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各阶层。以低收入阶层为例，中国带领6亿多人摆脱贫困，对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全面下降做出了贡献；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例，美国工资中位数在过去7年一直在下降，而中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则以不低于两位数的比率在逐年增长；以顶级收入阶层为例，阿里巴巴集团在其首次公开招股（IPO）交易中总共筹集到了250亿美元资金，创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桩IPO交易，帮助马云成为中国首富。
但阿里巴巴效应仅是冰山一角。截至2012年底，中国拥有1090万家私企，雇有1.13亿员工，另有4060 万家个体工商户，雇用8630万员工。这样快速的私企扩张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没有发生过。因此，中国这个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为普通和最贫苦的民众最大程度改善了生活水平，而且还是私企发展增速最快的地方，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成功激活了所有的关键经济力量。这明显不同于G7的现状——国际货币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用 “新平庸”来描述G7当前的形势，皮尤研究中心则称“悲观情绪笼罩G7”。相比之下，中国私企继续快速发展凸显中国经济结构优势，这对于全球来说是个重要经验。
首先，以西方为例， G7一向标榜“市场经济”，即大量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竞争，产生公平高效的经济结果。中小型企业尤其被推举为这一经济模式的典范。
但市场经济是由相对小规模的竞争市场主导实质上是假象。事实上，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的规模化生产不断扩大。许多行业需要的投资如此巨大，以至于具备了自然垄断的特征，比如铁路、电网、现代城市的地铁系统等等。
即使自然垄断性不存在，经济的全球化也说明，某些现代行业需要巨大的生产规模才具备竞争力，无法只在国家范围内生产。比如，全世界仅有两家主要民用飞机制造商，主要的世界汽车生产商也不超过十家等等。
在发展最充分的情形下，这种规模化生产造就了“大到不能倒”的现象——意即没有可供替代的企业能够在不破坏经济稳定性的情况下取代原有大企业的作用。这种现象在银行等行业尤为明显，但美国政府2008年后救助美国汽车企业的例子生动地说明，此现象已经延伸到更广范围的行业。
当然，有些行业仍然保持大量企业竞争的特征，比如旅游业是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但业内没有一家企业拥有1% 的市场份额。但总体上，大型企业主导经济，比如，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企业营业额相当于全球GDP的50%以上。
因此，西方提出的“现代经济由大量小规模企业竞争组成”这一概念只是神话而已。同样，西方将一种内有巨大差异性的经济结构视为单一“市场”，极容易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这实际上会抑制私企发展。
金融系统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G7国家经济危机的重灾区就在这个领域。最大的私人银行“大到不能倒”的事实，必然助长他们实施一些极端冒险的投机行为，甚至犯罪活动。在纯粹竞争的经济行业，破产的风险会限制企业实施冒险的投机行为。但一旦私人金融机构获得政府“大到不能倒”的担保，那么冒极大风险以追求最高潜在回报，都将变成是理性行为，因为风险最大的金融项目一旦成功，私人机构将收获利润；如果项目失败，国家将会承担损失。这就是为何西方发生一系列大私人银行丑闻的原因，比如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摩根大通“伦敦鲸”交易丑闻、外汇操纵丑闻等；正如2008年前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也是巨大的资产分配不当的必然发展后果。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只有一种市场形式，而是至少有三种主要的市场形式——纯粹垄断市场，少数超大型企业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大量小生产商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无差别的经济政策应用于产业结构截然不同的行业是不会取得成效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构则完全不同。“社会主义”这个词派生自“社会化”，意即大规模生产。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垄断形式仍牢牢地维持公有制。但同时，自1978年以来，中国摈弃了1929年后苏联的做法——小规模（非社会化）生产也应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国的农业没有集体化，纯粹竞争性行业由私企主导，在大规模化生产的寡头垄断行业，由于国企和私企都有优势，于是让他们同时存在、相互竞争。
这种结构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世界最快发展增速的私企的原因。中国不断声明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而在西方，国企和私企是对立的；在中国，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则视国企和私企为互补的。
中国的这种经济结构带来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经济增长。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作家之一，他最近总结道：“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取得了全球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没有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结构给予全球最有活力的私企更多支持。政府不应拥有小规模竞争主导的行业，这不是单指中国，这也并不是说，这样的企业不需要政府——政府不应在这些领域拥有企业，但政府可以为这些企业创造良好运转的条件。经济理论中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充分的市场信息，价格即时可调整，最小或零运输成本等等。这些都需要真正的物质基础，俗称为“基础设施”。事实上，有效运作的竞争市场需要交通运输系统、信息技术标准和结构、批发市场等物质结构。其中许多因为成本高而具有垄断特征，最好由政府提供。因此，尽管某些行业不需要政府拥有企业，但还需要政府为之提供市场有效运作的条件。
这同样适用于那些需要花费巨大研发支出的行业。例如，说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当今美国最前沿行业的创新，是由私企开发的，这也是一种荒诞的说法。它们实际上是由美国政府创造的。正如《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为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的经典研究《企业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所写的书评里称：
“所有使iPhone‘智能化’的技术（互联网、无线网络、全球定位系统、微电子、触摸屏显示器和最新的声控SIRI 私人助手）来自于政府基金……苹果聪明地把这些组合在了一起。但它是采摘了政府花时70年之久支持的创新技术的果实。”
就私企的融资而论，中国大型国有垄断银行为生产企业降低了资金的成本。在西方，受到“大到不能倒”保障的私营银行实行高风险战略是合理的，意味着他们是用最合乎逻辑的方式获得最高回报，因此，他们不会拒绝衍生产品和期货交易，外汇交易，大宗商品投机等具有最高风险的交易。这样的高风险活动很大程度上将是可承担的，因为致命的损失将由纳税人买单。其效果是利润积聚在金融私企手里。要为这样高利润但高风险的活动吸引储蓄，就得向储户提供较高的存款利率。为生产企业提供资本的利率由于这种压力随之急剧上升。相比之下，中国通过控制利率和限制高利润但高风险的金融运作，确保为生产企业提供较低成本的资金。
通过提供相对便宜的资本供给加上优越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经济结构为私有企业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借助国企和私企的互补性，中国创造了西方经济体从未达到的经济增速。这也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世界最有活力的私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