如前所述，其主要原因是由2007年经济过热导致的经济周期下行造成的。
以上是从总体上分析政府的投资膨胀机制发展趋势的。但如果仅就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来说，它不仅没有得到削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主要由于：第一，当前地方政府拥有或事实上拥有大量的国有资源，但预算软约束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第二，地方政府承担着扩大就业和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压力。1994年以来的财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并未根本解决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的问题。这就大大增强了这种压力。第三，多年来事实上存在的“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是论的干部考核制度，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动力。第四，在我国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客观上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这样，地方政府以其拥有或事实上拥有巨大资源，势必成为我国当前市场中的最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正是这一切就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这一点在新世纪以来土地财政兴起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是上述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1978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多年，尽管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已有显著改变，但并未根本改变；低水平的过多重复生产和建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产能过剩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止，甚至还有蔓延；经济周期虽然实现了由强波（或超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的转变，但并没有实现到轻波周期的转变，而且经济周期波动的频率仍然很高，改革前后各为5次；科学技术虽有巨大进步，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的面貌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切都表明：现存的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体制不是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升级的体制。
但要做到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升级，就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以期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方式。这就意味着它也是最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所以，如果因为当前我国改革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否定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完全站不住的。当然，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应有之意，是其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如果因强调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而忽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应有地位，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推进科技创新战略也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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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汪海波.7.5%的语气经济增长目标重在落实［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