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以来，官方、媒体和学界讲到中国外交时，普遍使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说法，以此描述中国对外政策重点的排序。然而，从语义上讲，人们实际上无法判断“关键”和“首要”哪个更重要。从语序上讲，由于将“周边是首要”置于“大国是关键”之后，因此其“首要”地位大打折扣。当前在中国崛起加速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应以邻国为重？还是以美国为重？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继续模糊的问题。
大国崛起需要周边国家支持
是以“大国”为重还是“周边”为重的认识分歧，源于美国不是中国邻国的地缘因素。如果美国也是中国的邻国，就可顺理成章地写成“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这样“周边”就包括了美国，在周边国家中以大国为关键，于是“周边”和“大国”的排序就合理了。然而，美国虽然不是中国的邻国，却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因此，一派认为，只要搞好中美关系，减少美国的阻力，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崛起了，因此应以美国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派则认为，没有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实现不了崛起，因此应将周边作为外交工作的第一重点。笔者认为，如果从中国崛起的性质的角度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看清“大国”与“周边”何者更为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个国家从先成为地区强国，尔后再成为全球性强国的过程。这个必然过程促使美国在17世纪采取了“门罗主义”，将其外交重点仅限于美洲;也促使苏联在二战后将其外交重点置于欧洲，先后建立“经互会”和“华约”组织。这个必然过程也决定了中国要实现崛起，就必须将周边作为外交的首要重点。
睦邻友好是二战后国家唯一合法崛起战略。“睦邻友好”和“远交近攻”是两个使用了几千年的崛起战略。联合国成立后，领土主权不得侵犯成为国际规范，这使得远交近攻的兼并战略不再合法。这就是为什么美苏争霸时期不再效仿殖民主义的领土扩张战略，而是采取与周边国家结盟的战略。同理，21世纪中国的崛起战略也只能选择睦邻友好，因此中国2013年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
一国崛起的性质是赶超世界最强国，最强国只能是崛起国的障碍而不可能成为其支持者，中美之间由此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奥巴马说美国绝不做世界第二并制定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防范中国崛起，体现的就是这个原理。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对美政策目标只有减少美国阻力的单一选项，而不可能争取美国的支持。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目标，则有减少阻力和争取支持的两重性。面对中国强于自己的现实，周边国家需要在借助和阻碍中国崛起的两个策略中进行选择。这使中国有可能获得那些希望借助中国崛起的邻国支持。例如，面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加速缩小的现实，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泰国都采取了提升对华友好关系的政策。对中国崛起而言，争取众多周边国家的支持比降低美国一国的防范力度更为重要。
以邻国为重可避免过度拓展
中国的综合实力还未达到全球性水平，故此我国的外交重点不宜超越周边。综合国力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种实力要素构成。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是全球性的，但其他三项实力尚未达到全球性水平。大国拓展速度超越其实力基础，是大国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很多学者将美国的相对衰落归咎于其在中东的过度扩张。世界主导国因过度扩张会衰败，崛起大国控制不好自身利益的拓展速度则会夭折。而以邻国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则有助于防范出现欲速而不达的危险。
“大周边”的概念易使外交失去重点。“大周边”是一种平衡“大国”和“周边”两者重要性的说法。中国的“大周边”可以东到美国大西洋海岸和南美的太平洋国家，西到中东的地中海，南到澳大利亚，北到俄罗斯的北极。如此广阔地域的“大周边”不仅模糊了“周边”的界限，而且有导致过度拓展的危险。
依据我国目前的实力地位，“周边”应限于东亚、俄罗斯、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五个地区。我国的陆地和海上邻国已有20多个，且包括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三个大国。如能将所有邻国转化成为我国崛起的支持者，这将使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不仅具有正面提升我国实力地位的作用，而且可从反向削弱美国的阻力，因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借助其东亚盟友来实施。
“一带一路”工程须从邻国开始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工程，是中国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设施。这些工程从中国向外延伸，因此无论其能延伸多远，都需要邻国的参与。我国与邻国的联通建不起来，邻国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就失去了助力中国崛起的意义。鉴于互联互通工程只有从中国向外延伸才对我国崛起有意义，因此，地理上与我越接近的国家，对这一工程的战略意义就越大。
互联互通工程必须经过邻国，因此中国需要加大对这些邻国的外交工作，以保障工程的战略效益。政治上要保证双边关系的稳定，以防影响工程的实施及效益;安全上要加强合作，以防止反对势力的破坏;经济上要协调利益分配，以防止产生新的利益冲突。为此，一带一路工程需要与邻国的经济规划对接。
要加强与邻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邻国与美国的冲突中进行选择的问题。当美国与我邻国发生战略冲突时，我国的立场也会直接影响我与邻国的关系。选择中立或支持美国的立场，都会对我与邻国的战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支持邻国则会影响中美关系。故此，如不明确以邻国为重的原则，我睦邻友好政策就缺乏政治保障，周边国家也会怀疑我国的战略取向。
通过中亚向西延伸的“一带”工程和连接东南亚的“一路”工程，两者的战略意义不同。前者是巩固我国崛起的战略后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潜力较小，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小，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相对较小。后者则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核心内容。东亚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将取代欧洲的世界地位。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美国将防范中国崛起的重点置于东亚地区，包括了东南亚。因此，东南亚的“一路”工程对中国外交投入的需求远大于中亚地区。
面对邻国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越来越大于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我国的外交重点，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
作者介绍：
阎学通目前担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阎学通是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总编，同时是多本重要学术刊物的顾问。作为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国际关系学者，他还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并是中国商务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另外，他也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等机构任理事。
阎学通有过多本著述，包括1998年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该书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其他著述包括《Modern Chinese Power, Ancient Chinese Thought》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