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特别是欧战爆发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影响更加彰显。“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
2013年10月18日，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在美国《纽约时报》刊载题为《世界欠中国战争债有一伟大贡献被忽视》的文章，该文认为当今中国在希望亚洲保持和平的同时也坚定地表达对东海和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中一个被人忽略的历史因素就是中国在二战期间对于盟国的重要贡献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承认，也没有转化为中国在这一区域的现实“政治资本”[2]。
这也再次证明中国抗战国际地位未得到国际社会充分认可并非中国学者的一孔之见。本文旨在对中国抗战国际地位如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对中国抗战史研究有所补益。
一
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认同是相互联系而又侧重不同的两个方面。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更多是中国自身从内部研究和阐述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国际认同则侧重于外部世界（本文主要指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认可程度；对中国抗战国际贡献的认可程度又与中国自身对中国抗战贡献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密切相关。
抗战之初，中国独立抵抗日本侵略长达四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日本的牵制也大大缓解了苏联对两面作战的担忧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
正是认识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作用，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在战时曾得到盟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罗斯福曾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或者中国被打垮，日军就会抽调众多的兵团北上和南下，最终与德国在近东会师，最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3]。
当美英在太平洋战场处于不利境况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惊呼：“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4]
1940年斯大林对派遣出任驻华顾问和蒋介石军事总顾问的崔可夫讲，苏联在华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困住日本，只有牵制住了日本，苏联在遭到德国进攻时才可能“避免两线作战”[5]。
事后也正如斯大林所言，中国的抗战牢牢地捆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可见，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盟国的领导人对中国的这一贡献也给予了较为客观和崇高的评价。
世人大多以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地位既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战时主要盟国的领导人又给予较高的评价，上述评价也应代表西方社会的主流认同。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一下自抗战至今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评价，就会发现上述认知带有一厢情愿的成分。
从美、俄国（包括前苏联）、英等国的研究来看，其主流学界对于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与当时领导人的评价仍有较大的差距，即战时领袖评价高于主流学界评价。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内学界就注意到中国抗战必将对世界局势产生深刻影响。如一般书店就在1938年出版《中国抗战与美国》、《中国抗战与苏联》等系列丛书，译报图书部出版《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这些著作大都以中国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和贡献为中心阐述。
中国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有逐渐深入的研究。2011年，由支绍增任首席专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观点可以算是目前大陆学界主流对中国抗战在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作用及国际地位的代表性看法，集中体现为一句话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具体而言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国首先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第二，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第三，中国是抵抗日军陆军的主力，有力地牵制了日本“南进”与“北进”战略的实施，使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第四，中国在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创建联合国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6]
学术界目前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外部世界对我们这种研究认可程度的观察和思考，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公正客观的评价，这是中国抗战史研究中应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
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自我认知与西方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外部因素：历史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是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自我优越感的体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有意识地将古希腊古罗马与域外的地区从政治、气候、环境等方面相区分，到18世纪欧洲中心论初步成型，19世纪又通过历史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进一步发展。[7]
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域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认为欧洲引领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在历史领域形成为狭隘的世界观，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往往以西方意识为主体，忽视欧洲以外地区特别是东方文明的价值和贡献。
由于该观点的形成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至今在西方学界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研究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时，这种观点也处处体现，如否认中国战场作为一个独立战场的存在，过分强调中国受援国的身份，夸大苏联红军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中的作用等等。
战后冷战及中苏关系的恶化更使得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具有浓浓的思想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斗争代替了学术研究。尽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观点有逐步改进的趋向，但历史的惯性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二）内部因素：长期的衰落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纷争及中国对自身抗战国际地位的认识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尽管中国抗日战争使我国成为战时四强之一，但西方世界并未真正把中国当成一个与美英苏并列的强国，在西方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乃至分裂的弱国。
抗战胜利并没有盼来期望的和平，内战让曾经携手抗战的国共两党再一次决胜于战场，战后长期的国共对立无疑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认同。在革命史观视野下，蒋介石是黑暗势力的代表，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一个妥协、不坚定、随时准备投降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8]；在国民党眼里，共产党“游而不击”，是破坏抗战的“捣乱分子”。
这本身就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悖论。在这种分裂的历史观下去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从而赢得抗战胜利的国际地位，且不说说服西方学界，连说服自己恐怕都有很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两岸对立，大陆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长期并不予以承认；在台湾，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同样无从谈起。两岸隔阂所导致的对立使双方未能超越党派之争对各自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地位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既然对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都未有充分的研究，中国抗战地位的国际认同也就不可能取得大的突破。
三
中国抗战地位要得到真正的国际认同，任重而道远，很多学者在抗战史研究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入手，提升中国抗战国际地位在国际上的认同。
中国抗战国际地位认同的前提就是中国抗战的国际性。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使得“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9]。
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中也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1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国际性更加彰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1月，中美英苏等26国迅即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初步形成，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成为盟国四强之一而得以大幅提升。在盟国的统一部署下，成立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周边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地的盟国军队，美国人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日战争显然已完全融入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重要力量，中国战场则成为亚太地区反法西斯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11]2013年9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西南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北碚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此后的2013年11月8日，“中国抗日战争与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举行。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就举行了两次中国抗日战争的高规格学术研讨会，其研讨的主题均与中国抗战的国际性密切相关，可见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性也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2015年又是一个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节点，中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术讨论，域外专家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个会场，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化研究步伐进一步得到加强。
（二）在研究水平上要苦练内功，提升自身研究水准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认同的关系，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研究是国际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要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同要求我们自己必须拿出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
目前学界对抗战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还不够丰富。当前研究重点应当着重阐明中国抗战对制约日本“北进”、“南进”的关系，对美英“先欧后亚”战略实现的重大贡献。
要充分利用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国家的档案材料，以对方的材料来还原历史真相，说明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不是自吹自擂，而是一种客观事实。
（三）在研究成果的交流上要加大精品文化输出，把中国学界最前沿和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奉献给国外读者
长期以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学术交流中，中外双方的输出输入是不平衡的，总的说来是国外输入的多，国内输出的少，国内输出的又更多是类似四大名著的古典优秀作品，反映中国最新研究成果的优秀学术著作和其它书籍相对较少，国外学者难以及时了解中国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识。
此种状况最近几年逐步得以改善。2006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经连续实施5年，取得了较大进步。[12]这就使过去的单向输入变为双向流通，有利于相互了解。
（四）在研究合作中要加强两岸抗战史研究的合作，化解分歧，增进共识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国共双方均为此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任何刻意贬低一方而抬高另一方的做法都无益于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提高，更得不到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的认同。
目前，两岸在抗战研究方面已有诸多合作项目，尤其是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与台湾“中研院”、“国史馆”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只有国共双方抛弃历史成见，共同归依于那场为中华民族洗刷耻辱，走向民族复兴起点的伟大抗战旗帜之下，向外界发出符合历史真相的声音，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与尊重。
（五）在研究国际化中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国际合作，吸引优秀的西方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抗战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抗战研究的中心均以美国为代表，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度显著提升，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2012年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学术讨论”，邀请了英国、美国、意大利和中国海峡两岸的著名学者参会。
该中心还得到了著名基金会的巨额资助，出版了系列学术专著，代表了目前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抗战史的最新动态。[13]
远在欧洲的英国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视凸显西方对中国的关注。目前，中国与境内外不少学术机构或团体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举办了多场关于中国抗战的学术会议，在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2年11月28日，重庆的西南大学、重庆图书馆与牛津大学签订三方合作协议，三方将在档案资料、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这将进一步促进国外学界对中国抗战的深入研究。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对吸引西方学者主动积极研究中国抗战的工作还有待提升。我们应增加投入，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条件下，开放相关档案资料，为境内外研究人员提供方便，吸引优秀西方学者主动研究中国抗战史。
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的客观研究成果更容易在西方语境下获得认可，有助于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在战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与美英苏等盟国进行了密切的互动，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历史是中国继续加强与各国交流、增进共识、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认同有赖于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研究并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既是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研究的需要，也是当前中国学界的历史使命。通过对中国抗战地位的国际认同研究，将有助于西方世界全面、深刻审视中国战时真实的国际地位，增进各方了解，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