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峰会期间，一度被诟病的京城雾霾消失一空，到处蓝天白云，令人印象深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会上表示，希望通过努力，将APEC蓝保持下去。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性会议上直指中国的环境问题。
过去30多年，中国以年均约10%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亦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尤其是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大规模雾霾的连续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严重警示。
从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轨迹来看，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持续繁荣期不过二三十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的崛起，持续也在二三十年年左右。
当下中国已经进入“新常态”，高速发展时代落幕，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将处于一个中低速度的“平原期”，要在大国竞争中胜出，必须另辟蹊径。提高发展质量，成为中国未来国家战略的重要根基。
在2013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在世界前六名中，“金砖四国”全部入选。未来10年，按照一些预测口径，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印度和巴西预计也将超过美国。而在去年，中国的资源消耗已经世界第一，中国的崛起，不仅要与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更要与“金砖国家”争夺生存空间。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则中国超越美国之时，这个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
由此，中国的崛起，乃至中国未来加冕世界之王，急需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这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大势所迫。
从2012年开始，我们联合相关研究机构研发“中国省市发展质量排名”。2012年秋，习近平在南方考察时提出，中国不仅需要发展速度，更需要关注发展质量，我们的构想，与中国未来发展大势不谋而合。
今年是我们第三次推出“中国省市发展质量排名”。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配合国家战略，引导中国各地方政府重新考量本地发展标准，改变单纯以速度论英雄、以GDP论英雄的发展套路。毫无疑问，未来的地方竞争更多是软环境的比拼，是发展质量的比拼，而中央政府也需要在制度与考核机制层面上进行深刻改革。
我们的评价体系
在“2014年中国省市发展质量排名”的评价体系中，我们设定了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五大指标，分别为发展速度、民营经济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内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成反比）、人均GDP。所有数据，均取自各地已经发布的统计公报、统计年鉴以及其他统计公告等。
具体指标如下：
发展速度。这仍然是一个衡量地方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一个发展效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自然迅速。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需要保持相对高速的发展，对于各个地方来说，迅速做大经济总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之路。计算方法为：本地的发展速度，除以全国平均发展速度。
内生发展能力。考察一个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在增速相同的情况下，很明显，那些消耗投资少的地方，发展更有质量，更具备自我造血功能。尤其在全国投资疯狂的情况下，这一指标设立尤其重要。其核心指标，即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计算方法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除以本地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说，在本项指标中，内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比成反比关系。
民营经济比重。一个地方经济是否富有活力，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晴雨表。计算方法为：本地民营经济占比，除以全国民营经济占比。
第三产业的比重。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正因为如此，追求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成为很多国家和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计算方法为：本地三产占比，除以全国三产占比。
人均GDP。最直接的指标。GDP的创造，是靠人海战术，还是搞高素质的人口，由此一目了然。计算方法为：本地人均GDP，除以全国人均GDP。
自2012年开始，这一排名系统引发了巨大反响，诸多地方决策部门与我们交流，有肯定，也有质疑。质疑之处多集中在一个方面：为什么只有五项指标？这种衡量方式全面吗？
有数据，无争议。够简单，易明了。我们认为，此排名五项数据，大致可以衡量出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当然，确实另有一些指标亦可反映发展质量，比如单位产出、单位能耗、单位水耗、环境指数等，不过，有些数据地方政府讳莫如深，我们无法取得统一数据，只得作罢。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数据均需公开，如数据不公开，则宁愿暂缓，以待来年。
我们这套评价与排名系统远非完善，不过，欲求大道， 必先有人开山劈石，再有人修路架桥，开山之责我辈承担，架桥之功留待后人。
经济强省市依然是榜样
我们提倡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榜样在哪里？或许这个榜单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2014年“中国省市发展质量排名”的前十名，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山东、内蒙古，90%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在“中国重点城市发展质量排名”中，入选的前十名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无锡、佛山、苏州、宁波、杭州、呼和浩特，也绝大部分都是沿海城市。
这绝非巧合。最近几年，中国东部区域经济发展增速都在降低，而在我们这个评价体系中，东部仍然独领风骚，说明速度可以降低，但是一些好的发展模式，仍然需要坚守，不可放弃。
2012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8%，浙江为49.4%，在全国所有省份中，唯有广东和浙江的占比没有超过50%。能够坚守正道，在逆势中保持真实的竞争力，其努力尤其可贵。到了2013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6.8%，而浙江已经突破50%，呈现缓慢上升势头，这说明经济形势严峻，虽然国家文件上说要降低投资，依靠内生发展，但是目前落实并不理想，投资仍然居高不下。
具体到城市，深圳投资占GDP的比重最低，2012年只有17.9%，为国内唯一低于20%的城市，堪称国内最具经济造血功能的城市。2013年，这一指标则进一步降低到17.2%，发展质量独占鳌头。
广州在2013年的成绩同样不错，位居中国城市发展质量排名第二位，高于上海和北京，仅次于同省的深圳。这是对两年来媒体热炒广州跌出“北上广深”话题的有力回击。
佛山进入前十名，同样令人惊讶。一直以来，佛山是中国最有名的制造业基地，其所辖顺德、南海均为中国制造业重镇。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从事传统产业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率一定很高，佛山反而很低，其中有何奥妙？
我们的研究表明，最大的奥妙是，当其他地方都把资本投向了铁工基，而佛山的投资，更多偏向工业设备等领域，而后者的投资额比前者小得多，虽然对GDP的撑门面效果远不及重工业和铺路架桥来得快，但是真实效率却高得多。这样的GDP，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是值得真正尊敬的。佛山现象值得中国关注。
同类的城市，还有长三角的无锡。无锡除三产不够发达之外，在其余几乎所有的领域，均领先全国，尤其是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很低，与佛山一样，作为工业城市，这非常难得。同时，无锡的单位产出效率，在国内位列前三。
榜样并非“投资补课”能赶的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主政者往往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认为东部已经率先崛起，现在该轮到中西部发展，凭什么我们不能靠投资？此即“投资补课”论。同样，就国家层面而言，也存在一种“投资补课”论：欧美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凭什么不能搞高投资？
席卷全国的“造城运动”，就是这一观念下的产物。目前，中国很多城市虚妄之火猛烈，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这种增长，效率是非常低的。
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东部的发展，并非靠投资，从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以及浙江的综合投资率，是低于全国水平的，而非高于全国水平，其内生发展能力极度强劲，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企业，不是说它们以前高投资，现在该轮到中西部，而是它们与国内平均水平比，从来就没有高过。
就国家而言，亦是如此。“金砖四国”之间的投资比较，也许更有说服力。印度、巴西亦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增长率至少在8%以上，与中国接近，但是，它们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却比中国低多了。以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为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是0.48，印度是0.27，巴西是0.17，俄罗斯是0.25。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超过巴西一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比欧美高，也比同样奉行赶超战略的“金砖四国”高。
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在赶超欧美的时候同样没有奉行高投资战略。韩国在起飞期间，投资率为35%，而当下，日韩的投资率稳定在20%左右。
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平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自2003年以来，已经超过了40%。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78.6%，比重超过50%以上的省市，占全国省市总数的80%以上，投资发展成为国家冲动。
作为后发国家，适度的“投资补课”可以理解，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止境，乃至损害内需，戕害经济元气。
第三产业与民营经济的能量
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在50%左右。2012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占比，大约为44.6%，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确有增长的空间。
2013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为76.9%，成功转型为“三二一”的经济结构。“北京模式”无疑为中国迫切希望转型的各大城市提供了样本。
不过，中国仍然属于后发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以及目前的产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北京模式”恐难推广，就国家大势来说，中国仍需坚持制造业立国，第三产业不可寄望太高。
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各个区域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各个经济圈的城市之间。各个城市都力争上游，搞平均主义并非上策，保持各自优势，进行合理分工，最后达到产业协同，才是更优选择。在杭州湾大桥通车之后，宁波雄心勃勃，宣称要成为新兴服务业基地，宁波将置上海于何地？
北上广深率先完成第三产业布局，部分中心城市成为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多数城市以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立市，可能更为合理。全国水平无需追欧美，保持50%左右适中。
武汉的三产比重达到47.7%，虽然没有达到50%，但是仍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作为中部重要的重工业城市，武汉的产业转型值得肯定。
除了第三产业，民营经济的能量不可小觑。广东和浙江经济活力冠绝全国，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其强大的民营企业造血功能，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其真实经济质量越高。华为、腾讯等崛起于深圳，方太、雅戈尔等崛起于宁波，绝非偶然。
但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很多地方对于培育实业、扶持本土企业缺乏耐心，热衷于央地联姻，搞大项目，一个央企的投资，动辄数百上千亿，效果立竿见影，为众多省市所追逐，助长了地方投机主义。
在此情况下，那些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地方，其发展更为艰难。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其发展的真实效率，亦比一般地方高，而其坚持实业，坚持培育本土企业，坚持中小企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更富有远见。
最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生存环境的逐步恶化，广东和浙江的民营经济占比，均有一定程度下滑，而福建则逐步崛起。
福建能够入选前十名，其民营经济的强劲功不可没。此前，福建在沿海省份中，经济总量并不大，但是，福建的民富却比较明显。福建在中国省级单位中民营经济占比列前三，此次自贸区落子福建，未来需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