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计划原本是一项国际开发计划，但被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利用。特别是在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金奈正式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其主旨在于利用阿富汗优越的地理位置，将阿打造为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通过推动南亚、中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地区贸易，实现阿富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她在有关的演讲中这样描述“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前景：“土库曼斯坦的气田将能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并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运往印度制成棉布。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甚至更远的地方的市场”。很显然，希拉里计划的核心部分在于，旨在推动以阿富汗为核心的、连接南亚与中亚的经济一体化和跨地区贸易。希拉里相信，“未来的政治不由阿富汗和伊拉克决定，而是由亚洲决定。美国处在这个行动的中心。”
“新丝绸之路”计划推出后，中国总体上反应冷淡。在数量不多、影响力不大的社会反应当中，基本呈现的是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经济学家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问题，支持这一计划的人相对较多，毕竟“新丝绸之路”计划所涉及的国家和市场都是世界潜在的、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空间之一；军事以及国际政治关系领域的研究者，则更多地是从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的角度看问题，持尖锐批评和反对意见的较多。很显然，两派不同观点的出发点都有局限性，都是从一个相对比较狭窄的角度或领域，比如从国家环境和民族环境的角度在讨论“新丝绸之路”计划，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一个更高的高度，从一个更为宽阔的认识空间，对“新丝绸之路”计划进行一个框架式的讨论？确定其未来的全球性影响，尝试性地为今后各个专业领域的讨论和研究奠定一个边界和方向，这就是本项研究所汇报的问题和意义所在。
一、“新丝绸之路”计划
“丝绸之路”其实古已有之，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学者。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之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一直沿用至今 。
“丝绸之路”的打通与张骞的西域之行有关，在他的行动成功之后，才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张骞是个名人，所以他的行动有标志性意义，实际上古“丝绸之路”在他之前即已长期存在，否则他也无法成行。
除了陆路交通线之外，一般的说法还有一条所谓“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一般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中国的丝绸除了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对于“丝绸之路”的路线是存在相当广泛的争议。这种争议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路线之争，另一个是定义之争。
“丝绸之路”的路线之争其实是必然的，本项研究也仅仅是选择通常的认定或说法来进行的，因为路线并非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的沿线因战乱和地理变迁而发生改变和转移是很明显的现象，不可能存在固定不变的路线，因此对“丝绸之路”的路线发生意见分歧也在所必然。笔者认为，当今对于“丝绸之路”路线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学术兴趣，而“丝绸之路”的路线始终是动态的，并非是相对固定的，这条通道始终是以贸易和经济原则为根本目标的，哪里有贸易可做，哪里经济发达，“丝绸之路”就会寻求通向哪里。但这样一来，显然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定义的问题，“丝绸之路”究竟是一条贸易通道，还是一种原始的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市场？
对于“丝绸之路”，很多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都是认为“丝绸之路”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的问题。但笔者认为，问题恐怕远非如此简单。从古至今，“丝绸之路”就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原始的共同市场。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家思想，也通过此道传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给某些国家以影响。通道只是维系这个事实存在的共同市场的交通体系，战乱和地理因素始终干扰着“丝绸之路”国家的正常发展，但也应该看到相关国家对“丝绸之路”的支持和获益。
因此，总体来看，“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具有某些区域经济市场的初级特征。
时至今日，在2000－3000年后的今天，这条古“丝绸之路”再次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向人们发出了召唤。安邦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关于“新丝绸之路”的设想在2009年就已有雏形。2009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曾对美国商会发表过一次主题为“‘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投资：美国与中亚经济联系的新路径”的讲话，他提到美国建立和强化与中亚地区经济联系的几个目的：一是能源。美国关注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二是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三是安全问题，美国希望在中亚地区保持可共同维持安全的伙伴。四是联结当地的人民和社会。伯恩斯认为，老“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充当管道，不仅有贸易，还有思想和文化，在新的路径下仍然应该有这些作用。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随后，“新丝绸之路”计划被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摆上国际议事日程。2011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的“‘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2011年9月29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讨论会议、11月的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12月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以及2012年5月的美国芝加哥北约峰会，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新丝绸之路”计划。2012年7月，美国还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希望将日本拉进该计划 。由此可见美国对“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视程度。
“新丝绸之路”计划提出之后，世界各国对此的反响不一。中国高层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冷淡，尚未做出官方的正式回应。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对此的争议则极为热烈，反响两极化。印度对区域位置很敏感，与巴基斯坦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印度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主导地区局势，对“新丝绸之路”其实处于一种选择性接受的状态 。巴基斯坦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有所不满，并且希望与中国在区域问题上协调立场，因此对“新丝绸之路”计划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俄罗斯是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实际处于被排斥状态的唯一国家，所以俄罗斯对“新丝绸之路”计划采取的是明确反对立场，但俄罗斯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实际处于日益边缘化的状态，他们的影响力主要集中表现在几个原加盟共和国。伊拉克政权基本为美国所控制，对“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态度和立场应该没有问题。欧盟对美国的建议是积极支持的，而且欧盟对阿富汗的实质援助也最多、最受好评。最为复杂的是伊朗，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与美国就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但伊朗经济与“新丝绸之路”计划存在着无法摆脱的直接关联性，目前的状态仅能称之为保留 。
所以，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区位角度来看，关键在于伊朗-阿富汗-中国这条“波汉轴心”的态度和立场。
有趣的是中国国内的争议，这种争议非常广泛，从军界到学界，从地方政府到经济界，大家的立场不一，态度不一，出发点不一，往往各自从各自关心的领域考虑问题，形成观点和立场，分歧极大。
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争执的要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战略主导权的问题、地区安全的担心以及俄罗斯问题等等。
阿富汗战争问题是国内军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这部分人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现在美国想要“脱身”，所以搞出来这个“新丝绸之路”计划，说白了这是美国从战争泥潭中的脱身之计。有学者就著文指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因素促使美国从单纯注重军事战略、依靠自身和少数北约成员，转变为军事战略与经济战略并重，并开始借助地区国家的力量实施其“非军事战略”。美国倡议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就是这种战略转变的关键一步。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也认为，参与国际开发是中国的权力，别人自然无法阻拦。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在分享“蛋糕”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提防的恐怕还是山姆大叔用资源为饵—诱导我们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为他们火中取栗的企图。”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也认为，美国此举显然是一箭双雕：一方面能够拉抬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一宣布还是对别国的“一个诱饵”。
对于这些类似“阴谋论”的观点，研究者认为从战争逻辑上讲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也曾“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但是说走还是拔脚就走了。美国的目的要是真想“脱身”，那是很容易的事情，用不着弄出这个超级复杂的计划，应该说伊拉克和阿富汗因素只是“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一部分因素，属于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客观结果。
主导权问题也是国内最为担心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美国为了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又一次努力。这种担心的出现与美国人自己也有关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内德尔（Bruce Riedel）就认为，美国自然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的阿富汗战略之中，但一直以来苦于没有理由，“然而现在不同了，因为美国声称自己成为了这些资源的保护人，那么别国的加入自然要附带条件。”
主导权的争夺是各国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在于中亚是世界上局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伊斯兰势力的影响极大，区域形势错综复杂，要想在这一地区建立主导权，难度极大，美国军事力量尚且无法实现的东西，仅凭美国的号召力就能实现，显然是疑问很大的。很显然的是，美国为了获得这一地区主导权的努力从未放弃过，但能否实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未来的世界形势演变极为复杂，主导权其实尚属未知之数。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英国战略学家麦金德就曾预言：“谁能统治中亚，谁就可以控制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但时至今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无论如何努力，谁也没有在中亚真正掌握到主导权，这一事实比任何证据都更有力地证明，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在中亚掌握主导权绝非易事。
地区安全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旷日持久，各派势力趁乱变得愈发强大。从伊拉克反政府势力到库尔德人，从基地组织再到塔利班和阿富汗的北方军阀组织，问题极大并且复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与中国接壤，中国在这一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安全利益，如打击疆独势力、东突势力以及分离主义。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承接江泽民时期的政治遗产——上海合作组织，并将之发展至更广泛的领域，从战略伙伴关系上升到“准盟国关系”；从能源领域发展到商品领域，在路网建设的基础上，提升为“人民币经济圈”，进而形成中国的盟国圈。这一在上合组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构想是有代表性的，但问题也是明显的。中国是否有足够而持续的经济实力构建这样的经济圈是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拥有全球资源对冲其他渗入势力的影响是另一个问题，这一地区的各国是否愿意以中国为核心，通过中国来赢得世界性地位和尊重是第三个问题。总体来看，这样的构想有着一厢情愿的特点，并不具现实意义。
至于俄罗斯，主要的问题集中于能源关系。俄罗斯基于国内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考虑，始终关注着中亚局势，并且一直试图渗入这一地区，维持地区影响力，但目前俄罗斯力所能及的关注点，还是仅仅限于油气走廊的安全以及油气走廊的竞争性。而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恰恰威胁到俄罗斯油气走廊的利益，因为一旦“新丝绸之路”计划落实，伊朗以及中亚各国丰富的矿产和油气资源就有了绕过俄罗斯的另一条通道，等于是出现了威胁到俄罗斯根本利益的替代性方案。所以，俄罗斯不焦虑、不阻挠，根本是不可能的。俄罗斯著名的斯拉夫学研究专家马尔琳·拉柳艾利的看法在俄罗斯很有代表性：“新丝绸之路”的想法不是基于经济上的想法、而是基于其他目的为出发点的。这一目的就是要对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局面进行重新的组合。
研究人员认为，“新丝绸之路”计划之所以复杂，就在于这个有着浪漫色彩和壮丽风格的计划几乎集合了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和冲突，要想在这条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大河中涉水过河，达成目标，难度可想而知。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问题呢？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是首次面对这样高难度的挑战，而所有的历史结果也都在告诫我们，面对这样的难题和困境，必须要有跳跃式的思维，能够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去考虑问题，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更大的范围来审视问题。
二、“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世界贸易轴心
美国提出这一计划并非偶然，也并非仅是忽发奇想的某些密室研究的结果，这一计划的提出，本身就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存在深刻的历史背景关系。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新丝绸之路”本质上是一项国际开发计划，联合国是最早提出并推动实施复兴“丝绸之路”计划的国际组织。早于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改善欧亚大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围绕“丝绸之路”问题举办的众多活动，诸如科学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文物展览会、“丝绸之路”旅游推介会等等，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丝绸之路”的兴趣。
中国的一位学者赵华胜曾就以美国为主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做出过研究，根据他的资料，美国方面有关“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思想最早被认为是源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的F·斯塔尔（S. Frederik Starr）教授。2005年斯塔尔教授提出了“大中亚”的思想，这一概念曾流行一时。2007年，由他主编的《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交通和贸易》出版。2009年，美国开辟了经波罗的海、高加索、俄罗斯和中亚通向阿富汗的北方运输网（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斯塔尔又提出利用北方运输网已形成的欧亚交通联系，使它成为欧亚大陆的经济桥梁。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卡钦斯教授（A. Kuchins）等也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在美国准备从阿富汗撤军并寻求阿富汗未来安排之时，斯塔尔教授提出了以推动地区联系带动地区经济，以此来发展和巩固阿富汗经济的构想。这些思想在斯塔尔发表的《在阿富汗国家建设的迷雾背后：给经济战略一个机会》以及他和卡钦斯教授联合发表的《阿富汗成功的钥匙：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等报告中集中地表达出来。不过，斯塔尔教授和美国政府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前者是学术思想，后者是外交政策，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把它们等量齐观。斯塔尔教授始终强调存在着两个“新丝绸之路”的概念：一个是一直在进行的欧亚大陆的交通和能源等的连接过程，另一个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它们有许多联系，在一些方面难以分开，但它们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目标是以阿富汗为中心，把中亚和南亚连接起来。“新丝绸之路”不是指一条路线，而是指形成广泛的地区交通和经济的联系网络。按照美国官方的解释，“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建设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软件建设是指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壁垒、完善管理制度、简化过境程序、加快通关速度、克服官僚作风、消除贪污腐败、改善投资环境等等。硬件建设则是指修建连接中亚、阿富汗和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通过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建设，推动商品、服务、人员跨地区的自由流动。
“新丝绸之路”计划还包含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它强调吸引私人投资，发展私营企业，因为私营企业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新丝绸之路”计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它把鼓励妇女的参与和就业作为重要因素，认为没有妇女的参与不可能建立起现代经济。由于希拉里国务卿是一位女性，人们很容易把这一点与希拉里的性别联系起来。不过，妇女问题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确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设计者相信，这一战略的实施可使中亚、阿富汗、南亚地区成为共同的经济市场，形成区域性的经济循环，为阿富汗和中南亚国家经济注入活力，并使这一地区融入到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整个地区都将从“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得到好处。基础设施项目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从中亚到南亚的天然气管道可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带来巨额过境收入。中亚电力向南亚输出，既可为中亚国家的电力找到市场，又能刺激南亚地区私营企业的大量兴起；中亚国家可为印度蓬勃发展的工业提供原料，印度也可为中亚的农副产品提供市场，妇女就业可为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等等。这些都是“新丝绸之路”计划设计者眼中所看到的图景 。
所以，总体来看，“新丝绸之路”计划实际是一个共同市场计划，虽然在不同的建设周期和阶段中，分别有不同的重点，但这些阶段性的特征并未改变共同市场这一终极特征。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实际存在不同的国际贸易板块，这些贸易板块放在全球市场中衡量，就形成了具有强烈区域特征的贸易轴心。第一个贸易轴心是大西洋贸易轴心，这个贸易轴心的主要成员国是欧美国家，他们之间的贸易传统支配了19世纪的历史画面并一直发展到今天。第二个贸易轴心是太平洋贸易轴心，这个贸易轴心是后起之秀，主要由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组成。其他的地方属于分散的、独立的、不成体系的贸易机制，内中缺乏强烈的市场要素关系，如印度在次大陆和非洲有影响，南美更是局限在美洲大陆的一隅。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全球两大国际贸易轴心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大西洋贸易轴心原本是一个世界性的产品制造者，但后来转变为消费者；太平洋贸易轴心则刚刚成型，在朝鲜战争之后，逐渐变成为一个产品制造者。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原因，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太平洋贸易轴心的制造者地位应该是难以改变的。全球贸易的大格局就是在这样的两大贸易轴心之间奠定和形成的，中间的市场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如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等，不但阻碍了全球贸易的顺利进行和开展，甚至演化成为世纪“产业仇恨”，这样的案例日渐增多，如中国的光伏产业遭欧盟制裁濒临全面崩溃。
全球两大贸易轴心的激烈竞争和对抗有没有办法化解？“新丝绸之路”计划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伊朗-阿富汗-中国这一潜在的贸易轴心中，中亚地区各国是全球资源最为富蕴的地区，能源方面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矿产品方面几乎囊括了主要制造业国家的所需。最近美国地质勘探局在阿富汗的矿产普查结果表明，初步估计仅仅是阿富汗的矿产资源价值就高达1万亿美元，平均到阿富汗2900万全体人民相当于每人3万美元。而现在的阿富汗属于全球最不发达地区，这样的一笔巨额资产相当于每个阿富汗人100年的收入。由此可见，一旦阿富汗经济得到开发，这个国家势必将成长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新的、全球性的市场空间，整个中亚地区国家可能诞生形成为新的、全球第三个贸易轴心。而这样的新空间存在，显然将有助于缓解全球两大贸易轴心的激烈竞争和对抗。
笔者认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全球意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是应区别看待的。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种客观结果，能否实现尚不一定；全球利益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是一种世界性利益，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都有权享有。因此，因为害怕他人得利，而宁肯自己忍受贫穷、激烈冲突和高价资源，这绝非理智的战略选择。在历史上，很多时候，人们因为看问题的视角和利益高度不同，往往失去了发展的机遇，失去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讲，认识空间决定生存空间，中国在“新丝绸之路”计划上，应该改变“不主动”、“不反对”、“不参与”的“三不”态度和立场，主动地而公平地寻求在中亚这一全球性资源高地的利益。
三、“新丝绸之路”与全球文明
如果我们超越国家环境和民族环境的局部战略利益，站在全球文明的角度看“新丝绸之路”计划，这个计划可能具有某些人们意想不到的特点和可能性，这一点美国人自己也未必在构想中曾经有过详尽分析和结论。
“新丝绸之路”计划可能对全球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包括有：
1、新的共同市场，新的贸易轴心，新的市场空间。“新丝绸之路”计划所经过的国家，都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和矿产品输出地，而“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另一端——中国、东盟国家和印度次大陆，又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集中地。因此，“新丝绸之路”计划完全可能因优势互补，促成未来世界的新增长极，进而这些高地国家在全球成为新的中亚贸易轴心。应该说从资源的规模和价值以及这些国家对工业制成品的潜在的庞大需求来看，这种前景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2、制造业有助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中亚地区是全球战乱最为频繁的地区，事实上这是一个人口众多，派系繁杂，文明冲突极为剧烈的地区，只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才能够在较短时期营造出相对的普遍富裕，只有制造业才能改善这一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让人们走向相对的普遍富裕，从而形成巨大的市场。如果仅仅是依靠矿产资源的输出，则这一地区，依旧将可能陷入掠夺式资源开发的陷阱，贫富悬殊依旧，动荡不安依旧。与此形成对照的案例是中国，它恰恰为通过制造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在很短时间内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完成了一个很大程度的集聚，推动10多亿人口走向了相对的普遍富裕。
3、全球经济的顶峰时期。历史上的全球经济，曾经因“丝绸之路”而达到一个历史时期的辉煌顶峰，下一个顶峰也有可能因“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实现而达致。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繁荣昌盛的时期是在公元8世纪至10世纪，这一时期也正值为“丝绸之路”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古代唐朝中期、西方的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的阿巴斯王朝弘扬伊斯兰文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史上几种主要的文化：希腊、罗马西欧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而相互交融，在亚洲大陆上汇聚，让世界为之光彩夺目。
4、地区安全形势的改善。“新丝绸之路”计划所经过的国家，都是贫富差距严重，大量人口处于贫穷状态的国家，贫困让这些国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火药库。在阿富汗，自从1979年12月24日苏联大举侵入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很快就陷入了战乱与无政府状态，生产和生活已无法正常进行。战争的巨额消耗和生存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这就为简单、低成本但有高额利润的毒品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塔利班政权时期，由于“政府”的鼓励与支持，毒品作物的种植在阿富汗全国扩散，鸦片种植面积从1998年的63674公顷急剧增加到1999年的90583公顷，产量也从1985年的458吨增加到1999年的4565吨，放大了10倍，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79%，从而使阿富汗成为世界上现在最大的鸦片生产国，严重威胁包括中国、伊朗、印度和中亚各国的社会稳定和安全。在世界禁毒史上，毒品交易的成功替代方案总是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地区的安全稳定才会有根本性的基础。
5、经济的全球化与文明是紧密相关的，经济和财富可以改变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贫穷只会制造无知的勇敢者，勇于泯灭文明而不是创造文明，而经济发展和家庭财富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这一切。伊斯兰宗教以及其他几大宗教共同发轫于世界上最为贫瘠的土地之上并非是没有原因的，改善文明的冲突，也需要发展经济。笔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强调“新丝绸之路”计划，其中一个没有明言的重要核心问题就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在美国而言是有强烈感受的，“9·11事件”等一系列事件都与这个问题相关，而在中国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化解矛盾，一个共同可取的方案就是，搁置文明的冲突，共同发展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除了穆斯林之外，很多人都不甚熟悉和明了，伊斯兰文明中存在着强烈的分享意识，他们会与陌生人分享食物，他们会共同承担苦难，他们因此也更加团结，事实上他们对公平与公正有着分外强烈而持久的感受。因此将伊斯兰文明排斥在世界的财富大门之外，只会在世界上制造出更大的动荡和持续的不稳定。要化解文明的冲突，只能依赖更为公平的发展机会，让伊斯兰文明分享发展机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承认，“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确向整个世界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和机会。
作为一个结论，笔者认为，“新丝绸之路”计划发展迄今已经成型，众多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作为一项战略性计划，无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各方战略利益的调整、布局和重组。因此相关各方就战略利益进行反复的讨论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客观的，也是相关各方所必然会做的事情。但这种各行其是的讨论无法回避的一个明显缺点，那就是极易导致各方很有可能无视远期的全球利益以及对全球文明的损益。所以问题的重点可以归结为，我们是否足够明了或是清楚，基于国家环境或是民族环境的“重大战略利益”是否拥有足够超越全球文明的价值，使得我们可以无视“新丝绸之路”计划对全球文明发展和进步的贡献？我们正是抱持这种对未来世界的恐惧和担忧，首次将研究的着眼点置于全球文明的高度。我们的研究目的，并非在于推动这一计划的实施，而是意在提醒利益相关各方，注意到“新丝绸之路”计划所涉及到的、与全球文明和进步相关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有必要重复一下我们的结论，“新丝绸之路”计划如果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为全球下一个时代的发展、创生出一个新的增长极，在古老的中亚高原上形成新的世界贸易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