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年底，在胡适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明手法”，欲擒故纵，使自己在最后一刻入选上海一家周刊评选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后，他志得意满地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报喜。“成功这样容易”，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颇有些飘飘然：“那就好像一觉起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一样。”
1917年回国后，短短五年间，天赋异秉的胡适已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写新诗，便是风靡一时的《尝试集》；做研究，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到三十岁，便已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此暴得大名，唯有当年的梁启超可与之相媲美。但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骤然享有如此过当的名气是很危险的”。明末陆桴亭曾评价王阳明道：“吾恨其聪明多。”回看胡适的一生，亦可谓聪明太多，反受其累。
恨其聪明
读过江勇振的系列传记《舍我其谁：胡适》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的读者，会发现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的体裁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部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安排章节；第二部则以问题为导向，每章各研究一个专题，相互独立。这是不是体例不一呢？其实作者的匠心便蕴于此。1917年前作为学生的胡适，事迹相对简单，便于线性叙述。回国以后，感情、学问、事功不同方面皆大放异彩，再以时间为顺序不免混作一团，治丝益棼，分开叙述则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而且，江勇振非常热衷于反驳前人的错误观点，专题式体裁能够给作者足够的空间，将对手挨个挑落马下。
在序言里，作者便火力全开，批评以往的胡适研究大多都是在炒冷饭。因为他们太相信胡适在书信、日记、回忆录里的一些“夫子自道”，不加辨析，“跟着胡适起舞，亦步亦趋”，陷入了“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殊不知胡适一辈子有“偷关漏税、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所以除了读胡适外，还要读胡适当年读过的书，在资料占有上超过或至少与他齐平，才有资格研究胡适。至于在大陆学者中流行的拿胡适作为针砭当下的工具，指桑骂槐，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的影射史学，更是歪曲事实，须一并廓清。
在第一部里，江勇振指出：胡适虽然一直自称实验主义者，但他的治学根基实乃实证主义；留美期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克雷登（James Creighton）教授，而非哥伦比亚的杜威（John Dewey）教授。胡适继承了康奈尔客观唯心派教授的哲学观点，其名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从杜威的角度来说，“犯的是一种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
余英时曾认为，1914年时，胡适虽然“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若以江勇振的新研究结论来看，这绝对是未精研实验主义便下的错误判断。不要说留美时期，就是在回国后的前几年，胡适都未入杜威之堂奥，直到1919年与李大钊等人辩论“问题与主义”时，才真正跨进了实验主义的门槛。
胡适自称有考据癖，他的假设与求证实不出乾嘉诸儒之矩矱，只不过安上了舶来的“科学”、“实验主义”名号，来迎合当时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风气罢了。这是他不愿抛弃“用结果成功来定义实验主义”成见的根本原因。但杜威不会同意将结果是否符合假设来作为真理的终极标准，因为就连选择和发现“事实”的过程本身，便已掺杂主观思考的因素了。所有用于“求证”的事实，都是有弹性的，是“经过人工处理的”——思考在经验的疏导下，不断地在不同观念间比较、选择、实验，这种“无休无止地思考问题的状态”才是实验主义的真谛。
胡适经常在不注明来源的情况下，一面挪用、加工杜威（以及赫胥黎、易卜生、穆勒等人）的观点；一面又不时夹带自己的独立见解。江勇振说：“胡适的胆子之所以大，就在于他知道没有人会去读杜威的原书。”没有人会挑战他对实验主义的了解，此时他的名气与地位“已经到了他无须担心被怀疑、被验证的地步。”
利用国内对于新理论的反应速度比欧美学界慢几拍的时间差，用一种“创造式翻译”的灰色方法做出“成果”，今天的很多中国学者，仍然在沿用当年胡适的办法。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先秦名学、禅宗史、红学等领域所做的研究，其原创性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胡适“聪明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对西方理论采取彻底改写的方式，经过一番巧思后，再以洗练、优美的文笔出之。由于文章精彩，且紧扣当下，他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版税收入在全国数一数二。
即使不算丰厚的稿酬收入，单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拿的280元丰厚月薪，在当时就足以养活北京的五口之家三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年龄只比胡适小两岁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元，勉强维持生存罢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1937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苦涩地回忆道：“我的职位是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所讲的话。”
真是“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作自修大学计划”的简短记录，可知毛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也包括胡适在内，而且胡当时对毛的态度应该并不好，给毛留下了心理创伤。荣格（C. G. Jung）曾说，人的心理存在一种“潜意识补偿（uncon-scious compensatory）”机制，毛泽东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以及后来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1955年大规模的批判胡适，都可隐隐看到这一点。
日正当中
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裂。在陈独秀、毛泽东渐渐“左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则开始“右倾”，按江勇振的说法，甚至“法西斯蒂化”。正好从那年到1920年初，杜威受邀访华，在北大作了名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十六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现场翻译。但杜威的原文与胡适的译文之间，却存在一定出入，个别关键环节的表述甚至南辕北辙。
此时的杜威已经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假定个人是己身利益最好的决断者，个人最大利益的相加，就是社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群体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利益“披上社会以及道德的外衣”，名正言顺地损坏另一群人的利益，这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主因”。杜威批评道，国家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洛克以降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却“只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没有善尽国家保障社会大众的责任”。
翻译到这里，胡适打住了，接着当着杜威的面做出错误的诠释。胡适不但把这种团体与阶级之间的利益角力消弭于无形，甚至说“两方的冲突都是为社会整体利益”。江勇振尖锐批判道：“这不但完全违背了杜威的意思，而且根本是不知所云。”胡适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曲解恩师的观点，有其争夺文化霸权的个人考量。五四运动后，保守派一蹶不振，马克思主义者转而成了胡适的最大论敌。为避免借寇兵、资盗粮，他在公开场合都不愿谈社会上有不同利益团体或阶级。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防备和戒心几乎达到了某种偏执的程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中国工人被日本厂主枪杀、英国巡警射击游行群众的事实，他和昔日新文化运动的好友陈独秀发生了激烈争执。汪原放回忆道：
“谈着，谈着，仲翁（陈独秀）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地克’（手杖）来，在地板上连连地笃了几下……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的大叔的袖子，连连的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
可以说，此时坚决“反赤化”的胡适，已经丧失基本的现实感了。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杜威等人的反应是正视其挑战，承认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于“自由”、“权利”等关键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弊病。而这不是简单地补苴罅漏，援“社”救“资”就能够解决的。个人自由诚然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不可撼动，但群己权界究竟该如何划定？笼统的“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面对理论更为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时，是否显得太苍白无力了？
但胡适始终坚信，十八世纪边沁（J. Bentham）和穆勒（J. S. Mill）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论在当下中国仍然适用。即在“好人政府”的引领下，在少数精英家长式的教育下，广大人民可以“化私为公”，上下一心为国家奋斗。若有不同意见分歧，“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以伯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认为“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典型“形而上学的一元论”，完全违背自由多元主义的立场，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根源，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
江勇振将1917-1927年的胡适描述为“日正当中”，真是寓意深远。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与《新青年》同仁一起痛批“王敬轩”，摧枯拉朽；在与梁启超派系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把敌人打成“玄学鬼”，进一步巩固头号“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但正所谓“日中则昃”，在长期的论战过程中，胡适养成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纷纷扰扰的情况下，这是杀出重围的聪明策略，但后来却自食其果。
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清党”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诸如“沪案只打死少数人”，“用的不是机关枪，只是步枪”，“中国是‘烂’民族，绝对欢迎西洋文化的侵略”，等等，还明确支持国民党屠共。胡适本意只是用禅宗棒喝的方式把日趋激进的学生打醒，但弄巧成拙，实际效果却是他以及自由主义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很快，胡适开始后悔自己1927年短暂的右倾法西斯化，对现实失望的他开始“超然”于政治之外。但从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便开始偏离他“再造文明”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