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一些外交往来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认为：印度总理莫迪9月初对日本的访问，是在呼应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旨在“遏制与牵制”中国；越南总理阮晋勇9月底访问印度，是为了在印度洋上支持印度，并在南海问题上抗衡中国寻找支持力量；对阿基诺9月中旬访问欧洲四国，也突出其在南海问题上获取支持的一面。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应如何看待周边国家的外交行为，尤其是当这些行为发生在一些比较大的、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间的时候?
笔者的回答是：这些交往可能有对抗中国的一面，但未必是全部，甚至未必是主要内容；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乃过去20年来国家间关系的大趋势，总体上符合中国所主张的“多合作、少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系统性大国都在做的事情；中国应有足够的自信理性平和看待这些交往，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如是更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实践
众所周知，冷战后“和平与发展”基本取代“战争与革命”并成为全球大趋势，亚洲终于告别数十年来的混乱、动荡、战争局面，以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九十年代的东南亚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继“四小龙”后出现的“五小虎”都是东盟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大块头”中国的崛起成为全球和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加入世贸为中国在经济上影响世界奠定了基础。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从显露系统重要性的角度看，2008年或可称为中国“崛起元年”。
应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百年未遇的新课题。周边国家对此体会尤深。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是现实选项，无论愿意与否。中国成为周边大部分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各国在推进经济合作的力度与效果上有明显差别。这与其是否有某些经济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是否愿意大力强化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有关。韩国与新加坡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因此效果显著。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老挝有政治意愿，虽然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不如韩国明显，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不错。蒙古与马来西亚政治意愿相对弱，经济上比较优势也不够明显，因此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展势头不如上述国家。缅甸的政治意愿在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展不如前几年。而印尼则恰恰相反，这几年的政治意愿在强化，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在明显强化。上述国家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或者即使有也能予以淡化处理。
对于与中国有领土争端问题，这种争端总体可控但没有被淡化处理的国家来说，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政治意愿受到影响，这也体现在经济合作效果上，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印度比较注重管控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中印的经济合作发展较快。越南在管控争端上做得不如印度，因此几度影响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本与菲律宾则采取了一些激化争端的做法，更是明显影响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双边投资)。印日菲越四国人口都在9000万以上，印日无疑属于周边大国，菲越则属于中等国家。人口因素加上领土争端，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行为受到中国媒体的特别关注，担心它们不但“勾结”区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而且彼此间互相勾连，以此遏制、牵制、平衡崛起中的中国。
周边国家对华政策辨析
遏制的确切含义是围堵，乃典型的冷战概念，体现的是一种冷战思维。所谓冷战思维，就是从对抗性的观点看问题，意识形态优先，坚信对方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打败乃至摧毁我方的目的，并为此采取各种阴谋与阳谋手段。对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它是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的“周边国家”)来说，由于中国执行的是对外(主要是对西方)开放政策，这决定了美国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或曰围堵，就像冷战时期对待苏联那样。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是：确保中国的崛起过程和平、“不脱轨”，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西化”中国。大致上，克林顿时代确立的“接触加防范”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最近几年，自知“西化”中国短期内实现无望，但出于现实的考虑，接触的基调未变，而防范的成分在增长，主要表现是扶持中国的周边国家以便“尽可能恢复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这体现的是央格鲁-撒克逊国家数百年来坚信并奉行的区域战略。
既然美国都无意无力围堵中国，中国周边其他国家更不可能采取这种战略。那他们是否愿意成为美国牵制与平衡中国的工具呢?对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来说，不愿意成为中美两个“大象”打架的“草地”，这是常识。印日菲越四国中，印度旨在成为尼赫鲁所说的“有声有色的大国”，为此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因此很难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工具；越南不想过度刺激中国，也担心美国的和平演变，同样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菲律宾的主张是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从来没有说要在美国的支持下武力解决南海争端，他们深知这不具有可行性；停滞中的日本担心崛起的中国在东海等问题上 “改变现状”，这使得日本最可能成为美国平衡中国的砝码，但中曾根康弘以来历届日本政府的目标恰恰是：成为正常化国家，以摆脱安全、外交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局面。为此，安倍政府的做法是：推行安倍经济学，参拜靖国神社、奉行积极和平主义。其结果是，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政治关系恶化。但在欧美国家看来，安倍与其说是右翼领导人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领导人。
1990年代以来，与注重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政治上建立“伙伴关系”热。美国与中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建立过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亚洲国家在这方面更是不遑多让，以中国为例，至少与55个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其中44个为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国家涵盖了周边大部分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哲学基础是联合国所倡导的、以人的安全与共同安全为特征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以普遍安全代替片面安全，以综合安全代替军事安全，以合作安全代替对抗安全。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则体现为：强调经济、技术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主张军事合作不针对特定第三方，强化在应对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重新解读周边国家间近期外交行为
以此回观上述外交行为，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1)分析阿基诺的行程会发现，他对欧洲访问的重心在经贸方面，如加入欧盟普惠制度，促进欧洲对菲投资。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助理也明确表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诉求不会包含在总统欧洲之行达成的正式文件中，欧洲国家对于菲律宾的支持是心照不宣的。(2)为了搭上东亚经济快车，印度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向东看”(look east)政策，并在近几年发展为“向东干”(act east)。日本以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而被前总理辛格认定在“向东看”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新上任的莫迪以发展经济为己任，与安倍互相欣赏，他访问日本的重心是招商而不是组建价值观同盟，两国联合声明中表示双边将建立“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是希望加深经济、政治、文化、安保等多领域的合作，但其中的军事合作远远没有达到中俄之间的水平。如果我们认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军事合作并非针对第三方，也就难以认定日印战略伙伴关系是为了针对第三国。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含义，也不是双方关系的重心，中国没有必要对此太担心。(3)越南长期以来与印度保持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双边互动密切，并在2007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双边的经济合作程度依然不高，经过几年快速发展，两国贸易量依然很小，对越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中仅占0.33%，越南方面则为1.25%且大量逆差。到2014年两国之间依然没有直达航线。阮晋勇此次访问中与印度就合作开发南海102/10与106/10两个区块达成了协议，但印度媒体已经多次报道不在中越争议海域。至于双边的军事合作主要基于这样的事实：冷战时期印度、越南都是与苏联关系密切，军备多来自苏联，但印度对苏联武器的消化吸收要强于越南，对越南来说，引进印度武器具有技术上的便利与经济上的便宜双重好处。
中国应对
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国家间的关系是在互动中塑造的。如果从对抗的角度看待两国关系，结果可能导致两国走向冲突；从建设性的角度看问题，则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关系走向更多的合作。崛起中的中国对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往要有自信。原因众多，择要如下。
第一，中国海军的实力远远超过东盟十国海军的总和，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因此，东盟国家无力以武力解决海洋争端。美国不大可能因为南海争端为盟友菲律宾与中国开战。
第二，中国在全球的系统重要性在日益上升，与中国的合作而非对抗才是周边国家的选择，印度总统穆克吉2007年就说过，中国在印度向东看政策中居于关键地位。重视中国发展经验、9月中旬在家乡盛情款待习近平主席的莫迪很可能会对此表示赞成。
第三，与周边国家之间现存的矛盾与争端不是彼此关系的主流，并且有望在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过程冲得到解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与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已经解决了领土争端，这些都发生在彼此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第四，中国在快速崛起，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对中国存在一些疑虑是正常的，中国所需要做的，是进一步证明：他们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切实获益，中国不会在解决领土争端的过程中仗势欺人(中国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中国也有必要提醒自己，多从周边国家的视角看问题。他们与中国一样，也希望与其他国家构建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至少不是主要目标。中国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同样适用于周边国家。中国不搞双重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