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土耳其早民主化的道路上呈现出的良好态势，缅甸的破冰之旅刚刚开始。土耳其之所以能够不断削减军方的权力，是因为军方与其他民主政党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首先是宗教势力，其次是加入欧盟。这两个因素在缅甸都不存在。
2015年11月9日，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称该党已在大选中获得70%选票，紧接着在2016年3月15日上午的缅甸联邦议会进行总统选举中，民盟资深议员吴廷觉获得360票，当选缅甸总统;民盟钦族议员亨利班提育得79票，当选第二副总统。而军方推举的现任仰光省省长吴敏瑞得213票，当选第一副总统，民盟领袖昂山素季被正式任命为缅甸外交部长、能源部长、教育部长、总统办公室主任。
缅甸民选政府的组建，对缅甸自身而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1948年1月4日，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不久，缅甸通过政治谈判结束了大英帝国长达60多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但在1962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基本上一直处于军政府的统治之下。
而随着2011年3月，由吴登盛担任总统的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做出准备进行真选举、还政于民的姿态。当时无论缅甸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其诚意都有怀疑，这也不奇怪。但后来在他释放昂山素季，两人进行会晤后，昂山素季公开表示她信任登盛。缅甸正式走上和解和转型的道路。最近的选举结果，也正是军政府在妥协中转型的阶段性成果。
吴廷觉与昂山素季
虽然民盟已然成为执政党，却面临着诸多前届政府留下的疑难问题：宗派暴力、政府军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冲突，以及长期军政府统治之下的猖獗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和行政僵化。
与此同时，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盟对军政府的统治阶层的主流政治观点是和解而非清算(事实上也无能力清算)。不仅如此，民盟承认了军政府留下来的对其不利的制度框架，愿意在这个框架的游戏规则下展开政治博弈，也愿意与军方分享权力。这就意味着，民盟需要遵守在2008年通过的缅甸新宪法下的权力框架，而这部宪法具有很鲜明的军政府色彩。
1、缅甸2008年宪制
根据2008年新宪法，缅甸军队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职能分工里具有很独特的地位。宪法第六条直接规定，始终坚持军队能参与和担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这一原则在宪法的各个部分都有贯彻。
政治上，缅甸国防军享有独立处理所有与军队有关事务的权力，与此同时，军队在各级议会中拥有25%非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席位。军队不仅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组织，政府无权干涉，反过来，军队在立法机关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影响选举控制政府。
同时，还为军方保留了危急时刻的优先权力，其中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不论是在省、邦，还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如果出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状况时，或有将发生此类情况的足够证据时，军队有权依据本宪法的规定采取预防、制止和保护措施。
第三款更是直接规定了，在民族自治地方，如果出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状况时，或有将发生此类情况的足够证据时，军队有权依据本宪法的规定采取预防、制止和保护措施。
在这样的宪法框架下，使得在紧急状态下，军队完全有权越过民盟政府直接对民族冲突付诸武力，甚至反过来接管政府。对于打着“民族和解牌”的执政党民盟，它的权力基础是薄弱的，如果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特别是在情况错综复杂的缅北地区，军方的举措若与执政党背道而驰，对民族和解的策略实施无疑是致命的。
同时，军方在缅甸政局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势力，所占有的四分之一的席位很容易否决新的宪法修正案(赞成修改重要条款的议员比例超75%赞成才可通过宪法修正)，如果没有军方的支持，新上任的吴廷觉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一个“跛脚总统”。
虽然前任的军政府总统吴登盛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政党登记注册，分批释放了军政府执政期间因“非法结社”、“叛国”、“蔑视政府”及“违反和平集会法”等罪名遭到关押的全部约2000名政治犯和独立记者，当局还解除了已实施50年的私营报纸禁令，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并对互联网放宽了限制……一系列的政治民主化措施，仅仅是可以达成与反对党的和解，如何达成更难的民族和解，切实解决缅甸的治理难题，需要民盟出台更强有力的措施。
吴登盛虽然已经牵头签署了民族和解协议，但仍有诸多少数民族尚未加入，其中不乏拥有地方武装的力量，而缅甸少数民族与缅族的矛盾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因此对前政府的考验仍然放在新政府的前面，不容乐观。而民盟的权力却是在军政府的认同下才能良性运转，但是缅甸的很多问题根源，也在于军方，当改革的闸刀悬在军方头上时，也许现今缅甸政局的春天将戛然而止。
但是也应当看到，军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2015年11月8日大选前几天，前军政府第三号人物、执政党前主席、下议院(人民院)议长吴瑞曼突然宣布，自己将在大选过后“以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与昂山素季合作，甚至愿意出任由民盟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这也意味着虽然民盟的权力空间被压缩在一定范围内，但是依然有可能通过渐变式的改革，实现平稳转型，在这一点上，土耳其的修宪历程可以为缅甸提供一些借鉴。
2、土耳其的军政关系演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土耳其曾颁布过四部不同的宪法。土耳其宪法自颁布施行以来出现的修改频率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和缅甸一样的是，军队在土耳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土耳其军方一直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多次发动政变控制政局并颁布新宪法，1961年军事政变后设立了军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军人合法地控制议会和影响政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
现今适用的82年宪法，是在80年时任总参谋长的埃夫伦将军政变之后的产物。该宪法赋予了总统十分广泛的权力，成立了一些列监护机构以监管民选机构，限制了民选政治的活动空间。并且赋予了军方相当大的权力，埃夫伦将军出任总统，经常自诩为宪法的“保护人”。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前的几年内，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1999年6月，军方被排除出国家安全法院;2001年10月，议会修改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将司法部长和副总理吸纳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降低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军官所占比例，但是军方的政治影响仍不可小视。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先是清除了国家安全法院中的军事法官，不久取缔国家安全法院，随后改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由将军担任的惯例改由文官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也改变对土耳其武装部队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言听计从的习惯，明确表示其决定和其他行政机构的决定一样要受司法裁断。
土耳其军方
2004年的欧盟评估报告认为: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得到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责任、功能和构成都得到了改善。经过修宪，国家安全委员会降格为一个咨询性机构,而非执行机构,文官人数在其中首次占了多数。
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其中有一条，允许民事法庭审判涉案军人，削减军事法庭权力，进一步限制了军方权力空间，同时也引发了军方与政府之间的剧烈冲突，2010年，部分军官策划的代号为“大锤”的军事政变计划被公开。2月22日，土耳其当局以涉嫌策划军事政变为由，逮捕了包括原空军司令、原海军司令在内的多名退役或在职军方高官，引起双方支持者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自2012年底以来就陷入了僵局。2013年3月和5月，该委员会先后两次延期，其后的工作因各派之间的激烈争论而陷入停滞状态。
相比于土耳其早民主化的道路上呈现出的良好态势，缅甸的破冰之旅刚刚开始。土耳其之所以能够不断削减军方的权力，是因为军方与其他民主政党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首先是宗教势力，其次是加入欧盟。军方与民主政党都是世俗派，面对宗教派势力，双方是有共同敌人(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迅速崛起出乎军方预料)。而军方也是亲欧派势力，对加入欧盟十分积极，但是军政府不符合欧盟的意识形态标准，因此军方做了一定的权力让渡。
而在缅甸，军方和民主势力并没有共同的宗教势力政敌，也缺乏携手合作加入某一地区组织的合作契机，军方对于政局仍有相当大的控制力，即便军方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在现阶段愿意放弃一定权力，但是涉及到本集团根本利益之时，将会很难妥协。
3、民盟的走向
民盟最近推选的缅甸总统吴廷觉(HtinKyaw)承诺将修改军方制定的宪法以达到民主标准，但没有明确说明他将如何修改宪法。考虑到军方对政局的控制力，我们可料想吴廷觉的修宪最多只能为了昂山素季的上台铺平道路，而不可能直接削减军方的宪法权力。缅甸宪法不允许任何外籍家庭成员的人担任总统，昂山素季的已故丈夫是英国籍，他们的两个儿子也是英国籍。现如今素季身兼数职“垂帘听政”，几乎囊括除军方任职外的其他所有主要部门。
作为新执政党的民盟，也是一个缺乏行政管理经验的政党组织。昂山素季在缅甸无疑拥有至高的道德感召力，但是这种威望能否使民盟在政治实践中的形成有效的能力和手腕，依然是一个未知数。长期作为受压制的政治反对派的民盟一旦上台执掌权力，它还能不能继续保持反对派时代的那种内部凝聚力和道德自律?如何克制民盟内部的腐化，也是昂山素季需要面临的难题。
而在最近的缅甸军方庆祝国防军建军71周年阅兵仪式上，民盟主要领导人均未出现，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在阅兵式上讲话强调，虽然军队“与政府和人民合作”在去年11月举行了大选，但现在还不是军队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军队在国家政治中仍然要发挥领导作用”。让外界看到军方与民选政府不和谐的一面。而缅北民族武装问题的存在，也为军方持续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契机。紧急状态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如果军方需要它的话。
缅北武装克钦独立军
缅甸在宪制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为中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昂山素季掌握的若干政府部门，对于中国在缅甸的投资而言是重要的，在此意义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和缅甸民盟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军政府手中非同寻常的否决权不容忽视。中国需要同时跟民盟和军方保持联系，充分了解双方之间的博弈，才能对缅甸政局的走向，形成合理的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