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诺贝尔奖得主讲述他们眼中未来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乔治•A.阿克洛夫：全球变暖：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
人类通过故事（或叙事）进行思考。故事讲不好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20世纪20年代，美国业余语言学家及人类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记述了这种现象。他的正职是防火工程师。在工作中，他注意到火灾事故大多发生在加油站。沃尔夫将语言学与他的工作相结合，发现负责搬运油桶（这些油桶随后将用于运输汽油）的工人们会在他们“认为”的“空桶”附近吸上一根烟。
现在，类似的语言学现象已经让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困境。每隔几年，世界领导人就会聚在一起召开会议：里约热内卢、京都、约翰内斯堡、哥本哈根。他们做出了严正的声名，但全球变暖的行动再一次被甩到了一边。一方面，当今全球变暖的语言表述并没有激发出个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没有促使其政府采取行动。
我们讲给自己听的全球变暖的故事太过冷谈、太过谨慎。
一个简单的故事就能做到引人注目、真实可信。地球大气就像一张裹住我们的保护毯。来自太阳的能量可以穿透这张保护毯给地球带来温暖，而地球的大气温和地减缓了其辐射强度。
我们人类共有一个宝宝，那就是我们的地球。年复一年，不可阻挡地，保护在我们这个宝宝周围的大气毯越来越沉重。即便是消耗5加仑汽油的50公里短途自驾之旅，也会给大气增加100磅重的二氧化碳。以普通的美国家庭为例，这种没有恶意的行为每周会给地球的保护毯增加1,800磅重的二氧化碳。全世界所有家庭累计起来，通过我们对地球宝宝和保护毯的直观理解再加上一定程度的科学知识，很容易想清楚这个世界的气候极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暖和。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父母都会急于拯救这个宝宝。但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全球变暖的故事太过冷谈、太过谨慎。我们阅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宣言。我们尊重“科学家”提出的结论。科学家们已经用几乎完全一致的、富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传递了他们的信息，但科学的专业冷静却压抑了这样的声音。大约20年前的一次晚宴，我曾与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比邻而坐。因为不知道要和一个天文学家聊些什么，于是就提起了气候变化。当时他告诉我说：“目前我们还不确定人为气候变化会造成全球变暖。”
就科学语言来讲，他的话是正确的。一定程度的质疑中包含着适度的秘而不宣。但以公共政策的目的看来，考虑到人为全球变暖的极大可能性，这种慎重是不明智的。父母不会通过测量宝宝的体温来确定室内温度是不是过高；同理，对于全球变暖，我们需要一个故事来刺激采取必要行动。
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激情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为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政府有理由、有意愿采取行动。像任何经济学问题一样，人们对全球变暖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充分的认知。对抗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但仍需巨额费用）就是对碳排放统一征税；在碳排放量下降到理想水平以前，这项税收可逐步增加。最优政策还要求将研发补助用于减排方法的开发。
但全球变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碳排放无处不在，因此税收和补贴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每个国家必须将其作为自身义务欣然接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并团结一致。我们必须告诉自己要齐心协力。不管别人做什么，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什么？因为地球是我们美丽的宝宝。
因此，我们要面对两个难以忽视的真相。第一是全球变暖本身。第二是我们还没有讲述一个能够迫使我们对抗全球变暖的故事来。
作者介绍：
乔治•A.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IMF研究部客座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名誉退休教授，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其最新著作是与瑞秋•克兰顿（Rachel Kranton）合著的《认同经济学—身份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薪酬和幸福感》（Identity Economics: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Wages,and Well-Being）。
保罗·克鲁格曼：增加需求：尚未解决的危机
21世纪第二个10年走到半途，世界经济—至少是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从未想过会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首次遭遇持续的需求不足；人类的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我们拥有的生产能力。这本应是一个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一个曾经困扰我们祖父那一代人但不会卷土重来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回来了，而且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旧难以捉摸。
让我提供一些粗略的汇总数字。从《世界经济展望》（WEO）数据库中查找IMF的“发达经济体”产值总和，我们会发现2000—2007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GDP总值增长了18%。当时的经济规划要求在中期阶段应继续相似速度的增长。然而，实际上2007—2014年间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长将只有6%左右，相对于之前设想的上涨趋势而言产生了10%的缺口。
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丝毫没有做出调整，以应对巨大的持续的需求缺口。
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短缺的实际量应远远低于这个数值；据WEO数据库估计，当前发达经济体的总体产出缺口仅为2.2%。但若认为产出缺口的估计值较低就代表政策并未失败，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归根结底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实际能力低于产能多少。美国劳动参与率或英国生产力的显著下降是否具有长期性，还是具有周期性？工人们离开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工作机会吗？通货膨胀稳定性低就代表经济运营接近生产能力吗？还是由于工人不愿接受减薪，造成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和相应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低通货膨胀率之下呈现出平直状态？没有人知道答案—如果认为低产出和高失业率不可避免，而实际上它们可能仅仅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那将会是一个悲剧。
其次，生产潜力增长的实际跌幅与预估值相同，验证了所谓短期经济困境的强大的长期效果：随着时间的变迁，放任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有可能导致长期经济前景的严重恶化。这反过来说明维持足够的需求非常重要，不仅短期内如此，从长远来看也是一样。
因此，无论如何提高需求都应该是当务之急。不幸的是，据我们所知，自2007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丝毫没有做出调整，以应对巨大的持续的需求缺口。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和马克•沃顿（Mark Watson）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下降称为“大缓和”。在这个时期，我们以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已经得到控制。当时需求管理是委派给独立中央银行技术专家的任务，而财政政策只关注长期问题。但是，面对持续的巨大冲击，这种政策失败了。一方面，中央银行受到零下限的约束（即利率不可能为负这一事实），并对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有所担忧。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迅速使情况恶化。此政策受到了借贷双方不对称的阻碍—前者被削减，后者没有义务再增加，同时也受到政治内讧的阻碍。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欧洲和美国在比赛谁应对当前危机的能力更差劲；目前欧洲获此殊荣，但美国也没好到哪里去。
如果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一切将会多么美好，而且也许它们本来就是暂时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大缓和的稳定性以空前增长的国内债务和相对快速增长的适龄工作人口为基础，但这两方面并未得到恢复，而且目前几乎不存在政策转变的迹象。
因此，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持续存在。我们必须找到应对这种形势的方法。
作者介绍：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专业教授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马上终止这场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
未来50年内，世界不可能从紧迫的经济问题中脱离出来。任何国家的短期目标都可能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源和后果，应对或未能应对国民经济内部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对于富裕经济体来说，他们的目标还包括改变和调整以适应明显的技术与需求相结合的趋势，以便为处于技能/薪资范围的顶端和底端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但对于中端部分仍做得还远远不够。
然而，我要提出一个不是很深奥的问题，但它的确是一个问题：欧洲、日本和北美这样的富裕经济体现在是否已陷入所谓的可能并不短暂的长期停滞时期？我选择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这个困境的出口，成功应对更严重问题的可能性就会被大大降低。
回顾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 • 汉森（Alvin Hansen）的文章，他对长期停滞这个术语的解释是：国民经济（或其中一部分）的一种持续趋势—不仅增长缓慢，而且更严重的是国家的生产潜力很难或无法得到充分地利用。当年长期停滞的定义是，为投资者提供满意回报率的投资机会的缺乏。如今一般将其简单描述为，与生产潜力的充分利用相协调的实际利率为负值，且并非总能实现。
近年来，只有泡沫经济能够创造繁荣，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繁荣难以持续。
认为长期停滞在现阶段是一个威胁的证据何在？其证据包含两个部分。第一，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提出了最有力的论点—与繁荣美好的旧时代相比，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的增长将更加缓慢。他对人口的预测非常可靠，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本和劳动力效率方面的增长持有的悲观情绪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当前的信息技术浪潮无法实现过去的伟大技术浪潮（内燃机、电气化、城市化）在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产出/福利增长。即便缓慢增长在未来极有可能发生，但长期停滞的观点仍会持续存在。
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延续。人口增长（通过资本‘拓宽’）和技术进步（通过对新能力的需要）是保持私人投资回报率不会下降的主要力量，尽管资本强度仍在不断增长，资本回报却在不断下降。在增长缓慢的未来，储蓄仍将继续，回报率将会下降，私人投资的实力将会减弱。
另外，还有人认为近年的发展情况印证了这种悲观主义情绪。近年来，只有泡沫经济（网络、房地产）能够创造繁荣，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繁荣难以持续。看看当前的形势，在持续衰退正式终止五年后，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尤其是日本，已经具备全面恢复的能力（比如充分利用的能力）。无论如何，经济的这种长期疲软与长期停滞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也不完全一致。大部分个体需求的不足可直接追溯到建设支出的缺口，包括住宅建设和非住宅建设（这还会导致许多薪酬良好的工作机会流失）。其原因并不神秘。危机前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的经济体只剩下过量的房产和已被扰乱的抵押信贷市场。办公建筑和其他商用建筑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然而，目前形势仍存在一些迷惑。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尽管企业利润已非常强劲，但商业投资仅部分地从衰退中恢复过来。其结果正如布鲁斯金学会高级研究员马丁•贝利（Martin Baily）和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在其未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2009年以来，商业储蓄已超过商业投资。企业部门一般是净借款方，后来变成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净借出方。正如停滞假说所暗示的，这更像是对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一种反映。
我们得出了谨慎的结论（谨慎是一种时尚吗？），即这种停滞假设并不是确凿无疑的，但也不表示它就会长期持续。汉森的担忧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政府扩张洗刷殆尽。现在我们应该开始考虑恰当的应对政策了。
作者介绍：
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是麻省理工学院名誉退休教授，因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贡献荣获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全球经济中存在着众多紧迫的挑战，但对我来说，核心的、决定性的挑战是接纳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完成从二战后开始的融合过程。这样我们不仅有希望缓解大规模的贫困，还有可能为战后首次经历显著经济增长的85%的世界人口提供更多享受健康、丰富并具有创造性生活的机会。这种包容性的大规模扩展有可能成为本世纪的决定性特点。但要实现这种包容性，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包容性需要思维模式、应对政策及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改变。我们的目标是，在重大转变迫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戏剧性变化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发生改变的同时，尽可能让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带来全面的效益。
如能取得成功，此融合过程将在未来25—30年中将全球经济规模提高三倍—如果我们的基准是融合的初始阶段（即1950年）而不是今天，那么全球经济规模的增长倍数会更大。如不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调整就试行融合过程，将会导致增长速度迟缓并最终停止，甚至出现更糟的结果，即超越环境和生态临界点后的毁灭性失败。环境的可持续性对适应发展中世界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所有经济体都依赖有形和无形资产这个基础。在投资并允许这些资产缩减或至少持平的情况下，通常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一定的时间，但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知道自然资本是支撑全球经济的资产的一个重要子分类。对自然资本的投资不足不仅会降低增长的质量，而且最终会破坏经济增长，甚至会将经济增长推向负值区。因此，在朝向全球化可持续增长模式发展的过程中，当前对自然资本的测量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其次是分配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通过自动化、减少中间商及不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中的离岸外包，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力量正在减少或淘汰一系列岗位。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导致劳动力市场措手不及，失去了平衡；人力资本与发生转变的全球经济需求匹配不佳。加速恢复平衡状态几乎成为各地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的首要任务。即便恢复工作的进展速度比现在快，不平等现象依然会持续。
目前，对如何处理当下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衡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我们应该重点解决贫困问题，将其他问题留给市场效应来决定。另有一些人为彻底的输家（比如失业的青年群体）和责任分担问题而担忧，特别是在近期这种重大经济冲击之后。还有一些人把注意力放在绝对和相对的收益和损失上，并着重强调绝对收益和损失。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大部分社会（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的社会）都有共同的代际向上流动的愿望。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多种多样，其中许多国家的趋势令人担忧。
包容性需要思维模式、应对政策及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改变。
如果偏向技能的、劳动力和资本节约型数字技术像我们所认为的一样强大，这些技术将会显著提高生产率。由此产生的“盈余”应该用于生产并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表现并不明显，至少在高收入国家中如此。也许应该将其用于增加休闲的时间。或许我们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将会，或者说应该缩短。这样我们将需要采取更多的综合福利措施，应超出可记录的市场交易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如果就业模型保持不变，加之传统意义上大多数人口从事全职工作和少数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这种改变很难行得通。
提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国际协调性，将它定性为“一个失败的领域”是不公平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开放全球化经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危机条件下确实展开了合作，作出了至关重要的积极贡献。凭借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行为的日益了解，国际金融机构已为新兴经济体的贫困缓解和经济稳定作出了极大贡献，并显示了政策上的灵活性。
但这些机构的治理改革步伐非常迟缓，落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不断变化的相对规模和影响力。这就会破坏机构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进而破坏其政策协调能力。其次，伴随结果大都被主要的国内政策制定实体所忽略，特别是在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这些实体的使命要求其将关注点聚焦在国内。政策制定者好似在对独立网络的中心进行监管，没有考虑到这些决策的更广泛的影响力和反馈循环。
有效的超国家治理充其量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只要看看欧盟和欧元区就足以窥见以不断提升的全球化经济或网络依存性为依据的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所面临的难题。主权、身份和民主自决都是潜在的问题。
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生活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其规模更大，内在联系更紧密、经济质量和实力的分配更加公平，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与文化丰富多样。学习如何保证这段历程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公平性，对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及这些国家的公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难题。
作者介绍：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问题：经济应服务社会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主要冲突是经济制度二选一的较量：哪种制度能够为我们提供实现增长和繁荣的最好方法，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场争斗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结束。然而，一场新的较量现已露端倪：哪种形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看似取得了成功。美国通过一系列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向全世界推行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化。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是政府将市场从过剩中拯救出来。将政府作用最小化的尝试遭遇惨败，迫使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
在经济危机的余波中，许多人仔细研究了美国的经济制度。在25年里，美国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事实很明显，其经济制度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并不适用，只利于处于社会上层的公民。甚至其政治制度也受到了质疑：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引发经济危机的诸银行有能力抵制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对防止危机再次发生非常必要的改革，可谓证据确凿。民主不仅仅是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定期选举，而美国的民主成果看起来越来越符合“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
美国的政策是其不断加剧的高度不平等状态的根源。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认为高度不平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它只是二战后形势发生变化后的一个短暂的插曲，是战争带来的团结一致的结果。皮克迪肯定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过去的30多年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急剧增长，以及日益增长的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他预测这些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我认为这种不断增长的高度不平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并非是不可阻挡的经济力量的负面效果。有些国家的不平等水平相对很低—但经济增长却同样强势—这类国家的公民，尤其是收入处于下半段的公民，他们的生活状态远远优于美国的下半段公民。近年来，部分国家的不平等状态已明显缓和，比如巴西。美国的政策和政治是其不断加剧的高度不平等状态的根源，效仿美国的国家（如英国）也见证了类似的后果。这种不平等是由国家的伪资本主义—充斥着垄断和寡头垄断、政府向企业或富裕阶层提供津贴、对银行提供救助、公司管理中的缺陷，以及国家税法—允许最富有阶层将其款项转移到离岸避税港并且仅需支付远远低于应缴额的税款造成的。
IMF最近强调了这种不平等对经济表现的负面影响。在《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书中，我阐述了如何才能同时获得更强劲的增长、更大的稳定性和更多的平等，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不平等已经达到极限的国家。滴入式经济学无法发挥作用—美国的数据已充分显示出这一点。在多数不平等问题都来自于寻租行为（顶层组群私占国家资源的份额越来越大）和缺乏平等机会时尤其如此，这说明国家底层人口始终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潜力。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的伪资本主义是民主缺陷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可预测的，并且已经被预测出来。这种缺陷使经济不平等轻易地转化成政治不平等，这是一种恶性关系—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加剧强化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
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仅仅是抑制市场经济的过剩，还包括预防近年来金融机构表现出来的过度冒险、掠夺性贷款和市场操纵。这里所说的主要挑战是凭借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的竞争驱动型创新活动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创新活动不以占有国家收入更大份额为中心，也不以规避促使经济良性运转的法规为目标。不仅要确保强劲的经济增长，还要确保实现共同繁荣。此外，还需要确保经济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不是相反。当经济“增长”时—无论是关系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欧元的创造—需要大幅削减工资或全社会的共同福利，此时我们必须自问是否混淆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的国际政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民主进程真正代表普通公民的利益。打破金钱在政治中的力量并非易事。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经济和民主将会让我们大失所望。
作者介绍：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与布鲁斯•C.格林沃德（Bruce C.Greenwald）合著的《创建学习型社会：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途径》（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A New Approach to Growth,Development,and Social Prog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