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
随着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基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认为，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架构组成部分，这些机构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样，要面临风控模式创新问题。
“这些机构的成立解决了亚非拉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供给问题，但事实上资金不足问题既有供给问题，也有模式问题”，黄剑辉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有效的投融资模式与实施主体，走世界银行的老路，把贷款贷给重债穷国的财政部，一样不能解决风险控制和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接下来这些机构的资金借给谁、怎么借，需要认真思考。
旧机制下的投资不足
《中国投资》：2014年以来，中国倡导下成立了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基金、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这一系列的机构成立，均致力于解决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些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
黄剑辉：中国主导成立这些机构有着深远的时代背景。
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格局，呈现出“一涨一跌”的格局，由过去欧美主导，转变为新兴国家占据经济增长的主要份额。
其次是中国自身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到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跟随型”战略在近两年已经结束，2014?2049年，中国进入了新的35年阶段，即“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新时代，这可以称为“中国世纪”（虽然美国、印度都认为未来是它们的世纪）。在2014年，这一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无论是IMF对中国GDP的测算，还是中国在外交领域的作为，都印证了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与作用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将不断加强。2015年后的10?15年中，中国的制造、资本、技术等能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开放型的经济、进行全球布局势在必行。
《中国投资》：在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中，世界银行的宗旨是消除贫困，IMF是维持货币稳定，怎么评价它们的作用？
黄剑辉：世界银行与IMF在二战后成立，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经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支持，而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遗憾的是世界银行后来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根据其千年议程，走上了“就扶贫论扶贫”的道路，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为直接投资医院等非营利性设施。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亚非拉国家发展的主要瓶颈，在撒哈拉以南（下称“撒南”）非洲，由于电力匮乏且不稳定，许多企业自己发电，平均成本超过发电厂的3倍，其能源成本占总成本的10%以上；由于路网密度低，交通成本占企业间接成本的16%以上，从而将相当部分撒南非洲居民隔绝在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之外。
而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良好的基础设施对降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经济的自我造血能力，增加税收增加国家财力，从而实现扶贫的目标，是“授人以渔”的做法。而直接投资于投向非营利性的项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国家造血能力弱的现状，不能根本上解决贫困。
同时，需要贷款的都是经济发展仍然处在较低水平、政府财力薄弱、处于财政赤字状态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主权担保模式下，这些国家的项目难以符合贷款要求。所以近年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为亚非拉国家所提供的贷款数额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需求。
至于IMF，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欧美国家货币主义当道，通过扩大货币发行实施新自由主义，并将这个药方用于其他国家遭受失败，影响力下降。
在这些背景下，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一方面体现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体现出包括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份额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广大亚非拉国家对于当前全球治理的失望，希望能够倒逼世界银行、IMF的改革。
《中国投资》：新建国际金融机构与之前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是？
黄剑辉：是互补关系。金砖银行的成立，在于补充世界银行作用，亚投行则更着重于亚洲区域，通过贷款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丝路基金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进行股权投资。这些机构协同，可以将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转化为实体经济服务，为过剩产能搭桥，同时发挥中国的大国责任，帮助其他经济体实现经济稳定。
《中国投资》：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在国际投资项目中进行了大量贷款，甚至超过了世界银行，他们与新机构的关系是？
黄剑辉：政策性银行的作用与新机构之间应该是不同的，他们多是主权贷款，面向的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项目。而新建机构面向的是多国参与的项目。
新架构下的风控模式
《中国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如何实现风险控制？
黄剑辉：这些机构的成立解决了资金供给的问题，但事实上如我刚才所说的，不足的问题既有供给问题，也有模式问题，也就是风险控制的问题。
新建的国际金融机构一样要面临模式创新问题。如果没有有效的实施主体，走世界银行的老路，把贷款贷给重债穷国的财政部，一样不能解决风险控制和供给不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这些机构的资金借给谁？怎么借？需要认真思考。
借给外国当地企业，有偿还风险，不利于发挥我们的主导作用，贷给中国公司，对方国家没有参与感，政治风险难以控制。按照过去国内开发银行的做法，通常是贷款给中国公司，但在发生政变的时候，这些中国独资的项目利益往往得不到保护。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最近缅甸电厂。
我的想法是成立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投融资主体“基础设施发展公司”，以它作为实施主体，解决风险控制问题。
《中国投资》：具体模式是怎样的？
黄剑辉：可以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推进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苏州工业园成立于1994年，是当时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由中新双方财团合资，初期由新加坡方控股，中方用土地抵押出资，风险共担。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层面就资源抵押及授权开发、基础设施规划及委托代建、财税优惠政策、信用增级等难点问题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并由作为执行层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负责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及还款等，实现“借、用、管、还”一体化运作。
“基础设施发展公司”可以由中资企业以美元或人民币现金投资发起设立，当地授权企业以现金或矿产资源入股，本着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的原则，其他国家的企业或机构也可以现金或在当地控制的资源适当参股。
通过将高收益的资源产业与低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至公司化的同一法人，并将政府明确抵押给金融机构的资源授权基础设施公司开发后获得还款现金流，从而突破由于政府负债高、偿还能力弱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自身周期长、回报低、还款现金流不足导致的融资难瓶颈。
另外，还可以通过东盟、非盟等多边机构或有关国家议会以法律法规确认的方式，授权设立公司并授权将有关矿产抵押给中资金融机构，从而避免政党更迭导致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