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英国进行了新一轮的大选。保守党获得650个席位中超过半数的席位，卡梅伦连任成功。如何评价卡梅伦政府过去5年的工作？英国经济能走出衰退，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的原因是什么？英国政党政治小党崛起，并呈现碎片化的原因是什么？苏格兰民族党在这次选举后成为第三大党，会否加剧苏格兰的独立倾向？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的杨芳研究员。
英国经济一枝独秀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2010年大选后，是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组阁，你如何评价卡梅伦政府过去五年的成绩？
杨芳：作为战后英国的首个，英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联合政府，卡梅伦政府可以说是成功的。2010年大选后，在经济危机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当时的英国社会对这届联合政府能不能保持稳定，并带领英国走出危机是很怀疑的。五年执政下来，不仅政权稳定，政策连续，且在2014年，英国经济增长高达2.6%，连续7个季度保持增长，在发达经济体(G 7)中一枝独秀。在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通胀率也控制得很好，失业人数在去年底低于200万，降至6.0%以下，是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英国吸收外资直接投资的数额也高企，截至2013年，存量就高达万亿英镑。虽然减赤的目标没有达到，但英国取得的经济成绩是得到了IM F以及国际社会的肯定的。所以这次保守党在大选中，也一再呼吁选民，要将目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延续下去。
但也应客观地看到，英国的一些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提振英国民众的信心、国家的凝聚力以及对外影响力上，都做得不够。甚至在国家凝聚力上有式微的表现，比如在去年出现了历史性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尽管公投的结果是苏格兰留在了英国内部，但无论从民调还是从苏格兰民族党的影响力来看，苏格兰独立的势头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呈现了上升的势头。
同时，也是在这届政府任内，英国社会的碎片化也在加重。首先体现在主流价值观式微，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极端化、民族主义盛行与排外情绪上升。民众对主流政党与所谓社会精英群体失望。“情报门”、“骗补门”、“窃听门”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精英群体的信誉坍塌、权威丧失，英国整体的社会凝聚力在下降。
而在对外影响力方面，经济危机后，英国外交以“拼经济”为主，全球影响力随之收缩。同时，卡梅伦提出了脱欧公投方案，英国国内也在不断进行激烈的脱欧辩论，英国在欧盟地位日益边缘化。
南都：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的下降可能是由英国的治理机制和经济实力决定，而不是卡梅伦政府或英国一个保守党能够做到的。回头看，英国走出了经济危机，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的原因是什么？
杨芳：应该说是卡梅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起到了作用。这里主要包括“有选择”的财政紧缩政策、货币宽松政策、相应的税收调节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造和福利制度改革等提升英国竞争力的政策。
卡梅伦政府认为不能再延续工党政府“保姆式”国家，高福利、养“懒汉”的做法，因为英国的财政已经难以为继。上台伊始，他就宣布了800多亿英镑的财政紧缩计划，削减预算，减少政府公共开支。其福利改革延续了撒切尔政府时期的改革政策，由福利取向型转向市场取向型，由普遍性原则转向选择性原则。在绝对量上降低了英国的福利水平和财政支出，减少政府的责任，鼓励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重点是针对各种适龄工作群体，把原来的多种福利金，如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住房补贴、儿童税收抵免等各种福利金合并为“统一福利救济金”，总量封顶，并辅之以“再就业计划”，将福利待遇与再就业直接挂钩，进行就业培训和鼓励提早就业。
在进行这些紧缩的同时，也配合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2009年3月起，英国央行正式启动量宽，通过购买资产来增加经济中的货币流动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借贷。2013年，加拿大人马克·卡尼就任英国央行行长，推出了“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宣布在通胀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维持超低基准利率和量宽，直至英国的失业率降至7%。
南都：在提升英国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方面呢？
杨芳：卡梅伦政府也推出了诸多提高英国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包括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逆势而动，大力宣扬英国的自由贸易立场，保持英国市场的开放。为保持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构建人民币业务的“西方中心”，发行伊斯兰债券，成为西方独一无二的“伊斯兰金融中心”。调节税收，卡梅伦雄心勃勃地宣布打造G 20内最具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公司税由2010年的28%降至2015年的20%，提高小额投资的免税限额，对现金和股票收入不收任何利息税，宣布废除对储蓄的征税政策等。又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比如“企业财务伙伴计划”等，助力企业发展。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在水电路网和能源结构调整中，引入私人企业和外国资本，促进经济发展。
保守党议席为何能过半
南都：尽管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之前布朗首相的工党政府，卡梅伦政府可谓成绩斐然，但为什么赢得如此辛苦？
杨芳：保守党和卡梅伦政府虽然实现了英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但应当看到，为了走出经济危机，英国的民众承受了收入下降，福利削减等“紧缩之痛”。英国国民的收入，实际工资一直大大低于危机前水平，而且下滑时间之长为半个世纪以来之最。虽然卡梅伦政府将英国经济带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健康发展轨道，而经济增长的红利才刚刚开始惠及民众。直到2014年底，英国国民的实际工资才实现了1.4%的微增。也就是说，在保守党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选民承受更多的是紧缩政策带来的社会阵痛，包括裁员和削减福利。
南都：这次参加大选的主要有7个政党，但主要的，也是传统的英国两大党，保守党的卡梅伦和工党的党魁米利班德各自提出的竞选政策重点是什么？
杨芳：在削减财政赤字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大方向上，两党没有大的分歧，但政策选择明显不一，基本是各自延续两党多年的传统。卡梅伦当然要打“经济业绩”牌，声称已经踏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他主要还是延续过去5年的经济政策，强调市场要在英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削减福利并使得政府补助更有针对性。而在对欧政策上，卡梅伦已经承诺，假如保守党获得多数票，他将重新就英国作为欧盟成员的条款进行谈判，并在两年内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
米利班德的竞选政策也基本延续工党左翼的传统，更强调社会的公平性，声称他才能代表工人及底层阶级的利益，要提高工人收入，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税收和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角色，比如要求恢复高收入者50%的所得税以及征收豪宅税等。同时在欧洲政策上，米利班德是亲欧派，坚决支持留在欧盟内部，并承诺要恢复英国在欧盟领头羊的地位。
政党政治碎片化加剧
南都：在英国的政党政治传统中，一直是工党和保守党两党独大，轮流坐庄，但近年来，其他小党开始崛起，或者说政党碎片化有加速的趋势，原因是什么？
杨芳：英国大选所反映的政治乱象与不确定性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起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最为深刻的源头，由此而带来的英国社会生活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2010年大选或2015年大选，而可能是整个英国政治生态。而从现实来看，两党政治的式微也反映了英国政治的体制困境。卡梅伦在牛津大学的导师、现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政府学教授波格丹诺认为，英国“早期宪法和政治形态与当今社会和经济现实之间差异日益扩大”。英国《金融时报》专家菲利普·史蒂芬斯也指出：“当代英国的政治体制和宪法规则无法适应现代世界。”在这样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下，日益松散的英国社会，赋予了苏格兰民族党与英国独立党崛起更为广阔的空间，而无论是前苏格兰民族党领军人物萨尔蒙德还是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他们的成功，都是“草根”的胜利，他们在大选中“攻城略地”，也正是对主流政党绝对优势地位的直接挑战。
南都：此次大选后苏格兰民族党获得56席位，在英国议会地位明显上升，成第三大党，这将会对英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加剧苏格兰的独立倾向？
杨芳：苏格兰独立问题由来已久，但在英国国内，苏格兰的独立运动一直比较边缘化，进入20世纪后略有升温，但其主要诉求是增加北海石油收益和扩大地方自治权，而并非真正“独立”。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赢得地方议会选举后，“苏独”才逐渐变成了对英国主流政治的现实威胁。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启动权力下放进程，企图借权力下放遏制“苏独”，稳住苏格兰的“票仓”。苏格兰议会的首次选举于1999年5月举行。苏格兰民族党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历史机遇，逐渐走向了苏格兰政治的中心舞台。2007年是苏格兰政治发展关键的一年。在当年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以一票之微弱优势击败执政多年的工党，赢得129席中的47席，由于没有取得绝对多数，而组成少数派政府执政，正式执政苏格兰。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乘胜追击，以一敌三，战胜工党、自由民主党和保守党三党，取得69席的绝对多数，继续执政。党魁萨尔蒙德遂表示，将五年任期内完成“苏独”公投。2014年9月18日，英国苏格兰地区举行了有关是否独立建国的全民公投，结果显示，“反对独立”一方以55.3%击败“支持独立”一方，苏格兰仍将留在英国。“公投”结果维持了英国国家统一，但苏格兰民族党也在所谓的“公投”造势中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这直接导致其在此次大选中“异军突起”。苏格兰民族党作为“苏独”代言人和主力军，其传统影响力主要在苏格兰，而其在英国议会议席的大幅增加，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突破，也势必进一步推升“苏独”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