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中提到，要加强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更要强调知识的集成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有助于将不同人的思想加以集成，形成较强的系统性、操作性、针对性政策建议。站在国家的角度，在涉及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战略决策过程中，智库所提供的各种相关政策建议应予以重视，并作为政策储备择机纳入决策系统。
一、中国智库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了大约1/3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特别是从当前形势看，中国不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且在G20峰会、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WTO、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重要国际合作平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日益复杂多变。寻求解决复杂问题的答案，单纯依靠传统的经验与固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够的，既不能够仅仅依靠“师爷式”的指导，更不能停留在“历史经验”式的研究上，而更加需要集中相关智慧，进行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把握事物的规律和可能的运动方向，做出科学的应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未来中国的全面改革已经做出了顶层设计。据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本身就集中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的建设性意见。而作为智库，针对顶层设计的实施不断提出科学意见应是责无旁贷。因而，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建立一批高水平智库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应是当务之急。
近些年来，中国对于智库的发展建设日益重视，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大专院校以及社会独立研究机构有了较快发展，但整体来看，中国智库发展与其所处国际地位明显不相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截止到2012年，全球共有6626家智库，其中中国有426家，占6.2%，中国的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1828家而居世界第二位。目前，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全球总排名中位居前5名，而这些国际上的知名智库在各自领域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在全球前100名智库中，中国占其中的6个位置，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与国际上著名的智库相比，中国的智库建设还任重道远。尽管在智库的数量上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但要看到，中国的智库很多是由政府部门创办的事业单位，机构庞大，下属单位和雇用人员较多，并附有众多的研究中心与院所。严格来说，其中不少单位仅对外自称智库，研究人员的独立创新思维和成果并不多，更多是按照上级领导部门的意图做一些撰写文章、规划稿、调查报告等“研究”工作，很少能够推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原创性思想。而多数文章是在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和寻找理论依据，有的甚至有些牵强。由于中国的智库建设起步晚、发展水平较低，在重大问题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也不够，更多体现在为决策者的意图背书的作用，或者仅仅是为了图“科学决策”之名而走形式。这种状况不仅无益于解决科学决策问题，反而容易形成自娱自乐、于事无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斗争的日益复杂化，科学的中长期战略思维和短期的应对措施以及恰当的反应，其效果如何已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利益和竞争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广泛借鉴国外的智库建设经验，建立更加有效率的高水平智库。
中国的智库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分步推进，突出重点。在支撑智库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应当将智库建设的重点集中在“国家利益”方面，宁缺毋滥。从国外的经验看，能够担当国家级智库角色的机构，主要是一些咨询公司、基金会、社团组织、科研机构、大学下属研究机构、跨国公司下属研究机构等，但反过来看，这些类型的机构并不都有机会成为智库。如果将智库形容为“智慧仓库”的话，那么，产生智库的这些机构则可以被视为搭建“智慧仓库”的基本要素。
在强化中国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国外智库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迄今为止，中国在智库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表明，现阶段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而且有太多的研究员在做枯燥的统计分析工作，而这些因素制约了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和创新能力，不利于科学决策以及在国际社会获得话语权。与此同时，中国智库发展也应注重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也就是说，在政府的诉求和迎合民意之间求得平衡。上述问题恰恰说明，中国的智库建设需要借鉴国外经验。
固然，强化中国自身的智库建设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但针对国外做法的借鉴也应当有所选择。即使不带有偏见，国外对智库的评价标准也与中国的标准不同。众所周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参谋作用，但由于在行政上隶属于国务院系列，因而往往被国外看作是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机构。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中排名第一位，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榜的中国智库中仅列第6名。事实上，国外的智库也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智库，而即便是成功的智库，其经验也不一定完全都适合于中国的智库建设，有些做法和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些则只能够加以局部性借鉴或者需要进一步加以调整改进。
二、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模式
毋庸置疑，中国已处于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关键发展阶段，战略思维的定位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及理念的调整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从“顶层设计”的需要出发，未来中国的智库建设更需要立足于现有国情及其未来体制机制的变化取向，有重点、有选择、有变通地借鉴国外智库的成功经验。具体来看，未来中国在智库建设方面，针对国外成功经验的借鉴重点将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为谁服务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既要解决好服务对象问题，又必须确保研究成果的相对独立性。任何科学成果、战略研究都涉及服务对象问题。美国智库的存在及发展，首先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所以，中国的智库发展必须认同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最高宗旨，否则，就不是称职的中国智库。在现实中，是否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研究，那是态度问题，但在当前国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研究工作的选择应该是明确的，即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针对难点和热点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则成为必然的选择，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服务对象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更要根据需要体现出原创性的创新思路。从这个意义上，陈云同志曾经讲过，要“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而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模式和方向恰恰要服务于、服从于“只为实”的取向。
作为国际上著名的战略咨询智库，兰德公司的客户除了遍及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还广泛分布于各种非政府组织。固然，兰德公司十分珍惜这些客户资源，但主要依靠提供有独立公平见解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来“珍惜”客户，而不是盲目取悦于客户。实际上，兰德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商业关系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向选择关系。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兰德能够讲真话，无论这个真话对客户有利或是不利。花钱雇兰德的客户要准备接受这种可能，就是兰德的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兰德公司的做法虽然也会失去一部分客户，但确保了其研究成果的独立性，故反而提升了兰德公司在咨询业中的地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即使以“皇家”冠名，但仍对外标榜为独立、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
其次，要坚持“智”和“库”并举，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在打造中国智库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强化“智”的发展，又要注意“库”的建设。即在专业人才培养、智慧的积累和形成思想的交流和升华，是智库的必备因素。如何形成从知识到思想直至智慧的转换、升级至关重要。要清楚地认识到，知识是一种工具，不代表任何观点和思想。只有把知识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通过人脑的思维才会形成思想，而思想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仅是人们对存在问题的主观看法和分析，解决问题需要的是人们的智慧。通常人们将能够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和运动方向的人称为智者，就是这个道理。智库就是要通过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在重大问题的预判、决策、预警、应对以及事后评价过程中，体现出其不可替代作用。相对而言，韩国经济崛起先于中国的时间不长，韩国在智库发展上的模式与经验更适合中国借鉴。在韩国经济崛起年代以及当今经济转型时期，韩国发展研究院(KDI)之所以能够在历届政府重大决策形成过程中获得很大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平时的研究积累，特别是在超前性研究上所进行的大量投入，在韩国政府及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智库建设更要突出“库”的一面，不仅要贴近各类服务对象的需求，而且更要超前于服务对象的需求，通过在人才、信息和成果的储备方面投入更多力量，形成大容量的智慧产品“仓库”，为发挥好智库的“外脑”作用备足资源。从美国的智库模式看，一些著名的智库除了资金雄厚与设备先进外，人才资源储备也是其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如著名的白宫智囊人物，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卿基辛格就曾供职于兰德公司。美国前任总统林肯、格兰特、麦金莱以及克里夫兰，都曾工作于邓白氏集团信息服务公司。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刚卸任就立即签约，服务于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
再次，进一步淡化智库的官办色彩，重视并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目前来看，中国的智库更多是政府部门下属或挂靠的事业单位，如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学会等科研机构。有些智库虽然名义上不属于政府公务员管理系列，但在人员、资金等方面缺乏独立于政府部门的自主性，有些智库甚至被认为是政府部门安排剩余人员的机构，因而带有较浓厚的官方色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民间智库只占5%，而这些机构一般很小，难有影响力。由于绝大部分智库都是官方、半官方背景，这些智库在针对公共问题提出建议过程中难免有“吃人嘴短”的嫌疑。事实上，国外很多著名的智库都是非政府组织，并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在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度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全球第4位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其观点对美国制定战略和对外政策有一定影响，但该中心主要得到的是以洛克菲勒为首的石油财团的支持。当然，国外的这些民间智库之所以能够“活得好”，除了自身较高的管理水平外，更需要适宜的生存环境。不难看出，要想发挥好智库的“外脑”作用，就必须使智库的结构多元化，为民间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
最后，中国的智库建设不仅要立足于贡献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要高度重视研究成果的推广。目前来看，国外的一些智库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其地位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对这些智库的高度认可有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居榜首，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这家智库所能够提供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但其研究成果的扩散方式也值得认真探究。一方面，布鲁金斯学会采取人际传播方式进行研究成果推广，亦即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个人关系网。另一方面，学会在推广学术成果过程中也采用组织传播方式，亦即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的公开论坛，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公布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学会还采取大众传媒方式进行成果推广。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对于中国的智库而言，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原原本本复制布鲁金斯学会的三种传播方式或其他做法，要追求“神似”，而不是简单追求“形似”。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智库建设需要根据国情，扬长避短，加快形成适用于自身特点的推广模式，逐步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和坚实竞争地位的中国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