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7，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近几年，一些学术机构公布的基尼系数还要高，甚至超过了0.6，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社会还是比较稳定、比较和谐的。这种现象表明，对于社会平等的测量除了从客观收入差距角度来监测之外，还要从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感觉角度来分析。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怀默霆在研究中国社会不平等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理论，认为普通中国百姓其实对中国当下的不平等并不是特别的愤怒。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通过实施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系统性调查了全国各地人民收入和财富拥有量，也通过相应的问卷设计调查了受访者对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观判断，即把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分为十个档次，分别用数字1到10来表示，数字越大表示越严重。通过收入数据和对收入差距主观感受的判断信息，我们获得了关于中国普通百姓对当前社会贫富差距程度主观感受的丰富数据，为政府了解相关问题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以下是调查过程中的几个案例：
2012年8月5日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W社区
我们到访的时间是下午，刘阿姨在公交站接我们，来到住处后阿姨便给我们倒水，拿水果，十分热情。我们仔细地把访问目的、流程告诉阿姨后，便按照问卷的内容问了起来。刘阿姨是初中英语老师，今年46岁。当问起对于中国现在贫富差距的感觉时，她说现在感觉贫富差距挺大的，无论从生活方面还是工作方面，感觉自己的家庭状况在杭州都处于中下水平，衣食住行的消费方面都不能放开手脚，都需要精打细算，并且儿子要结婚买房，家里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支持儿子。刘阿姨给出8的数值以代表她对现在社会贫富差距程度的判断。
2012年8月10日，湖北孝感市L村
我们到访时，张老伯老两口还在地里干活。说明了来访目的之后，张老伯放下手中的农活，很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问卷调查。在说明了访问流程之后，我们便开始进行问卷调查。张老伯今年已经65岁了，老伴64岁，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各自都成家立业，都在农村。当问起贫富差距的问题时，张老伯说从自己的经历来看，自己家里是越来越富裕了，以前是根本没粮食吃，现在只要勤劳，不愁吃穿。张老伯给出的数值是5，表明他感觉社会贫富差距不是特别严重。
2012年7月29日，甘肃天水市K镇
我们到达的时候是下午了，李大哥在店铺里坐着，招呼客人。受访户是一个四口之家，李大哥和媳妇在街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卖衣服、鞋子。我们说明来访目的之后，李大哥挺配合地接受了访问。当问起对我们国家现在贫富差距程度的直观感受时，李大哥说现在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原来，李大哥开店铺之前跟着亲戚去过好多地方打工，李大哥说他在深圳进过厂，在上海做过销售，在云南做过服装生意，走南闯北之后感觉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还是挺大的。李大哥说在深圳和上海，感觉有钱人真的是太多了，随便买一套房子的钱对于他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从没敢想过。李大哥说他在深圳的时候根本就不敢去高档的地方消费，都是去农贸市场，生活很拮据，省吃俭用的钱都寄回家。而在云南西双版纳做生意时，明显感觉到东部和西部地区物价、收入水平的差距，也能明显感觉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差异。最后李大哥给出的数值是9，表明他感觉存在很严重的贫富差距。
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居民对于中国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情况的主观判断存在差异。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指出，基尼系数不重要。一个主要原因是收入调查涉及隐私，要取得真实数据在任何国家都会遇到困难，结果导致基尼系数具有先天的误差性。比较而言，通过对于社会普通大众贫富差距主观感受的调查和监测，能够弥补收入数据的局限性，进而能更加全面认识和掌握社会贫富差距的总体情况。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中，收集了2012年全国35729份成年人的数据，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在对每一个受访对象进行访问时，除了系统性收集收入等客观数据之外，还收集了受访者个人对当前社会的主观认识和感受信息，其中包括对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观感受。根据调查上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此次调查回来的问卷，性别方面的有效问卷为34336份，其中女性17008份，男性17328份。总的来说，民众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较不乐观，均值大于6.5，认为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通过对调查数据按照性别进行分组平均之后，发现女性对于贫富差距的主观判断均值为6.59，而男性为6.84。可见，男性对于当前社会贫富差距的感受更为敏感。与女性相比，男性认为社会贫富差距更为严重。
相对而言，女性对于社会上的贫富差距的感受较为不敏感。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女性更加注重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而非社会外部的财富分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其著作《家庭论》提到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低是家庭理性计算和自由选择的结果。换言之，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种格局下，女性更多关注的是丈夫在外获得的收入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另一方面，男性看重面子，强调自尊，对于男性之间财富多少的比较更加敏感，因而男性对于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观判断的数值大于女性。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有效调查问卷总共为25966份，其中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大专和本科的有效问卷分别为：7261份、5593份、8132份、3423份、1016份和571份。各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主观判断的平均值分别为：6.11、6.52、6.89、7.28、7.52和7.65。结果表明，对于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观判断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不断上升。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对于社会贫富差距的关注度会增加，对于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也会想得更多，会加深其对于社会贫富差距的判断。另一方面，高学历不一定代表高能力，也不一定等于更多的财富，所以当受更高教育的人在面对学历上比自己低、财富比自己多的人时，会更容易产生社会不公的想法，因而会更可能认为社会存在普遍的严重贫富差距。比如，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越可能成为“愤青”，更容易批判社会的各种现象，尤其会对贫富差距表达不满。
研究城乡的影响，有效问卷为34519份数据，其中城市5112份，城镇4765份，农村24642份。如图1所示，对于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对贫富差距主观判断求平均值，城市、城镇和农村的数值分别为：7.29、7.19、6.47。可见，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的均值从农村、城镇到城市是递增的。这个问题需要从农村、城镇和城市内部的贫富差异情况来分析。在同一地区，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要么务农，要么外出打工。现阶段在农村，基本每家每户的青壮年都在外务工，老年人则留守种地，所以在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很大。在同一地区，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变大，因为如果在农村，即便没有工作，农民至少还有土地，能自给自足。但是在城镇，一旦下岗没有收入来源，其处境实际上要比农村居民更严峻。同样的道理，在城市，没有收入的下岗工人面临的情况可能会比城镇还严重，因为城市下岗职工面临相对于城镇来说更高的物价，而城市高收入的人群又比城镇多，收入比城镇高。所以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是大于城镇的，而城镇要大于农村。本次调查数据得到的结果支持了这个判断，在城市、城镇和农村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不同，城市最高而农村最低。
在分析年龄的影响时，有效问卷为32161份，年龄分布从16岁到99岁。各年龄阶段的受访户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程度主观判断的均值从0到7.8不等，具体的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可见，从16岁到25岁，受访者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程度主观判断的数值是递增的，从25岁到70岁，这一数值总体上是递减的；70岁以上的受访者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的数值是波动的，但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
从16岁到25岁的过程中，一个人面对的经济问题是逐渐增大的，对自身经济独立性的要求是越来越多的。现在16岁的孩子对于金钱基本没有深刻的认识，因为基本靠家里支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基本上是刚大学毕业，面临结婚、买房、买车、升职等，因而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生存压力，对于金钱财富的认识会更深。面对自己与周围的富二代等比较时，他们更容易抱怨不公平，更容易加大对贫富差距的认识。从25岁到60岁甚至是70岁的过程中，随着成家立业、职位的升迁，人们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的态度会从抱怨到理性、接受现实。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贫富差距严重程度主观判断的数值总体上是递减的。
在收入问题上收集到的有效问卷为17535份，我们把所有的收入数据进行排列，按四分位进行计算得出收入最低的25%的受访者，中下25%、中上25%、最高的25%。其中各部分的问卷份数分别为；4984份、3836份、4770份、3945份。各部分的收入区间分别为0到10000元、10000元到19200元、19200元到30000元及30000元以上。各部分受访者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程度主观判断的均值分别为：6.51、6.83、7.02、7.21。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是递增的。一个原因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彼此之间的互相攀比心会加重。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收入高的人群往往喜欢向上比较，即和比自己过得好的人群去进行比较，觉得自己过得不如意，容易导致对于贫富差距主观评价的上升。相反，收入较低的人群，一般希望与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境遇的人群进行比较，觉得自己过得还不错，因此，对于贫富差距的主观评价就较低。
结论
通过对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具体的调查案例，可以清楚反映出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意识到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给出的数值基本都是6以上。当然，不同社会背景和地区的人们对当前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会有影响。对于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城市地区要高于农村地区，高收入群体要高于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得出高的社会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男性对于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主观判断要高于女性。此外，25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贫富差距的主观判断总体上是递减的。我们的数据基本支持了哈佛大学怀默霆的观点，即总体而言，普通中国百姓还是能够接受和容忍当下的贫富差距程度。在和怀默霆教授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火山”不会在中国爆发。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客观事实，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社会火山”纵然不爆发，也会引起社会动荡。
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社会火山”爆发的诱因，最有可能来自20到28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群。因此，除了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之外，政府还可以有重点地进行一些引导，比如通过加强大学毕业生就业、积极的社会参与、良好的舆论宣传等措施来正面引导这部分人群，使其能够以积极正面的心态看待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现象。另外，调查数据表明，收入越高的人群对于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观评判越高，这表明政府需要加强对于高收入阶层的监管，通过税收等政策来合理控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对于因为行业垄断等不合理因素导致的高收入，要进行大力改革来消除垄断，使得社会财富适当转移到中、低收入阶层中去。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上，要大力批判拜金主义，批判铺张浪费和炫富的行为，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