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经过了短暂热捧之后，经济观察家们对改革的热情逐渐降温。普遍观点认为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政府自身反腐运动和短期经济增长压力的多重影响，中国改革的速度将逐渐放缓。
这种观点有所偏误。首先，习近平此次改革的重点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对于行政体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能够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中国领导人显然不会接受结构性调整会带来周期性衰退的说法；他们相信，维持短期高增长率有助于为深化改革提供空间；第三，今年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恰恰说明改革已取得飞速进展。
理解了执政改革的重要性就不难理解近期的反腐运动的作用。截至目前，中共反腐运动已调查、惩处七万余名各级官员，甚至波及军方要员。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已非外界传言的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剪除异己、消除前任影响等原因所能解释。
很明显，此次反腐运动的目标是减少中国政治体制中对腐败的容忍度。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对地方腐败熟视无睹，只要达到经济增长目标，地方官员就被默许从改革中谋取私利。只有当贪污数额巨大（如90年代末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等）或公共利益严重受损（如2005年陈良宇违规使用社保基金案）时，中央政府才会采取措施。
实践证明，这种妥协在中国还是低收入国家时期是有效的，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随着中国人均GDP达到6560美元，逐步迈向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发达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要依靠科学执政，规范立法和减少腐败。因此，反腐运动非但没有偏离改革的轨道，而恰恰是政治、经济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石。
同样，10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所出台的法制改革草案，虽然仍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地位高于法律，但却标志着中国向全面建设法治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正如李成所指出（详见Fourth Plenum Has Opened Discourse on Constitutionalism, Governance），用一届集体会议来讨论法制改革本身就标志着在中国探讨法制建设的可能。法律专家认为，诸如设立巡回法庭、公开庭审决议、禁止党政干预、允许涉及环保等的公共利益诉讼等具体改革措施的施行将使中国执政变得更加公平、透明，更能解决人民诉求。反腐运动是中央政府调整地方权力的重要措施。
最后，一项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改革措施是6月30日出台的财政体制改革。2016年前，中国将完成近20年来对税收和政府支出系统的第一次重大调整。重点项目包括基于土地的地方政府筹资，地方债券发行，地方税收重组，资源税与环保税等。改革的目标是重新明确地方政府定位：从单纯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理解了政治改革的地位，改革措施的先后选择和一些经济问题的存在原因就变得显而易见。不少批评家认为，中国政府为了保持短期经济7%的高增长，忽视了长期结构调整的目标。除非政府下定决心革除经济中的无效率成分并且遏制负债的高累积，结构性调整很难取得成效，而这些措施都会大大降低经济增速。简言之，除非被证明失败，原有的发展模式将无法改变。
有两项证据能够支撑这一论断。首先，2014年初为了提振房价，中央政府放宽了货币政策，并取消了长期以来的住房限购令。这些举措扭转了2013年下半年的紧缩货币政策，后者成功地将债务增长从4月的23%降至年底的16%左右。其次，新的宽松政策意味着2014年中国总债务占GDP比率持续上升。继2008年占GDP的145%到2013年的220%之后，2014年该比率继续提升，现已超过GDP的230%。在绝对数值上这一数据并不令人担忧——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更高的比率。但是短期内债务的迅速增长往往是财政问题出现的前兆。
然而，若认为债务的持续增长即表明中国仍沉溺于旧时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或是当局已决心优先增长胜于改革，那便错了。首先，今年用于支持房地产市场的信贷刺激非常温和：信贷同比增长率几个月内仅上升了1个百分点左右，并在政府收回刺激调控后又迅速回落。可以说相比放宽信贷，取消住房限购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发挥了更大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去杠杆化手段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它基于一种认为增长与改革是伙伴而非对手的信念。与之相关的一个比较是2008年后美国与欧洲决策者之间关于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争论，这次金融危机让富裕经济体陷入了低增长和高债务的困境之中。美国政府认为应着重于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过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巨额财政赤字来实现），而财政整顿则应退居其次。欧洲决策者，特别是德国人，认为财政整顿和削减债务必须成为优先目标，即便这将有损于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显然更偏爱美国式去杠杆化和结构调整的手段。鉴于美国经济（相较于欧洲而言）在金融危机以来的优越表现，这是一项值得辩护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一年内推行的具体改革措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被执迷于市场的国际财经媒体严重轻视的财政改革方案之外， 2014年的经济改革成就还包括：
• 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这使得新公司注册的激增超过20%，带来十年内最高的增长率；
• 将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是一项拖延已久的举措，它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并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 公布了一项从2015年起放松所有药品价格管制的计划；
• 公布了包括几乎所有省份在内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
• 开通“沪港通”实现资本账目开放，使得上海和香港的投资者可直接进入对方的股票市场；
• 出台了存款保险草案为来年的正式施行做准备，并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走向自由化。
这些无疑只是初步的措施，要进一步拓宽改革还需投入更多努力，以求对中国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我们很难再想到还有哪位世界重要领导人的政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了如此多项成就。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两年前就职时曾承诺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和深化结构改革的“三支箭”，但目前他只实现了其中一项——放宽货币政策，这项政策使得日元贬值而股价提升。日本的结构改革缺乏行动支持，而财政政策又灾难性地被财政部的鹰派人士把持着，后者提高消费税的举措让整个国家陷入了本不必陷入的经济衰退之中。美国政府则已陷入僵局，并且仍在为五年前通过的一项医疗改革法案争论不休。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六年之后，意大利拖延已久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才刚刚就位，而法国的最近两任总统就解决经济结构性弊病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习近平当然可以因许多议题遭受批评，但未能兑现改革诺言并不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