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智库已经成为广受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智库的数量不断增加。①英语国家的智库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②智库被人们一直不断地解析为政策分析和（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国际化方而的一支超国家力量。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中东欧、亚洲和其他发展中闰家智库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多。
时至今日，除了少数学者的研究以外，④站在比较视角上进行的研究仍然将美同作为其主要的领域。⑤坎贝尔和彼得森开始把智库作为“知识王国”（knowledge regimes)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⑥从各种研究成果和决策机制来看，这些研究工作是多样化的。⑦反观欧洲大陆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智库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工作仍在其所在国的框架内。⑧
尽管有大扯文献对智库以及智库所起到的对政策变化和延续所产生的作用进行研究，但在界定究竞是什么构建了智库、智库如何做其所做之事，以及智库担当什么角色等问题上的争论已有所停息。大多数的研究依赖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设定的定义和分类。然而，政策咨询在性质上的变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智库现象:为政府提供外部政策咨询的机构正在日益多元化，并且，尤为突出的是，若真如类型学方法论以及各类机构对自身描述所闸明的那样，即智库、高校研究院所和管理咨询机构之间确实具有鲜明界限的话，那么，这种界限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模糊了。⑨
作为非政府的“替代性政策咨询机构”，⑩这些组织在一个竞争性的“田赛空间”(field-likespace)（11）内实施类似的功能，但它们在组织机构和融资方式方面并不相同。大多数智库文献把功能和组织形式混为一谈，从而限制了自己鉴别智库所展示的多元化组织结构的能力。这些文献过去常常采用一种批判性观点看待智库，并以这种观点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样板——英国和美国一美洲“新右派”的智库。而最近对智库所进行的研究，大多数带有形如普勒韦所描述的方法，（12）即“对大量从事知识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私人机构、半公共机构和公共机构进行狭隘的多元化记载”。（13）这种方法通常对智库在当代社会所担当的角色批判甚少。因此，在重温智库的定义之余，本文还试图提出一种方法，用以理解智库的功能，并试图提出一个框架，用以理解“智库如何做其所做之事”。
重新定义智库
最为广泛传播的定义之一是由肯特•韦弗（Kent Weaver)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设想出来（14）并在90年代进一步证实的。韦弗本人就是一名智库分析家，主要对北美智库进行研究。在其对智库初始定义的修订版本中智库被定义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并且相对于政府以及诸如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党等社会利益团体而言具有实质上组织自治的研究机构”。只要不把接受政府项目和由政府提供基本资金的组织排除在外，文献普遍接受智库作为“非政府性”组织这一衡量标准。
若说第三个标准，即“组织自治”就智库与其他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来说很有用处的话，那么“非营利性”这一标准，即便作为在大多数国家适用于智库的一个纯粹的法律特征，也应当抛弃；而对于那些享有慈善机构地位或免税地位的智库（在英国和美国的智库均是如此）而言，则更是如此。“非营利性”标准的提出，是基于只有经济利益动机才有可能损害意见独立性这一信念，而其他驱使智库与政府、政党或企业进行合作的动机，诸如在客户组织内部寻求（非）正式地位或获取特定的（政府性）数据集，并没有作为对机构活动和对智库分析家与客户之间相互关系具有潜在影响的动机进行讨论。可以说，这些合作动机当中的任何一个均有可能损害智库的独立性。此外，非营利性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这样的事实，即一家智库之所以开展活动，其实是因为它被委托（即被付款）进行策划，比如策划一项具体的研究，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它已经成功地从各种不同的渠道（通常如此）获得相关项目的资金。从这两大途径中的任一个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所述项目，但同时也将有助于该组织的成长。因此，即使一家智库在活动当中经济利益方面全无所获，比如说使外部股东一无所得，它也仍然寻求通过参与政治、商务或第三部门而“获得”某些东西（组织的持续发展所需资金、联系信息、数据）。并且，如果令资金赞助人或其他赞助人对其所产生的结果感到失望，就可能危及其所获得的东西。因此，非营利性这一标准在过去被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推波助澜，这种二分法把架构不同的组织区分开来，但是它们其实是在相同的环境之下实施相同的功能。一个组织是否以产生经济“利润”为目的而进行智库活动都不应与智库的定义挂钩。处理经济(非）独立性问题一条更好的途径是运用“财务自治”这一术语替代“非营利性”这一术语。前者描述了智库的首要能力，即从尽可能多的途径获取项目资金或基本运营资金，以确保其运营不致依赖于任何一位赞助人，而不是相反，即，举例来说，受到合同约束而听命于唯一—家委托机构。(15)
再看看韦弗所说的第三个特点：相较于利益集团和政府的“组织自治”。应当坚持这一标准，以便将智库与追求单个企业或行业的狭隘利益（单一问题）的压力团体或“公关公司”及相关科研单位区别开来。尽管如此，必须承认，如果智库打算影响政策过程，则其必须物色并接近决策者，同时与决策者保持相对超脱的关系。同时，难免与上述观点产生紧张和矛盾的是，一个机构如果被归类为智库，那么学术自治于其而言是很重要的。它构成于若干“机构内部惯例，例如，制度化的同行评审机制以及公开的调查，而非定向研究”。(16)
基于这一调整，理解智库的组成要素可以使研究人员在研究智库时能够把更多元的对于某一既定政策进程的相关机构纳入研究视野，公正地对待变化当中的政策咨询布局，并不致由于前述原因而模糊智库与诸如压力集团等机构的界线。首要的是，在研究某一既定政策进程当中的智库活动时，必须将高校研究院所和管理咨询机构纳人研究范围。其中，后者在政策咨询领域已高调亮相，自“管理主义出现及强调采用财务管理工具打造高效政府”以来尤为如此。(17)
咨询机构已经把公共部门视为客户，并且凭借其特有知识将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殖民化”。(18)咨询机构之所以日益介入公共部门，其原因之一是决策者们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促使其加强公共部门改革的压力。特別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福利国家以及促使前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已经列入决策者们的议事日程。鉴于改革的艰难性，社会政策领域的决策者们一直在寻求外力推动的改革，以克服“否决者”（veto players)的阻挠。(19)政府已经发现，正如德国Й近的福利改革所表明的那样，在绕过议会各委员会和社会合作伙伴方面，管理咨询机构是很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在这方面，全球均有设立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Partners)和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 Strategy Consultants)为联邦政府的改革努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在此过程之中所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理念还有助于扩大对管理咨询机构所能提供的专业知识的需求。
大学院校也已经以类似方式在政策咨询和专业知识市场上逐渐活跃起来。有些大学的机构已经明确设立起来，并以人员和财务独立于所在大学的身份与决策者打交道并进行相关活动。当然，这与大学在获得第三方资助方面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关（比如说，大学本身正日益独立于政府）。人们正不断强调研究工作应当产生“与用户相关的”(user-relevant)和“可应用的”(applicable)研究成果。科研成果应当“创造不同”（make a difference)，大学的这种变化与人们对研究工作的强调相一致。正是因为政府“以证据为基础的”（evidence-based)政策制定需要寻求智力的支持，从而增加了政府对专业知识的需求。但也有迹象表明，各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以委托和招标形式所进行的研究。(21)在英国，关于“大学智库”方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kience)就是很好的例子。该学院的经济效益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和社会排斥分析中心（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对工党政府自1997年以来的社会政策事项，甚至对工党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执政纲领的现代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增加我们对智库由何构成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对非营利性这一标准进行调整之后，智库的定义如下：智库是非政府性的机构；在智力、机构和财务上，具有区别于政府、政党以及有组织性利益集团的自治性；组建智库以影响政策为目的。智库没有正式的决策权力，并声称保持政治中立，但往往毫不掩饰其意识形态立场。有些智库本身很少从事研究，而是委托外部专家进行研究或循环利用现有研究成果，而另一些智库则具有相当雄厚的内部研究能力。此外，智库打算通过智力争鸣而非幕后游说来改变政策。它们运用公益精神和“公共利益”的修辞。它们倡导理念、发展和保持政策网络，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它们把其他国家政策发展的信息告知决策者们，从而促进政策学习。它们把理念开发成产品，传播给由舆论导向人（opinion formers)所组成的“有效公众”（effective public)，(22)并参加与公务员、决策者、商界人士以及学者之间的战略沟通。它们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桥梁，但它们并非被动的中介机构，而是为决策提供观念性话语的机构。(23)它们的目标是经济收益或在其他方面获得好处，比如接触政府数据，或给他们超越竞争对手的优势。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本文下一节将讨论智库实际实施哪些功能，以及智库究竟如何（能够）成为有效的变革动力。
智库概念化的新框架
本文的目的是对智库的社会功能提出一种新葛兰西学派式的理解，并将这一理解与马腾•哈耶尔的话语联盟方式相结合。将智库概念化的最常见的途径包括多元化主义和精英理论概念。前者在许多智库文献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声称智库“支持和鼓励政策多元化，并且广泛参与和投入到政策行动者的公民授权行动中”。(24)在自由和多元化的民主社团里，智库凭借其政策建议在各种观点的聚集之地（market place of ideas)展开竞争，以获得对决策者们的影响力。(25)一种理念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优于另一种理念。施耐德(Schneider)在结论中指出，智库“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质量和透明度以及政治文化的培育，甚至对于开放民主程序中信任的增长都大有助益”，这是对智库典型的多元化主义的看法。(26)
不过，这种说法力图解决权力不对称问题，后者给为普及思想而展开的话语竞争造成了障碍，(27)但又髙估了现有智库政策主张的多样性。(28)可以说，精英理论允许对智库进行更为严格的分析。精英理论家们重点关注企业、军事和行政权力精英核心层（directorates)之间的环环相扣。由于常常获得企业或个人所提供的资助，智库立足于其资助者的利益进行政策研究与规划并将其传达给决策者。精英理论提出了智库与代议制民主的兼容性问题，因为这一理论指责智库规避政党和“来自选票差额的”（from the margins)立法机关，并强调权力不对称的存在，因为“威胁到既得利益的观点永远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29)
不过精英理论认为，智库在其工作和生产方式上的根源几乎同质，尽管实际上多种智库表明事实上并非如此。(30)精英理论关注“操控国家机器的人们狭隘的社会背景、共有的精英价值观以及与社会的隔离，并由此来推断经济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因果关系”。(31)思想被认为具有极小的自治意义。邓利维和奥利里批评这种理论只关注谁是精英，谁与他们互动，而不关注“他们如何行为，如何互动，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凝聚力如何”。通过预设“真正的当权者”，精英理论试图回望被正式定义的当权者假象(facade)“在实证研究之前对于预先设定了关于真正精英的已有知识”的这种假象存在疑问。(32)
本文支持葛兰西所倡导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比多元化主义与精英理论方法更具批判性，更有阐释力。在认真对待权力关系及其不对称性的同时，它也认识到概念化的角色作用，从而承认（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有助于把利益和分配性冲突改造为意识形态冲突。它把物质力量和政治主体性（political subjectivity)都视为意识形态实践活动中所构想的东西；与结构马克思主义者（structural Marxists)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相反，它强调政治上层建筑。（33）依照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解，思想和物质条件“总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但是无法彼此通约”。（34）葛兰西学派关于霸权、话语、公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概念对于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智库的功能最有帮助。借用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说法，（35）智库是一种根植于所谓的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apparatuses)，对既有社会秩序的认同在公民社会中得以重塑。通过日常的社会实践，公民社会组织，即工会、宗教团体，或学校和智库将有助于在社会群体之间维持或建立非强制性的权力关系。它们通过创造霸权的或霸权所寻求的秩序的合法化话语来实施这一功能。这可以被理解为“一套政策理念和政策构建与传播的互动过程”。（36）
葛兰西认为，霸权存在于这样一个时期，即人们对于政治、知识与道德领导权少有争议、甚至绝大多数社会团体认同此领导权的情况下，由“主导性基础团体”（dominant fundamental group)向“同盟团体”(allied gmups)行使领导权的时期。（37）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达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和或均衡”。（38）因此，霸权表现为出于将多元社会力量整合为非对称的“历史集团”或“权力集团”目的而达成的联盟与妥协。（39）托尔芬(Torfmg)将它解说为一个“生产新的集体身份的过程”。（40）葛兰西所关注的是那些締造历史集团并维持霸权平衡的积极政治战略。由于这种平衡自身的不稳定性，就必须在历史集团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重新协商从而保持这种平衡。人们在一套政策貌似常识时达成这一共识，历史集团成员因认为这一共识对其有利而接受这一共识，反之，其他选项则只有有限的可信度。套用葛兰西的一句话来说,作为公民社会组织，智库可被理解为思想“形成、辐射、传播”的中心，这些思想不是简单地“自发地在每一个人的大脑‘降生’”，而是需要场所（locations)对这些思想进行生产，使这些思想作为争取霸权平衡所展开的政治斗争当中的一支力量，并从这些场所传播出去。（41）
葛兰西还强调在知识和意识(consciousness)的发展所引发的政治斗争当中代理（agency)的重要作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研究智库时运用这一概念，意味着必须把智库视为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及特定社会阶层的出现具有必然联系的事物，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智库首先出现在那些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并持续扩张和巩固自由市场民主的国家。(42)在葛兰西看来，在经济生产领域当中所起实质作用之原初范围形成的每一个社会团体，与其自身一道有机地打造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些阶层使这一社会团体具有均质性，并使之意识到其自身在经济领域乃至社会和政治领域所具有的功能。资本主义企业家为其自身创造了工业技师、政治经济学专家以及新文化和新法律制度的组织者。(43)
因此，智库知识分子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宏大叙事”的演说家——这些人就是葛兰西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44)——他们所关心的是政策细节和政治事务。最好把智库分析家定义为“有机知识分子”网络的一部分，这张网络中包括公务员、技术人员、政策专家或法律专家。他们“永远是说服者”，(45)他们满足社会的技术性、指导性和组织性需求。(46)基于这种理解，乔治娜•穆雷和道格拉斯•帕切科认为，在先进资本主义的残余里，智库担当了看门人的角色，这部分归因于其能够在文化、道德、伦理和知识领域使其话语合法化。其他的新葛兰西学派人士分析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霸权所从事的话语（再）生产活动当中，智库是众多参与者之一。(47)亚历克斯•德米罗维奇（Alex Demirovic)也以类似语调强调，在以新自由主义方式重组国家而使用的—套工具中，智库是其中一件：通过非正式的政策咨询实践，国家被组建起来，而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霸权集团”重新确立了对国家的掌控。(48)
这种分析方法并非不受指摘。有人认为，由于新葛兰西学派把智库定义为特定社会秩序的产物，使智库被描绘为对资产阶级进行动员的消极工具，因此智库所拥有的相当程度上的自治和高度的意识形态多元化被忽视了。(49)其他人则指责葛兰西学派把智库“妖魔化”了。(50)尽管如此，可以说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得以使人们将智库理解为一个由公民社会参与者所组成网络当中的组织，并且这种分析Ж视智库在思想和物质条件上的独立性。智库的商度多元化、在政策难题以及不同政策建议上所常常发生的冲突意味着它们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利益集团阐明自己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以打造霸权集团。为智库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自由主义表明，正是“新自由主义”出色的多样性，使其得以促成对话，并与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不同派别所组成的历史粢团共同分享。(51)
智库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
智库是否真的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发挥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针对这些问题，有人认为，智库有可能在特定历史时刻有所作为。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某一“范式”——比如说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的霸权地位发生动摇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就特定政策目标以及就体现于霸权话语当中的政策工具所达成的几乎全体一致的共识发生瓦解，那么，智库作为外在于国家的变革的推动者将对政策变化和政策延续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他所进行的关于英国福利国家变迁的研究中，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独立行为者的力量作出了观察。当福利政策被认为是失败的时候，决策者们不得不进行改革。霍尔将改革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政策变革指的是通过对现有政策工具的调整来实现范式当中所制定的共同目标。当以新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共同目标时，就是“第二级”政策变革。只有当整个范式被认定为失败，即这一范式再也无法触及重要的问题，并且第一、二级的变革似乎不再足以修正那些已被理解为功能性异常（fimcticmal anomalies)的事态时，以对政策进程的最重要条款的根本性变革为标志的“第三级”范式转换才会出现。(52)在霍尔看来，在这个国家，(53)“公聘专家主要对国家负责”，“第一和第二级政策变革的过程对社会学习之形象的回应相当出色”。与此相反，第三级变革之所以发生，“并非因为国家的自发行动，而是出于对不断演化的社会争论（societal debate)的回应”。范围广泛的参与者加入了这场争论：外部政策分析家、政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媒体、金融市场，而智库在“经济思想的市场”上是活跃的。这些独立于国家的参与者激化了这一争论：每当政治以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论寥寥无几时，类似于“政策网络”或“问题网络”（issue network)的东西就会骤然涌出(54)笛尔表明，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协助，决策者们远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因此，“（拥有最好的危机管理理念方面）权威重心的转换似乎是范式转换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55)
一个范式是如何被视为失败的范式转换又是如何发生的？范式转换并不过多依赖于争论的质，而是较多地依赖于相互竞争的各派别“在相关冲突当中所能控制的配套资源”。(56)智库是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能够提供这些资源的推动力之一。对于某些政策新的“合法化话语”的发展，它们能够作出贡献。通过把自己纳入政策网络，智库能够成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并将它们对话语的贡献带入到争论当中。这些网络能够在时间的流逝当中或多或少保持稳定，并且就成员资格而言，能够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其封闭性。它们通过打通通道进入“决策过程”，促进其作出决策并执行决策，它们“促进协商或信息交换、谈判以及其他独立行动的协调，它们还促进合作，以使政策得以形成、实施和合法化”。(57)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智库、(58)90年代中后期新工党的智库，(59)以及90年代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智库(60)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都为政党内部的领导联盟提供了“智力伙伴”，(61)并为其在政策现代化中作出的努力提供支持。
网络或联盟模式种类繁多，其中赫尔科罗(Heclo)的“问题网络”、(62)罗兹和马什(Rhodes and Marsh)的差别化政策网络概念、(63)萨巴蒂耶尔(Sabatier)的倡导联盟、(64)哈斯（Haas)的认知社区、(65)埃文斯和戴维斯（Evansand Davies)的政策转移网络，以及哈耶尔的话语联盟(66)最受争议。通过假定网络经由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斗争会影响政策结果和限制政策议程，政策网络概念主要提供有助于理解政策变化和政策延续的治理理论。从对政府的分析到对治理的分析这一转换，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嵌入于合作性网络之中的中间人的影响，而非仅仅受到身处科层制集权国家的中间人的影响。(67)政策网络理论对研究智库很有益处，因为它把智库作为政策网络参与者进行分析，并且提醒读者注意那些被称为“中空国家”（hollowed-out state)进化物的东西，(68)在这种进化物当中，政策网络所提供的是“无政府的治理”。(69)
在此之后，马腾•哈耶尔所提出的话语联盟这一理念，被认为适于用以理解与新葛兰西式框架相结合的智库，上文已对新葛兰西式框架略有论述。虽然哈耶尔并非将其理念建立在葛兰西学派的方法之上，有人认为葛兰西之后的理论家们，如哈贝马斯（Habermas)和福柯（Foucault)—哈耶尔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他的话语联盟概念的——通过坚持认为基于语言的冲突是“为改造‘流行心态’(popular mentality)和传播哲学创新而进行的文化斗争”。(70)恰如雷纳特•积勒布（Renate Holub)所说的，葛兰西和福柯都认为，“权力和统治在同意接受这一统治和这一权力的被统治者范围内所起的作用，产生于社会关系系统和子系统内部，产生于相互作用，产生于使人们知悉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结构”。(71)
哈耶尔的政策网络概念主要应用于与环境政策变化相关的文献当中，(72)这一概念适合于分析智库活动，因为话语构建是一种争论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其实是一种主导辩论结构的话语，并在（家）实践中制度化，即取得霸权地位。(73)为了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一话语斗争的各方参与“通过（比如说）智库所提供的资源寻求智力支持。通过话语联盟框架而变成研究对象的，正是“话语构建’生涯”。(74)如果复述一下哈耶尔对环保政策变化以及对其所负有责任的参与者的研究的话，一言以蔽之，政策问题在现有体制安排看来显得异常的程度有多大，取决于这些问题如何以对话方式在话语联盟的体制背景下得到解释。(75)从政策分析的“争论性拐点”的角度来说，弗兰克•菲希尔（Frank Fischer)指出，“政治决策的基础，是理解为创建和控制”智库参与其中的“共享性社会意义系统所展开的话语斗争”。(76)
什么是话语联盟，它是怎样构成的？“话语联盟是”组故事情节（storylines)的组合，说出这些故事情节的参与者，以及符合这些故事情节的做法，都围绕某一话语而组织起来”。(77)故事情节这一理念是哈耶尔所提出概念的中心。这是种语言学机制，话语联盟围绕这一机制组建起来，这一组建过程是“一种生成性叙述，使得参与者利用各种话语类型给具体或社会现象赋予意义”。(78)话语联盟成员在对威胁、危机或事件解读方面的共同看法构成了“所述政策问题的本质”，从而将这一话语联盟团结起来。(79)
由于大多数政治参与者没有用以理解政治性或社会性世界的已成熟理论，所以故事情节由于其“凝聚大量与规范性假设和价值观相混合的事实性信息”而简化了政策问题，并创建了联盟。(80)如果故事情节被某一话语联盟的参与者们接纳和开发，那么这些故事情节可以通过对意义进行重新组织而产生政治变革。哈耶尔以“酸雨”这一故事情节为例，围绕这一故事情节指出话语联盟在英国和荷兰被聚集起来。“激活社会国家”（activating social state)这一故事情节是由在德国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现代化人士(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demizers)培育并由智库分析家等政策顾问开拓出来的。(82)话语联盟可以包括数目繁多而种类多样的参与者，并非必须通过人员扎堆(physically get together)才产生作用，在成员之间互不相识时也可以进行跨界行动。话语联盟概念“注重通过现有机构组织相互作用的方式营造一种氛围，通过这种氛围，利益和价值观被不断定义，机构组织被不断改造”。(83)它们对某一政策问题共识越多，制度化程度就越髙，它们发展出话语霸权的可能性就越大。
结论
本文通过以下三步重温了智库现象：第一，完善了智库的定义；第二，以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讨论智库的功能；第三，提出话语联盟的概念，并通过追踪智库在话语构建“生涯”当中所担当的角色，用这一概念解释智库如何产生作用。文章依照智库的功能而非形式来定义智库，从而廓清以影响决策者为目的的专家话语（expert discourses)生产机构之间模糊的组织界限。作为一种幻想，“非营利性”对“营利性”的智库研究二分法已被抛弃，因此，高校研究院所和管理咨询公司可以纳人智库研究的范畤当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就一定是智库：恰如本文所强调的那样，仍然应当区别对待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政府政策。新葛兰西学派通过其所主张的霸权、公民社会和智力等概念所持有的观点，对于批判性理解智库这一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具有实质性关联的组织，是一种适合的研究框架。话语联盟这一概念专注于话语与其所具有的描述政策过程的潜能之间的关联性，对于解释智库如何为政府和诸如政党甚或跨国公司等其他组织（尤其在范式危机出现时）担当相关政策参与者很有用处。这表明合作性网络对政策定已经产生影响，并且说明诸如智库以及其他非官方参与者等机构已经获得更多机会接触决策过程，都很有用处。通过强调智库能够以中间人角色、观念提供者角色、权力层级结构构成者角色以及特定历史臆测者角色而发挥作用，以及强调对政策问题和政策解决方案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之中对话的重要性，这里所提出的框架将有助于重振辩论，并在采取“多元主义转向”（p luralist turn)之后重新进入一个更重要的方向。
为廓清智库的功能而在定义和方法上所进行的改进使我们了解到，“智库”这一术语并非仅仅对于那些能够在政策和政治问题辩论当中自我定位的组织产生重要作用。对于一个具有可识别的历史根源并在历经政治和社会变迁之后继续存在的组织，这一术语尤有力量，这种组织往往在政治不稳的情势之下蓬勃发展。对专业知识需求与日俱增的群体所组成的合作性网络，智库会以其表现各异变化不居的组织形式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
注：
本文译自<公共政策与管理》（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11年第比卷。译文有所删节。
注释：
①J.McCann,The Global“go-to Think Tanks”.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http://www.crisisgroup.org/library/doouments/mi8cellaneous_docs/leading-think_tanks_in_the_world.pdf,2008;N.Madoka,Introduction,in S.Kenkyu(ed.),The World Directory of Think-tanks(fourth edition),Basingstoke：Palgrave,2005,pp.viii-xx.
②D.E.Abelson,Do Think-tanks Matter?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ontreal,QC：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B6hning9 A.：Think Tanks in den USA：Die Rolle und ihre Funktionen im politischen System.SaarbrUcken,2007：VDM Muller,2009；P.Hart and A.Vromen,A New Era for Think Tanks in Public Policy?International Trends,Australian Realities,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67,No.2,2008,pp.135-148；S.Katwala,Bringing Equality Back,The Role of a Think-tank,Benefits,ol 17,No.1,2009,pp.57-63;J.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Academics,Advisors and Advocates，New York：Routledge,2007；I.Marsh and D.Stone,Australian Think-tanks.Think-tanks Traditions,in D.Stone and A.Denham(ed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p.247-263; H.Pautz,Scottish Think-tanks and Policy Networks,Scottish Affairs,Vol.58,Winter,2007,pp.57-77；P.Schlesinger,Creativity and the Experts,New Labour,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14,No.1,2009,pp.3-20; M.B.Teitz,Analysis for Public Policy at the State and Regional Levels.The Role of Think Tanks,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Vol.32,No.4,2009,pp.480-494；M.Weidenbaum,The Competition of Ideas：The World of the Washington Think Tank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8.
③S.Boucher,В.Hobbs and J.Ebele,el al.,Europe and Its Think-tanks：A Promise to Be Fulfilled.An Analysis of Think-tanks Specialised in European Policy Issues in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Studies and Research 9 No.35,October,Paris: Notre Europe,2004；R.J.Struyk,Transnational Think-tank Networks：Purpose,Membership and Cohesion,Global Networks,Vol.2,No.1,2002,pp.83-90.
④J.McCann and E.C.Johnson,Comparative Think Tanks,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 H.Pautz,The Role of Think-tanks for Labour Party and SPD,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2,2010a,pp.274-294；К.Weaver and P.Stares(eds.),Guidance for Governance：Comparing Alternative Sources of Public Policy Advice,Tokyo/New York：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Brookings Institution,2001,pp.8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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