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永恒课题，是一国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随着国家的角色分化与职能演化，国家安全的内涵、追求国家安全的手段以及国家安全生长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并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安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发展条件下，安全具有相异的内涵与外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极对抗格局的崩溃，人类对世界性的战争威胁的担心更多转化为对日益增长的地区、局部乃至国家内部的冲突与对抗的忧虑，而大规模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安全问题也无时不在提醒国际社会建立地区和国际性安全机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和平问题于是逐渐演变为安全问题而具有了日益丰富的内涵，安全问题也因此取代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新热点。与此同时，发展的涵义也日益深入，为安全而不断寻求发展，为发展而不断营造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安全的发展与发展的安全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相应地，国家安全也从纵向和横向上不断发展。纵向上是指国家安全内涵不仅包括传统的军事安全，还包括日益活跃的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等；横向上则指国家安全越来越超越一国国界之局限，具有了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范畴。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反映了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安全冲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经过十年的格局演变，世界力量的分化组合有了新的发展，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愈益明显，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与防御力量的失衡，霸权国家及其盟国在战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充分认识这种时代矛盾变迁，适时确立我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倡导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新安全观，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安全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安全概念与国家安全内涵的时代变迁，构成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种种挑战。
一、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后，时代矛盾的深刻变化，从经济角度看主要源自经济全球化，从政治领域看在于多极化趋势与维护单极世界努力所引发的冲突，并从总体上表现为一体化与分散化的矛盾。国家安全的内涵随着时代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特性上：
1.层次性：即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状态、力量和意志三个层面的内涵，并依次递进。状态层面主要体现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方面，包括国家要素（领土、人口、政府、主权）的保全，政治、社会稳定，制度延续，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社会与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可靠等。力量层面包括一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领域及其内部的和谐进步，国家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以及国家实力增长与利益获取的顺畅和有效等，一切有碍于此的均会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如国内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国际上南北差距等。意志层面主要指对国内国际行为与规范的理念倡导与维系，国家意志的表露与国际权利的分享等。国际舞台上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或民族（国家）主义，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都是各自在安全领域的意志倡导与表达层面。
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对其国家安全的理解不只限于自身，而是上升为其阵营体系乃至全球秩序，各自将全球争霸之得失、国际秩序主导性之变迁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这就是典型的霸权安全观（冷战后的美国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安全观）。当今世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既是对全球安全的巨大威胁，更是对发展中国家安全的严重挑战，也反过来影响到发达国家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人道主义干预论”等在国际上的流行显示，冷战后国家安全概念日益升至意志层面，这是时代矛盾深化的必然产物。而且也表明，未来的国家安全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开放的国际安全体系之中，任何孤立、保守的安全观不仅不能确保国家的现实安全，而且将丧失国家安全的未来。
层次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安全由高级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不断向低级安全（如环境安全）转化。
第三个方面是国家安全具有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复合内涵，并日益超越国界，具有“国际安全”乃至“全球安全”之范畴，而随国家发达程度增大此趋势不断得以加深。
安全问题变化的第四个层次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手段也是多层次的，从各种方式的安全合作到多边、综合安全机制的建立等，形成体系丰富的内涵。
2.动态性：安全已从以往“患得患失”的自保阶段，发展到越来越具有“自强”以始终确保安全的层面，体现于国家目标即不断从生存向发展阶段过渡。不仅威胁来源而且维持安全的手段都是动态化的。安全的动态性是格局转换和时代日新月异发展的必然产物。
3.模糊性：体现在证伪—证实、频率—伤害度、内政—外交三个层次关系的模糊发展上。安全有可证实的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安全的相对性日益突出。另外，一定的频率与伤害度本是安全的现实度量，但如今更加模糊、难以计量。比如核战争，本身是彻底毁灭性的，但因其几乎不可能爆发而丧失了其威胁性，而且最危险的核武器还往往成了保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手段。最后，随着内政与外交的不断融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愈发难以区分。
4.多维性：一方面，安全有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区分；另一方面，安全越来越被证实为是相互的，只有相互确保安全才是稳定的安全。冷战后“多边安全”[国外有学者称之为“软安全”（soft security）]观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安全的理想与原则。
由安全多维性而引起的本质冲突是关于安全的多极化趋势与单极世界的矛盾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多极权力结构兴起并取代了两极格局，这既增加了世界安全，又给世界安全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在世界安全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强国间的“安全一体化”又在进一步加深，世界安全结构中的“中心”与“边缘”的矛盾日益尖锐。
5.安全的泛化与软化：国家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时代热点和矛盾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但总体趋势是，国家安全在不断向低级化、人文化方向发展，“人的安全”逐渐从国家安全中分离出来，（注：联合国发展署1994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认为，对人的安全威胁可以分为七大类：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其性质总体上有不断软化之势（集中体现在经济安全的发展上），其维系手段日益民主化、法制化。
二、国家安全的研究困境
随着国家安全自在矛盾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国家安全研究出现种种悖论与困境：
1.安全与利益的冲突：一般认为，国家安全侧重指国家利益的维护层面，而其拓展层面则属于广义的国家利益的范畴。安全本质上具有生存层面与发展层面的复合内涵。在和平年代和国际关系的稳定时期，尤其是冷战后时期，安全内涵一度从生存层面不断滑向发展层面，安全利益一体化趋势有所发展，导致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研究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2.安全的主、客观矛盾：国家安全有绝对性的一面，体现出其客观性，反映了国家矛盾的潜在化层面；同时，它也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体现出其主观判断性因素，对应了国家安全的显性矛盾层面。不同国家对安全相对性感受不一，追求安全的绝对性动机与能力各异，导致各国安全系数的差异。
3.安全是目的还是手段？与安全主客观矛盾相对应的是，强国往往强调国家安全的手段功能，常常以侵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实现自身安全，而弱国则更多强调安全的目的性，反对强国以自身安全为借口侵犯其安全与主权权益。北约对南斯拉夫动武即是其以科索沃地区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以维护欧洲地区安全为理由，推行安全“新战略”的一个试点。
4.安全界定与分类的“YES—NO”原则：如上所述， 安全有可证实的一面，同时也越来越具有可证伪的因素。传统安全概念侧重于安全的证伪原则，而忽视安全说到底是自在的安全，并非外在威胁的直接投射。安全的内倾化也是国际社会民主、稳定的基础。与此相对应，安全的分类也应以安全的内化与外倾为据，而不应是安全威胁来源的归类与延伸。
5.“安全困境”：即“国家在缺少权威和存在敌对国家（有时只是假想敌）的自助国际体系（self—help system）中， 无论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情景中”。（注：庞中英：《广义安全、经济安全、安全合作——关于全球变化与安全问题的新思考》，《欧洲》1997年第1期。）这正如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所形象指出的，“武力的累积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往往更多地是减少对手的安全性，而不是增加本国的安全性。国家的安全政策造成了国际的不安全”。（注：（美）莱斯特•布朗等著：《全球预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安全困境”被认为是导致安全合作的根本原因，它根源于安全的相对性及自身主客观性相统一的安全本质。
6.安全的主客体矛盾：国家安全的主体是国家自身。全球化发展导致国家角色与职能的不断分化，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种种挑战，乃至产生“虚拟国家”等概念，国家安全的主体发展有矛盾性一面。安全客体指安全所体现的领域，有领土、人口乃至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但各领域分类交错而杂乱，导致国家安全认识上的种种模糊，安全客体必须基于特定类别于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注：由瑞典前首相卡尔松和英联邦前秘书长兰法尔领导的“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初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一份关于联合国未来作用及其改革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三种安全概念，即集体安全、普遍安全和人民安全，把国际、国内的和个人安全统统纳入联合国的治理范围，并对这三种安全概念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集体安全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采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强制性手段；普遍安全则通过提供相互合作、建立信任措施、增加军事透明度、逐步裁减军备和军队数量、把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生产和非军事化等方式来实现；人民安全是指由于饥饿、疾病、（政治）压制和违反人权等造成的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主张在联合国内设立人民请愿委员会，审理任何个人的申诉。这种试图扩大安全概念的内涵的做法，实质也是要干涉各国国内事务，从反方面反映了安全的主客体矛盾。）
7.国家安全还是国家要素的安全：历史上，“政府安全”与“国家安全”长期难以分离，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政府的合法性与政权稳固与否，一方面不应成为国家安全的直接表征，另一方面又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只有当人口、领土、政府、主权等因素的安全上升至影响到整个国家安全状况时，才能视为国家安全本身，否则便是国家要素的安全。这表明，国家作为组织的安全与国家作为载体的安全（即国家要素的安全）具有不同的安全归宿。
8.安全的历史—现实—未来矛盾：这是安全的时空延续矛盾表现形式之一。一方面，历史上视为安全之物于现实与未来未必如此，另一方面，安全离不开历史，没有无源之水的安全——而历史本身延续也存在安全与否的问题，如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加以保护，弱小文明不应遭到毁灭等。
国家安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其内涵与外延演变便是国际矛盾发展的折射。
国家安全具有多层次内涵：从外观化角度讲，是一种“硬安全”，即以国家实力对比作为衡量国家安全的标准，这是导致“安全困境”的冷战思维观所涉及的主要层面；从中观层次说是“结构化安全”，包括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结构的合理、民主化才能持久维系国家安全；从内核层面说，国家安全的理念，也就是“安全文化”领域，最为稳定。如上所述，安全自在矛盾及不同安全观念是导致安全冲突与合作的根深蒂固的源泉。冷战的结束和两极对抗格局的崩溃，不仅极大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改观了国际秩序，而且对传统国际关系观念与思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安全观念指对国际安全的主观认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二是构成国际安全的基本条件，三是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的方法。（注：阎学通：《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从威胁来源来说，冷战结束以后，威胁国家安全的既有国家化因素，更有领域化因素，也就是不仅仅源自固定的国家（敌对国），更源于经济、环境等领域，具有综合性，而且日益模糊、不断变动。从威胁属性来说，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断中性化。说到底，冷战后国家安全的威胁在于一体化与分散化的本质矛盾，政治多极化、经济集团化（区域化）等便是这对矛盾的理论表现；东南亚金融危机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国际、地区）安全受到破坏的一个典型例证。其次，从构成国际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说，传统安全观着眼于实力优势、军事同盟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自身，而且超越国家自身局限，具有将各个国家连为一体的“共同安全”属性。此外，从国家安全生长的环境讲，国家安全越来越倾向于以多边方式，通过和平与外交手段来获取与强化，以保证持久安全，尽管其中也有一定的反复。科索沃战争是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机会主义的战争（进攻方采取的是空袭形式，而且并未宣战，不同于传统的战争），最终仍以维和的形式解决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再次从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的方法来说，传统安全观认为一国安全可以建立在侵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在同盟体系战胜敌对体系的基础上，而全球性危机使人类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固定的敌人，同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威胁。冷战结束以后，人们确立了“合作安全”的思想，认识到只有以争取政治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确立相互依存观念、以合作求安全、建立良好的国际制度，才能共同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北约东扩、日美安保体制的加强不应简单理解为传统同盟关系的强化，相当程度上是有关各方着眼于应对新安全威胁挑战的结果。故此，这些同盟的强化，不仅是安全关系的强化，更是利益关系的加强。
概括起来，新的安全观从主体上说是“共同安全”，从客体上讲是“综合安全”，从过程上看是“合作安全”，从其生长环境而言则是“多边安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注：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3月26日）》， 《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第1版。）这就指明了维护国际安全的政治基础、经济保障与正确途径。“平等”主要针对安全主体来说，它表明“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也就是各国应追求“共同安全”；“互利”则由安全客体而引申——安全本质上是一种“综合安全”，对各领域安全的追求其结果应使得大家获得互利互惠的安全，形成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良性互动；“合作”当然是从安全实现过程来讲的，即各国应信守“合作安全”的承诺；“互信”总体上是从安全环境而言，它强调了“建立信任措施”（CBM）的重要性，而这往往通过“多边安全”的形式来实现。
总的趋势是，国家安全一方面有日益软化和低级化之势，这与国家间政治向全球政治不断演变及高级政治（权力政治）日益让位于低级政治（权利政治）等趋势可谓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遭受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威胁。多极化的深入发展，致使建立新的安全观念不仅成为必然而且变得可能。总之，时代矛盾的变迁导致国家安全观从以往的可分离安全观、竞争性安全观、狭窄式安全观与相对安全观不断转向普遍、合作、综合与制度型安全观。新的安全观强化了政治理想主义认识，代表了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崭新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