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法办。这再次说明中央的反腐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反腐，在新领导人推进的各项大业中，成效最明显也最受大众关注和支持。对此，可以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
本轮反腐五大特点
本轮反腐成效显著。广义而言，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因此，评判反腐不能仅从抓了多少贪官来论——这是一个主要方面——还要看权力滥用的情况是否得到了遏制，政治和政风是否有所好转。从后者来看，比起十八大前，的确有所进步，这从人们的日常感受可以得知。
这表现在官员对权力的行使比过去要小心，各种乱作为现象有所减少，政府加强了对权力的公开和监督，官员的工作作风比过去要有好转。这些是众多制度实施的结果，但反腐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本轮反腐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与它的特点有关。
特点之一，反腐由中纪委主导，权力上收中纪委，其他反腐机构参与，这避免了多个反腐机构互相掣肘，尤其是省一级纪委遭到干预的可能。以前反腐，除非是一些特定案件或者官员级别高的案件，由中纪委亲自抓外，基本是由省级纪委来主导，这无疑会使得一些案件受到干扰。但此次反腐，中纪委不但主抓中管干部，省级以下的一些大案要案，中纪委也亲自管起来，这大大减少了地方对纪委的干预。所以，本轮反腐常常看到，一个官员上午还出现在公众场合，下午就被中纪委的人员带走接受调查了。
特点之二，既打老虎，也拍苍蝇，但以打虎为主。老虎和苍蝇之分，是以官员的权力和级别来衡量的，权大，级别高的，谓之老虎，权小，级别低的，谓之苍蝇。当然，这里的权力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发改委的一个处长，级别不高，但因为他掌握要害部门，权力很大。一般来说，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属于老虎级别，而处级以下的官员则属于苍蝇。至于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则是大老虎了。由于本轮被打的老虎很多，苍蝇就不怎么受关注了。
特点之三，重点指向周永康贪腐集团。周是这轮反腐落马级别最高的大老虎，围绕着周，从外围开始，先剪其羽翼，再直逼核心，直至将其本人擒获。因此，周先后工作和主政的石油、政法、四川等行业和地方成为腐败重灾区。之所以选择周这只大老虎来打，除了其确涉腐败外，也与周在主导政法的10年里致使中国法治倒退有关，他应该为这种倒退承担责任。
特点之四，全面出击。本轮反腐虽然打虎重点围绕周进行，但也不是其他行业、地区的老虎就不管。中纪委可谓是哪儿有虎打向哪儿。除了上述三个重灾区外，江西、山西、云南等省也是反腐重点，尤其是山西，省委常委折戟过半。
特点之五，一些制度建设也在推进。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做报告时回答常委们的提问曾说，中纪委在每天公布案件，拍苍蝇、打老虎的同时，治本的系统工程已经启动。比如执行八项规定就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中央还在抓紧修改公务员薪酬、报销制度等，还有对裸官以及官员财产申报的有关规定等，都比过去严格。
反腐永远在路上
反腐在轰轰烈烈地展开，那么，中纪委有没有一个反腐的长远战略思考？目前的高压反腐是否能长期保持下去？反腐如何从治标转入治本？对这些问题，社会十分关注，也在观察。
从当下的反腐节奏以及王岐山在不同场合对反腐的讲话来看，中央对反腐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但对反腐的治标与治本的时间表划分可能不是很清晰，这大概要视当时的腐败状况和程度而定。王岐山曾多次谈到，中国反腐永远在路上，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反腐不会停止，除非腐败彻底清除，因为这关系到亡党亡国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反腐的治标永远在路上，任何高强度的反腐态势，时间过长都会出问题。
王岐山设想的反腐，要达到的是“不敢”——“不能”——“不想”。所谓不敢，靠的是惩戒，不能靠的是制度，不想靠的是教育，惩戒是用来治标，制度是用来治本，教育是用来固本，三者并用，但目前是以惩戒为主，让官员不敢贪。
从王岐山的这个解释来看，本轮反腐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用其本人的话说，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因此，反腐的第一阶段是治标，这也就是中央在这一阶段发起大规模反腐的原因：过去积累的腐败存量太多。在一个腐败无孔不入的社会里，必须有一场雷厉风行、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先把腐败的势头压住，否则，不足以让腐败分子有所忌惮，从而为腐败的治本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如果从十八大算起，治标阶段的反腐进行了两年，从效果来看，应该达到了不敢腐的目标。现在明目张胆，敢于顶风作案的腐败分子应该不多，接下来，反腐是不是还要保持和前一阶段同样的强度与节奏？社会对此存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高压反腐虽有必要，但鉴于这种反腐形式的特点，在治标已经取得实效的情况下，反腐应适时启动从治标到治本的转移，从目前的重惩戒转向重预防。而时间点就在现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现在就进行反腐模式的转换，有些仓促，恐怕会引起腐败的强烈反弹，因为制度建设之功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放松反腐力度会使得前期反腐功亏一篑。
治本要从基层抓起
笔者的看法是，目前这种反腐力度至少还需保持两到三年，也即在整个王岐山任内都应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打下众多老虎后，需要一个巩固战果的阶段，以防老虎们联手反扑；另一方面也是要给潜在的老虎们发出信号，对反腐不应存侥幸心理，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过去时。两年的高压反腐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要看到，这个成果是不是很巩固，是否存在反复的可能，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透露，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对这部分党员干部，就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这就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未来的反腐力度不减。实际上，在给政协常委做反腐报告时，王岐山就已经隐约透露出了这点，他说，总书记把反腐任务交给他时，他就明白，此事要管五年，也就是说，五年内都必须保持高压态势，治病树、拔烂树，强化“不敢腐”的氛围。
但另一方面，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不等于在具体的反腐方式方法上不可改变。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正如王岐山一再指出的，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与此同时，加大“治标为治本创造条件”的力度。治本是一个系统工程，过去两年出台的一些治本措施，如八项规定，报销制度等，严格地说，其治本意义不大，不能对腐败形成有力钳制，预防腐败，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治本中的外围措施，制度治本需要出台一些能够直接针对官员权力和财产的举措，让官员“不能”贪。所以，未来三年的反腐整体上还属于治标阶段，但要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加强制度预防腐败的功能。特别对基层来说，是如此，反腐的治本，主要体现在基层。这是因为，无论强度多大的拍苍蝇，是很难将基层的苍蝇拍完的。另外，从中国的政体结构来看，基层主要是执行，目前有一种说法，反腐导致干部不作为，虽然不能将干部的不作为算在反腐头上，但这确是一种事实，而干部不作为主要表现在基层。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观点，在目前阶段，高层治标，保持高压态势，以示反腐决心；基层治本，为反腐的制度转换做准备，并解决不作为问题。
反腐治标和治本的时间表安排，可以使每个阶段的反腐效益达到最大化。从战略本身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清晰的时间表，分阶段推进，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目标和重点。这样做的好处是，目标明确，避免力量分散，从而集中有限的力量，力图达到目的。反腐作为一项战略，自然也不例外。当然，时间表也是动态的，根据实际随时调整，但每个阶段大体有一个时间进度安排。从时间表的角度看，未来两到三年仍需对腐败保持高压，同时推进制度反腐建设，集中出台一批治权和限权的制度措施，标本兼治，两者并重；之后，再用两三年时间落实和巩固制度治本，这样，反腐就能进入一种新常态。
反腐与政治改革
治标阶段的制度防腐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反腐目的。如果反腐只是使官员不敢去贪，那可能就没有制度建设的动力，因为治本的制度建设是着眼于预防，要使预防起到作用，就必须对权力有真正限制。所以，名义上是为预防腐败的一些制度建设，实则具有限权特点，官员能否因为不去腐败而愿意限制自己权力，给自己套上制度枷锁，是要打问号的。从人的本性而言，不愿自我限权。要限权，就必须有更高的目标追求。因此，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央最终要利用反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笔者认为，这个目标不应是单一目标，而是一个目标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具体来说，短期最重要的是利用强力反腐，尽快树立中央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即立威。要想干事，干成事，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新领导人上台后，要想开拓新局面，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强势领导人。反腐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能够快速建立起领导人的权威。
反腐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改变党群、干群关系，重建党的群众基础。任何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由于社会上贫富分化的加剧，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官员腐败，导致执政党群众基础出现一定程度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进行了以改作风为主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同时强力反腐。腐败在滥用权力的同时必然会败坏党群、干群关系，腐蚀官员，导致执政党最后失去民心。所以，反腐既能遏制腐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干群关系，改善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这从群众对反腐的支持可见一斑。
反腐的第三个目的，从长远而言，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中国当下的腐败，不仅仅表现为单个官员的行贿受贿这么简单，而是已经形成了集团化、官商一体化的特点，这从已经被查处的几个腐败大案得到鲜明印证。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员将管治权力延伸到企业，企业领导则利用资本寻求政治代理人，甚至直接购买各种政治权力，双方把国家的管治制度变成一种合法的超级腐败的权力，官商一体，政治经济通吃，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个寡头，这就是中国当下的腐败状况，它比官员单个的贪污受贿严重得多。因为这种腐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还染指政治权力。故而，凡是不利于、有碍于此种腐败的，都是他们要反对的。最近十多年的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根源就是遇到了这些腐败集团的强力抵制。它们表面上以经济寡头的形式出现，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就是反寡头，只有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寡头都反掉，改革才能取得进展。为此，没有一个强硬而持久的反腐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反腐只停留在将一个个经济寡头打掉，而不是进一步改变背后的政治结构和生态，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实中的经济寡头一般都是国企，国企是一个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地方，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的保护。将腐败的国企领导拿下，虽然有助于改革的推进，然而，若不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改革审批和规制权，下放和取消政府不必要的权力，他们还是能够随意干预企业的。而要改革国企背后的政府权力结构，就不单单是个经济改革的内容，甚至也不是行政改革的内容，必然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进一步的对政治改革的推进，就不可能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对国企改革的力度还是很大。但从目前来看，国企改革的进展并不如意，很大原因在于，国企不仅仅是一个混改问题，而必须有背后的治理制度的重构跟进。四中全会作出了依法治国的决定，但真正落实这个决定，是要很长时间的。所以，反腐只停留在反利益集团，而不反背后的政治结构，将不彻底，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去反寡头；但一旦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又会遇到意识形态的阻扰，遇到党大还是法大等问题，如何处理它们，需要胆识和智慧。
反腐的制度建设
反腐的制度建设取决于前述反腐目的，尤其是政治改革。若政治改革的力度大，制度建设会相对完善。从应然的角度看，要使得官员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杜绝腐败，除了加强和完善执政党党内法规的建设外，还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严格厘清公权与私权边界，降低公权对经济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权力，压缩公权的自由裁量空间。边界以外政府无权插手，边界以内政府的运行也须公开透明。腐败滋生的一大根源是政府管得过杂过宽，政府通过审批、资格准入和价格管制等手段来调节和控制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要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就得削减政府权力，将一些可管可不管的事情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去行使，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范围，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为此，可考虑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信息公开法”“行政组织和编制法”等法律制度。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要解决的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问题、约束行政决策权；信息公开法则偏向将公权力活动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一项防范腐败的基础性工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既可以放在信息公开法里，也可以单独立法，但必须要尽快出台；而行政组织和编制法旨在确保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以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上述几项法律就是强化对公权力及其运行的制约。
二是激发外部监督，用法律保障公众对反腐的参与。反腐的制度建设，既需要顶层魄力，也需要公众参与。在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给公众提供了参与反腐的手段，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公众的反腐诉求，国家如何从制度上去满足公众的诉求，保障他们的反腐积极性。所以，有必要为民间反腐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一个制度平台，用法律去保障包括新闻舆论和网络在内的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
三是建立预算民主制度，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法定。预算民主指的是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等整个过程体现人民的参与和决定权。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其整个预算资金的支出都来自于纳税人缴纳的税费。因此，如果能做到预算公开，人民有权参与预算的编制和监督，即从政府预算上卡住政府之手，缩减政府规模，以及官员对预算资金的随意支配，那么，对转变政府职能，抑制腐败会起到积极作用。
四是整合现行反腐机构的职能，进行反腐机制的创新。要遏制腐败，反腐机构本身也要改革。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反腐机构，但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并没有使它们的作用都发挥出来。需要对反腐机构自身的职能和机制进行整合，改革权力监督体系，强化权力的制衡性，做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利益上实现分离，只有这样，监督才有可能。按照这样一个权力制衡的逻辑，当下党的纪委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应将目前的双重领导改为垂直领导为主，纪委的人财物不受制于地方政府，将大大加强地方纪委对党委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和约束。目前这一步正在迈出。其次，将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固定化和制度化。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中纪委的巡视制度，巡视在此轮反腐中功不可没，应该使之制度化、常态化。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最近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执政党一场输不起的斗争。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反腐，做到有立场、有目标、有重点。只有努力形成一种使当权者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必腐败的社会局面，整个社会才能清明起来、健康运转。
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必须穷尽一切办法反腐，做到有立场、有目标、有重点。只有努力形成一种使当权者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必腐败的社会局面，整个社会才能清明起来、健康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