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1月13日刊发文章，题目为《弗朗西斯·福山采访录：历史的终结？美国失宠》，冷战结束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是宣告西方获胜的人之一。记者就当今世界的种种矛盾以及校正办法向他请教。
中国实力增强挑战美国
问：冷战结束已经25年，世界一片混乱，最近的混乱起源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您认为冷战结束后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新情况是什么？
答：很显然，尤其是在2014年，世界政治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变化。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2个变量是俄罗斯和中国，它们的国土面积都很大，都对邻国提出领土主权要求，也都取得了很强的势头。而最令人失望的大概是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当政时，那时的苏联看起来真的会从根本上改变并加入欧洲。但在普京领导下，这一切被逆转，该国现在实际上正滑向一种非常不讨人喜欢的民族主义。普京不断地给别人贴上“法西斯分子”的标签，但其实他的政权更接近于法西斯。
问：人们现在甚至在谈论新冷战，您对自己1989年写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有什么新想法？您在这本书里论述了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胜利。
答：冷战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也是一场地缘政治冲突。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不再有意识形态色彩。历史的终结其实并非要阻止什么。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方向是什么，就目标而言，它终结了。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最终会是民主的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我认为，历史只要有终点，它就会始终是民主性质的。俄罗斯模式不是谁都能模仿的，它完全基于能源和非常低劣的制度。
问：中国呢？他们不是呈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吗？
答：他们有一个相当称职的政府，该国一心一意谋发展，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的办事效率比民主国家要高。因此，其实只有中国堪称一支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力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认为它不会在今后一两代人时间里一直持续。我看不出所有国家都会朝着中国模式发展。我根本不认为那会是历史的终点。
我认为，首先，这个模式是很难复制的。它太有中国文化特色了。因此如果你问“什么是中国模式？它代表着什么？”它有一部分是马列主义的，有一部分是儒学的，而两者其实是不相容的。它还有一部分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因此，中国的制度不像美国的制度那样有一套连贯的思想做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他们要打赢思想战是有难度的。
而且中国并没有试图向他国宣传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只适用于他们。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苏联的确呈现了一个他们试图输出给其他国家的普适模式。这跟苏联人的做法有所不同。
问：您不觉得美中两国间正形成当年美苏之间那种冷战？
答：这个嘛，它们之间会有严重对立，我认为那已经在发生。随着中国提出种种领土主张，美中关系日益具有战略意义。但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并非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是因为他们实力强，而且会越来越强。因此我根本不认为是思想理念在驱动这一切，其实是过时的地缘政治。
我认为这是国家利益问题，中国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了，它曾经是东亚体系的中心，它没有得到像几百年前曾经得到的那种尊重。而现在它很强大，它应当得到尊重。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才是问题所在，不是意识形态。
“美式反恐战争”副作用大
问：穆斯林的思想日益激进是当今世界的另一个隐患。您现在如何看待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人们常常把他的这个论点与您的“历史的终结”作对比。
答：我从未觉得这个观点富有说服力，因为没有人自认为是某种“文明”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员，因此国家仍然是人类组织自我的主要方式。身份认同是围绕民族特性和一个国家的特性建立起来的。在亚洲，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亚洲人”或者是“一个儒士”。他们认为“我是个中国人”或者是韩国人、日本人。那些国家之间的差异比它们共同的文化重要得多。 唯一的例外是伊斯兰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的确比较关心泛伊斯兰的话题。但说真的，我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会在世界上取得主导地位。
问：我们现在眼见着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加入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您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被当作了西方的对立面吗？
答：不，我认为那其实是阿拉伯模式失败的结果。阿拉伯政府无论在哪里都是个失败。它独裁专制，没有像中国那样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没有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解决贫困等问题。至于加入IS之类组织的人，他们充其量有一两千人，真的不算多。而且我认为，即便是在中东，绝大多数人也是不赞同的，他们根本不觉得这特别有吸引力。
问：另一方面，美国已经失去了光彩，民主和资本主义也失去了光彩，这是毋庸置疑的。您认为这是什么造成的？
答：我要说的是，近来的最重要事件是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我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美国军事力量在塑造中东地区形势方面的局限性，中东始终是世界上一个非常不稳定又非常重要的地区。
而且我认为它对美国的威望、美国的实力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因为它让推进民主的理念在很多人眼里声誉扫地。它还浪费了大量钱财，我想美国现在不想再干预任何地方的事务了，因为发生在中东（注：原文如此，实际上阿富汗不属于中东）的两大战争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其中一场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我认为，假如我们只干预了阿富汗，假如我们适时撤出或减少了驻军，假如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更多一点而后来做的少一点，那我们的政策就会非常具有可持续性。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中花了太多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人，我想人们实在不想再干这种事了。
问：支持中东地区战争的新保守派的兴起据说是基于您的论断，即美国发挥积极作用是为了创建一个民主世界。您认为真是那样吗？
答：首先，我从未强调美国军事力量在创建民主世界方面的重要性。我认为他们的一大失败是以为仅凭硬实力就能从政治上改变中东。我从来没有那种信念，所以我认为那歪曲了我的观点。
我认为，民主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榜样的力量。美国的制度效果好，人们就会想效仿。还有其他因素。我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该基金会将大笔大笔的款项拨给工会、女性权益组织以及致力于帮助在其他社会里没有权力的人发表意见的其他社团。我认为那是主要方式，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声誉扫地。
美国内利益集团太顽固
问：您还提到了金融危机，那对美国的威望和美国模式有哪些影响？
答：它实际上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然后是2007至2010年发生在美国和欧洲两地的金融危机。
我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其实是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一系列金融危机严格地说来应当标志着始于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市场行动终结。我认为，我们应当领悟到的是，自由化金融市场非常不稳定，它们非常危险，旨在放开金融部门管制的一切努力是严重错误。
我认为现代经济学在这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假如你上微观经济学课，它就会告诉你，在运转良好的经济中，每个人挣的钱都体现了其实际社会效用，因此，假如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挣50亿美元而一个服务员挣2万美元，那是因为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作的贡献大得多。这个逻辑有着根本性的错误。我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但人们还在相信它。整个金融行业实际上在21世纪创造了负价值。但在危机爆发前，他们赚走了全部公司利润的40%。金融部门有些东西高度扭曲了，因为金融本应是实体经济的帮手。它提供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投入。但不知怎么的，金融渐渐成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如此依赖金融作基础的经济肯定有问题，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
问：您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腐朽》，书中提醒注意美国等地的政治机能障碍。您是在用这本书回答民主为什么不如冷战结束之初显得有前途吗？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个主题跟金融危机有什么关联？
答：说到金融行业，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比如充分的监管。但那也是我所认为的政治腐朽引起的。若要问为什么没有充分的监管，那是因为政治体系被权倾势众、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控制。
我认为总体趋势开始重新转向加强政府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但我认为这种校正的力度还不够大，还需要再接再厉。它受到阻碍的原因很多，比如欧美银行业游说集团的政治力量太强，他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民主而言，特别是就民主社会真正控制本国境内事态的能力而言，政治失败了。
问：您提醒警惕出现世袭王朝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变得过大的社会。华尔街属于最有权的利益集团吗？
答：华尔街是最富有的，但这种利益集团其实很多。石油、农业等很多特殊利益集团得以利用政治体系来保护自己而不顾更广泛的公益。我们的税收法规充斥着特殊减免和特权，当我们试图开展像《多德-弗兰克法》和《平价医疗法案》这样的重大政策改革时，它总成为糟糕的立法，因为你得让数以万计的利益集团满意。我认为这说明民主真的没发挥好作用。
坦言不平等问题难解决
问：您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答：有两个因素。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繁荣之后，自然而然地会有根基深厚的集团渐渐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精英阶层善于使现行秩序为自己所用。
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它跟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有关。由于技术的变化，主要是全球化，财富高度集中，不仅仅在美国，而且是在很多国家都这样。有钱人能使政治体系为自己所用，因此我们自身主要制度得到的信任度极低，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会成为一个自证预言。你不信任政府就会不愿纳税，就会不愿赋予政府任何权力去做任何事情，于是政府就办不好事情，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问：您对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怎么看？他因为研究不平等问题而被一些人称为“现代马克思”。
答：实际上，不平等的真正根源并非资本本身的长期特征，而是我们所处特定技术时代的特征。我认为，他的观点对不对要等到若干届研究生对他的数据进行思考并做出更加详细的分析之后才能知道。不过，他提出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关切，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关切，是很多人在短短五六年前还不愿承认的。
你要知道，2008年奥巴马总统谈到财富重新分配时，美国共和党人一致采取敌视态度，批评他是社会主义者云云。他们大多断然否认不平等现象加剧，即使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他们也会声称那根本不是难题。我认为，如今要持这种立场就比较难了。
问：您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答：没有，我什么办法也没有。因为我认为其根本推动力在于技术，在于“智能机器”替代越来越多人力的能力。
标准的解决办法就是财富重要分配，这是应当做的。你得有一个保障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民，但那从长远来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破坏劳动积极性，最终也许会不足以真正弥合差距。
经济学家经常指向的另一个解决办法是改善教育，但我认为那其实也未必能解决问题。首先，改革教育制度没那么容易。其次，即使教育工作大有改进，也不能保障所有人都能经过培训去做有益的事情。
我感兴趣的是政治制度以及它如何处理这些经济和社会现实、它是否能够不带偏见地制定决策和提供服务。那是我所关注的。我认为它确实应当能够提供某些基本公益和公共服务，并且要顾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掌权者。例如，对富人的警察服务不能比对穷人的服务质量更高。
这未必意味着政府拉平富人和穷人的收入，但它要提供服务就必须不偏不倚地提供。也许，没有哪个政体最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重生急需伟人领导
问：您认为斯堪的纳维亚政治制度有优点。您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答：我所认可的不是财富重新分配水平——这是我新书里的最重要观点之一。我觉得财富的实际重新分配水平不如政府的质量重要，斯堪的纳维亚的真正优点在于，他们的腐败现象很少。不是他们的财富重新分配水平高，也不是他们推行福利国家制度，而是他们即便对那样的政府也管理得非常高效，我认为那实际上才是他们的长处所在。
好的政治制度包含3个要素——它要有一个能够产生力量并加以运用的政府。它应当有法治来约束政府使之按一定之规行事。它还应当有民主责任心。这是一种平衡。如果权力太大而约束不够，那就会出问题。如果约束太多而没有权力，那也会出问题。
例如，能够每年制订出一份能持续10年或15年的预算案是政府工作出色的一个相当不错的标志，很多民主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可美国就做不到。
问：很奇怪这种挫折为什么没有在美国导致大爆发？
答：假如一个政治体系有太多东西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那它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大爆发。眼下美国并未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那是因为所有的愤怒和不满分散到了四面八方。例如，在这个国家的左翼，看看民主党吧，它是一个大联盟，而总体上，认同政治比经济问题更重要。因此，很多人投希拉里·克林顿的票与其说是因为她代表了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如说因为她是女性。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什么？弗格森枪击案、种族政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认为这是左翼的问题之一。有相当大一批人认为全球变暖是最重要的问题，认为它比不平等问题更重要。这些问题都很严重，于是奉行进步主义的左派分散到了各个不同方向。
问：右翼是什么情况呢？
答：右翼略微集中一些，因为他们一心一意着眼于精简政府。但即便如此，情况也很复杂，因为这个国家里有枪支所有权和堕胎等文化问题，它们吸引了很多工人阶级选民把票投给共和党，尽管共和党人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对于能够保留枪支的兴趣甚于对国际竞争或外包之类事情的兴趣。
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无法专心致志地实施其议程？毕竟这个国家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思想。
答：那正是领导职责所在。一个真正伟大的领导人要向人民解释什么是有益的议程以及为什么他们的利益其实有别于他们所说的。我认为近些年没有特别优秀的领导人。
问：在美国，上世纪20年代末左右财富和权力曾急剧集中，但国家得以克服了这种状况。历史会重演吗？
答：也许吧。但如果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看看当年的难题何以得到解决。首先，失业率高达25%的严重经济衰退之后的15年。它引起了巨大的痛苦和愤怒，致使人们愿意让政治制度进行真正翻天覆地的变革。当时有罗斯福表现出非凡的领导力。当时有深得人心的动员带来了新政和美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因此，是的，难题最终得到解决，但它的解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它得以解决跟一些未必能够复制的东西有关，比如出类拔萃的领导力。
我的确认为有些体制性变革能使这个国家更可控制，但那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有点怀疑。如果废除最高法院做出的那些让政治染上铜臭的低劣裁决，说客和竞选捐款之类东西的影响就会减轻。但美国制度太难改变了，它不会一蹴而就。
结语
不管是好是坏，对美国的认识影响着人们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看法。批评者认为，美国近年来令人失望多于鼓舞人心。全球金融危机、日益扩大的经济差异、频发的政治僵局、漫无目的的外交政策动摇了人们对这个超级大国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