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是推动科研智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当前，全球智库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研究范围广泛，从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扩展到全面参与服务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生态、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诸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知名智库，不仅在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它们超群的影响力，在多项战略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聚焦国内，一份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研究小组公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这份报告中，中国智库在数量上排名世界第二，地位较以往显著提升。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的水准尚不具备优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未来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成为我国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正表征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也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智库将成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智库将迎来发展的大好机遇，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智库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体而言，我国智库存在“小、散、弱”等诸多问题。①具体来说，我国的智库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面临着宏观制度环境不完善且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智库定位不明确、发展相对分散，智库成果数量多但专业化水平不高，智库政策阐释多而服务于社会实践少，智库创新能力欠缺、高端人才相对匮乏，智库机构数量多但国际话语权较弱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智库建设中存在一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决策咨询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为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决策咨询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我国智库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以中国特色为核心，顺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准确把握新型智库建设的内在要求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国内外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发展中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决策的难度和风险不断加大，因而，明智的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最全面、最深刻的改革部署，面对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智库在其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使得我们在改革中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好地着眼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而不是只注重眼前利益，更加关注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等等。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智库体系，但要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现代化新型智库，还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需要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中国特色”，二是“新型”。关于“中国特色”，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自此以来，“中国特色”的内涵不断完善，即要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把握政治方向，立足国情，服务伟大实践，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深入探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性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以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②所谓“新型”，即在吸取传统经验的基础上，要有国际眼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新型智库重在以服务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为目的，以国内外前沿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为重点，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以成果的应用与转化为评价标准，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重要节点能够提出重大理论概念和重大战略对策作为智力支撑，切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服务。
与此同时，在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全面提高对智库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摒弃以往求新求洋的片面认识，不能把智库理解为束之高阁、不切实际、只会纸上谈兵、不能真枪实战的虚幻之物。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准确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智库要注重战略性、系统性重大问题研究。智库研究要纵观全局、聚焦中心，既要关注重大全局性战略问题，又要抓主要矛盾，聚焦当前发展中面临的宏观问题，解决事关全局性的突出问题；第二，智库要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智库研究既要有理论前沿，又要有广泛视野，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积极开展调研，充分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同时，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在重要问题决策时要认真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不能盲目否定智库成果；第三，智库要始终保持良好的独立研究定位。智库应当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具有独立思考的学术研究品格，研究活动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确保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第四，智库要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要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积极推进智库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决策咨询国际化，增强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要切实担当起“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的重任，真正发挥智库作用，让决策者“相信”，让民众“信服”。
二、明确定位，找准智库在政府、社会与人民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完善和优化智库顶层设计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坚持服务理念，明确智库定位，实现服务政府、服务社会和服务人民的统一。高水平的智库建设要在政府、社会和人民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实现在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同时，能够引领社会舆论与思潮，并服务于人民的切身需要。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近些年来，我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智库。据科技部办公厅对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智库的数量是2408家。③当然软科学机构并不完全等于智库，因此，我国的智库数量可能远不止这些。当前，我国智库主要由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组成。官方智库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导的研究机构，包括各级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室、研究院或研究中心以及社科院等；准官方智库主要指官方和民间合作的研究机构，如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等；高校智库是指各个高校创建的一些研究性机构，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民间智库主要指由社会资本投资的研究和商业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等。这些智库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为国家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但我国智库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总的来说，在智库建设和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官方、准官方智库发展相对较好，高校智库定位不明确，民间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具体到各个领域和部门，智库发展中还存在分散重叠、部门和区域分割等现象。以官方智库为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有各自的智库研究机构，由于缺乏相应的协作机制，各机构之间交流有限，导致重复研究、封闭研究，不利于智库建设的整体发展；又以高校智库发展现状为例，存在力量小、数量多而分散和重复研究等问题，各个高校为了争取相关利益与声誉，积极创建各种智库机构。但由于高校相关智库成果评价体系尚未健全，不但分散了高校学术研究的能力，也影响了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加之部分高校智库研究成果可操作性较低，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着力破解智库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要定位准确、任务分明、管理科学、协同创新，积极推进各层面、各领域、各类别智库的建设；要发挥各个智库的自身优势，改变只服务于政府决策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各类智库齐头并进，激发创新活力，形成研究合力；同时，强调专业化和精细化，根据自身实际，服务国家需求，凝练主攻方向，形成自身优势和行业特色，避免大而全，小而散，避免同质化和单一化，充分利用官方、准官方、民间和高校智库等各层面组织，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且有竞争的多元发展格局和智库新体系，达到服务政府、服务社会和服务于人民的有效统一。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思考：第一，加强整体规划，正确处理好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与民间智库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挥不同类型智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官方智库应当致力于做领导人的得力参谋；准官方智库致力于搭建政府与社会的桥梁，专挑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研究；高校智库要发挥自身优势，重视数据库建设等基础性和长期性问题等研究；民间型智库的作用在于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民主协商的多样化。第二，实现全局性智库和专业性智库的协同发展。全局性智库主要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进行全局性问题的研究，专业性智库可以选择具体的中微观的热点问题研究，也可以突出地方智库的特殊优势，因地制宜，科学作业，从实际出发为各地方发展提供个性化智力决策支撑。第三，根据研究内容分类，实现智库精细化发展。按照研究内容，智库可以细化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科技等多种类型。目前，我国经济类、政治类的智库发展良好，今后应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文化类、生态类和科技类等智库的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强有力的决策服务和智力支持。
三、推进广泛多层的组织创新，积极探索旋转门制度，形成官产学研并存、大中小协调发展的智库建设新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具体而言，推进广泛多层的组织形式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体现，也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现广泛多层组织形式的源泉和动力。强调创新，尤其是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至关重要。当前，在我国数量繁多、种类复杂的智库中，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智库占据主要地位，其他类型诸如准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也多数围绕政府的需要而进行研究，失去了智库原本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未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改变以往传统的组织形式，实现从分散到集约、从封闭到开放、从单兵作战到联合攻关的转变，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和跨国界等优化组合，不断激发智库创新的活力。
以日本智库发展为例，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一是自主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很强，研究人员充足，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一般不需要聘请机构外的其他专家学者协助调研，如三菱综合研究所；二是主从型。这类智库有一定的研究力量，但由于知识结构和机构其他方面不够完善，需要聘请机构外其他专家学者协助研究，如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三是协调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在研究过程中只起到组织、协调的作用，如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综合来看，以上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智库，几乎囊括了现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论大小，各自发挥相应作用。④
我国应探索不同组织形式，深化智库在现代化发展中对各类不同问题的研究，覆盖整个社会，形成研究合力。借鉴国际经验，依照客观条件，把握智库自身发展的规律，实现智库形式多样化。第一，努力形成官、产、学、研智库并举，避免一方独大。继续保持官方智库的重要地位，积极探索高校智库的发展形式，推进民间智库和准官方智库的产业化发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应当把智库产业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培育，选择一些发展基础较好、有较高知名度的智库进行市场化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第二，根据国情，在设立高层次、大型智库的同时，重点发展中、小型智库。不同层次的智库应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特别要注重“地方问题”的调研。目前，我国部分部门已经在相关领域开展了智库新形式的探索。比如，在科技领域，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该机构由北京市政府、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共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为执行秘书长单位，负责协调机构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机构办公单位设立在北京师范大学，负责日常的研究工作。该机构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传统的事业编制模式，探索出一条“小核心、大网络”的运作模式，实现了文理交叉型智库建设的新形式，有效整合了多方资源；第三，建立健全智库“旋转门”机制。积极借鉴国外智库发展的经验，让智库成员的身份不断转换，鼓励官员以多种方式进入智库，强化智库决策研究和咨询服务的实效性，打破各类智库之间闭门造车、重复研究等问题。比如，借鉴日本采取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
四、加强法律法规保障和智库评价管理，保持智库相对独立性，不断创新智库管理的体制机制
独立性是智库的核心属性。就我国而言，由于智库缺乏组织和财政上的独立性，导致我国智库从为党政机关决策咨询提供智力支持，转变为党政机关的政策阐释者。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的作用，但需要重新思考智库在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过程中如何保持相对独立性，而这又与科学合理的运作管理体制机制存在必然联系。
欧美国家实践证明，开展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最为关键的是保持智库自身观点的独性立，研究过程与结论不受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确保其政策建议和观点的客观性。以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为例，它是德国六家公益性政党基金会中最大的一家，主要依靠相关政党在联邦议会中的选票份额而拨付的公共资金，与相关政党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但是，德国宪法规定，它必须保持超越党派政治的立场，保证机构在观点上的独立性。那么，该机构如何服务决策呢？它通过基金会成员的专家身份为辩论提供专业知识，进而在德国社民党的正式纲领辩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⑤同样，美国智库在管理运作模式中也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和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得到政府的资金资助，甚至吸纳了不少曾经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但是，美国智库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均不受制于政府。当政府部门需要咨询服务时，一般采用招标方式，委托智库自主进行研究，咨询人员和咨询机构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利害关系的左右，仅凭借自己的信息资源和智力判断来获得客观的结论。⑥美国智库的独立性保证了智库服务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当然，即使有欧美国家的成功实践，智库的独立性也是相对的。事实上，即使是欧美国家的智库，形式上也很难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智库的发展需要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作为经济后盾，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资助并非完全是公益性的无偿资助，而是通过智库的贡献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舆论，以维护其根本利益。因此，我国也应考虑到这些因素，否则，智库将无法持续发展。⑦
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对智库的管理比较滞后，独立性也比较差，这也正是我国智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时，要积极创新智库管理的体制机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独立性关键在于确保智库必须服务政府、服务社会和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实现其特殊利益或服务于特定的利益集团。为此，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法律法规。对智库发展的各项管理等进行法律规定，以保持智库的相对独立性，如明确规定资金支持者不能干预研究结论、对于“不负责任”的智库及其专家予以责任追究等；第二，要加强智库人员、科研管理和成果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和管理模式。智库研究人员结构要合理，严格把关研究人员的录用，使得资深研究人员和青年研究人员并存，在研究项目多、资深研究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青年研究员压担子，促使他们尽快成长；在管理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尊重研究人员的个人创造性；在科研及成果管理上，不断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方法，建立项目咨询招标和采纳制度等，形成“政府-智库”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机制；第三，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智库评价体系。在官方智库方面，重点关注政策实施的评估，形成合理的智库评价体系。官方智库可以借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实行的请外国同行匿名评审的方法，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其他类智库要建立一套适应自身特点的智库成果评价体系，积极利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衡量和评价智库研究成果。
五、提高智库成果质量，推动决策咨询国际化发展，不断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点，需要各国智库协同创新，共同面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将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越来越需要具有开放、包容意识的智库提供决策支撑。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150家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第17位，较上年度报告排名提升了11位。但在分类排名中的优势不明显，比如，在有关国际发展事务的全球80个顶级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第21位，名列其中的美国智库的数量是中国智库的15倍。⑧而且与全球顶尖的智库相比，中国智库成果的水准还有待提高，多数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仍然较弱。
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是全球最为著名的智库，其宗旨是“质量、独立、影响”。“质量”是学会发展的基础，而“影响”则是学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布鲁金斯学会因其严谨的研究和各种活动而闻名。该学会经常通过与媒体互动、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鼓励研究人员积极参加全球各种短期培训项目等方式来建立和不断扩大其影响力。⑨
未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提高智库成果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决策咨询国际化发展，逐步扩大智库的国际影响力。第一，面向世界，实施智库研究“走出去”战略。根据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通过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开展合作，构建全球研究网络，提升本土智库的研究层次，不断提升研究能力和国际知名度。第二，立足中国，定期举办高层次的全球智库研讨会，邀请国外著名研究人员来访，就智库自身建设以及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合作研究，不断加深国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提高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第三，打造中国智库品牌，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学习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双月刊等，定期出版刊物和开展特色研究项目，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广我国的品牌智库。第四，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扩大智库公共影响力。如通过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介、网络等电子媒介，引导舆论助推智库提升影响力，使得智库成为媒体获得政策信息和评论的权威来源。
注释：
①资料来源：2013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教育部主持召开的“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喻新安、陈明星等：《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7日第B06版专版。
③资料来源于由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11年共同调查完成的《2009-2010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
④刘少东：《智库建设的日本经验》，《人民论坛》第37期总第426期，2013年12月20日。
⑤李文良：《欧盟区智库发展特点及启示》，《人民论坛》第37期（总第426期），2013年12月20日。
⑥许共城：《美国智库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学习时报》2013年3月11日第6版。
⑦周琪：《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一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人民论坛》第37期（总第426期），2013年12月20日。
⑧郝时远：《中国智库在全球智库排名中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18日第B06版。
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http://www.brookings.deu/.
参考文献：
1.柏晶伟、吕红星：《打造中国民间智库旗舰—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8月1日第1版。
2.高尚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全球化》2013年第10期。
3.胡鞍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10月。
4.《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教育报》2013年10月16日第8版。
5.徐晓虎：《智库是什么——关于智库研究的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
6.姆斯·G·麦克甘：《中国智库：政策建议及全球治理》，唐磊等译，《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