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是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双边关系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从那时起，我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对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拉美左派的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在若干问题上形成普遍共识，为党和国家的治理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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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拉美政治制度的研究。国内学者江时学、苏振兴、刘维广等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渊源、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具体特征，对当前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危机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深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传统的影响，也受拉美社会独特政治文化的影响，还受到欧美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①自拉美国家独立之初，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17个新国家便开始了政治方向的探索。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是拉美政治体制大变动、大混乱时期。随着拉美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深化，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工人阶级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德国民粹主义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一起涌入，拉美成为各种理论的试验田。直到20世纪7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仍处于军人干政和保守主义等威权统治时期，民主观念荡然无存，社会管理极其混乱。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拉美再度兴起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国家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再次活跃，但几乎都在拉美右翼与军人政府的压制下。②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异军突起，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体系发生了变化。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派领导人先后通过大选执政，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拉美主要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都进入了社会稳定时期。③
第二，关于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研究。郭树永，唐小松认为，拉美民主政治的缔造是循序渐进的曲折进程，民主观念已成为拉美人民的基本价值认同。国际环境是推动拉美民主化的重要外因；强大的民间社会是构成拉美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改良与革命皆为推进拉美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④曾昭耀认为，拉美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几点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现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是政治稳定；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来说，国家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不但不应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三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国家，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创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能团结全国力量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政党；四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国家，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最根本的是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⑤张凡认为，20世纪后30年拉美民主政治取代了威权体制，不仅与民主的类型和程度相关，而且也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整合方式密不可分。由此导致拉美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及民主体制下社会的治理状况千差万别、极不平衡。⑥杨建民则认为，公民社会在拉美国家的历次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还政于民”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民主参与机制、社会运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个人和家庭等社会细胞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推动因素。⑦
第三，关于拉丁美洲社会问题的研究。拉丁美洲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迟发展效应”明显。特别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拉美地区城市化进程呈加速之势，由此造成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条件恶化、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社会阶层间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社会问题凸显。近十年，拉美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新旧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各类社会问题互为因果，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努力相互制约。⑧拉美国家发展水平不高，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社会发展理念与政策存在缺陷，长期以来累积了不少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治安恶化、产毒贩毒猖獗、冲突频生、下层民众贫困化加剧等。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向好，这些问题有所缓和。由于消除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瓶颈非朝夕之功，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⑨
第四，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研究。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即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换，率先进行了外围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尝试，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不显著，初级产品出口在经济增长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长期存在，与之相关的是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不高，体制变革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⑩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于是西方国家把其当作发展经济的“药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拉美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新自由主义在使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给拉美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11)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以及工业经济发展导向的转变，拉美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12)受经济增速滞缓、贫富差距拉大、外资依存度过大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而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近十年来，拉美国家政局基本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初步显现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势头。2003年至2010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达5.3%，成为继亚洲之后全球增长第二快的地区。从长远来看，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拉美实现集体性跨越的可能性加大。(13)此外，有些学者还从拉美城市化、中拉关系、拉美贫富差距、拉美文学等角度全方面分析拉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丰富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实践。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已形成一些普遍共识:拉丁美洲与中国同属“后发”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目前双方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相同的发展任务。中拉双方能够在立足本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平等交流，竭诚合作。虽然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尚未系统化，论证不够充分，研究的视角也有待进一步扩展，但基本框架已经搭建起来，相关研究成果也逐渐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警惕拉美民主政治弊端，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拉美政治民主化历史进程的回顾。拉美政治民主化可概括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拉美独立之初到20世纪初。19世纪上半叶，拉美人民通过民族战争赢得独立后，绝大多数国家仿效美国和法国的模式在宪法指导下建立了代议制政府。19世纪20年代独立后至20世纪前，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逐步实行一种以暴力夺取政权、维护和代表地主(庄园主)利益的、对人民能够生杀予夺的考迪罗独裁制度。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拉美出现一股民主化浪潮，但这股浪潮到60年代就被一股军事政变和军人干政的浪潮所取代。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即70年代末出现的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将这一波世界民主化潮流称作“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为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巩固与发展时期，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国政局稳定，经济社会进入较为平稳的年代。(14)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弊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化过渡的基本完成，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传统体制面临改革的重压，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解决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传统政党衰落、政府官员腐败、经济发展受阻等已经威胁到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
第一，拉美左翼政党纷纷赢得执政权，但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随着20世纪90年代拉美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拉美国家的政党格局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左翼政党纷纷上台，传统政党政治垄断地位不断弱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之风席卷整个拉美，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引进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使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社会环境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是不久之后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拉美成为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拉美20%最低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4.5%，而20%最高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2.9%。从90年代末开始，拉美几个主要国家的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巴西金融危机和阿根廷债务危机接踵而来，经济发展道路曲折，长期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挣扎。2002年，阿根廷经济负增长11%，拉美地区总体负增长0.4%。在拉美地区实施了1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宣告破产。这一系列问题，推动拉美民意对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要求“公平优先”的呼声日益高涨。左翼党派的上台，正迎合了拉美民众的需要。拉美左翼通常是指拉美左翼政党，即拉美各国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党和新兴左翼联盟。拉美左翼政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从传统演变而来的，以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为代表，主要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坚持走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困和不公正，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另一种政党则植根于拉美本土，以捍卫民族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等中下层群众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拉美左翼政党虽然在上台后推出了执政新策，比如，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多渠道解决城市贫困和人民就业问题，千方百计遏制腐败等。但其仍然面对着传统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和中下阶层极高期望的双重压力。
第二，拉美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深陷腐败泥潭。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2013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CPI)”显示，拉美地区最清廉的三个国家分别为乌拉圭、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在全球国家中的排名分别为19位、22位和49位。拉美地区最繁荣的四个国家——委内瑞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其腐败程度都排名在全球40%的国家之后，海地仍旧为拉美地区最腐败的国家。(15)由于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般由外部环境引发和带动，或是遭受外来的打击和刺激，或是由外来殖民主义者引发。因而，拉美国家的民主意识不够成熟，民主政治体制存在着缺陷，其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裙带关系色彩，家族主义和依附观念盛行。而“资源—权利”的相对匮乏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又强化了传统政治管理体制的有效持续，造成新建文人政府难以有效地遏制政治腐败，严重的腐败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主政治的威信，影响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局稳定。拉美国家政治腐败的特点主要体现为:选举中存在部分领导人操纵选举，进行钱权交易的现象；执法和司法部门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私扣项目款等违法犯法行为时有发生；政府部门中的高级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16)
第三，拉美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民主“疲劳”现象。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变量。而政治参与必须具备两大前提条件:一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二是民众的政治信任感。毋庸置疑，近几年来拉美多数国家均通过选举来配置政治权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拉美民众缺乏良好的民主政治化训练以及对左翼政党政治信任度下降，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民主疲劳症”。比如在2007年12月2日举行的委内瑞拉全民公投，表决总统查韦斯早前提交的修宪提案。经委瑞内拉全国选举委员会统计，该次公投投票率仅为56%。2009年11月的洪都拉斯大选中，被罢免总统塞拉亚的支持者不认同临时政府组织大选的合法性，在投票活动中有将近65%的选民选择了弃权，直接导致自由党在选举中惨败。当前，拉美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军事政变和个人独裁的潜在威胁逐步削弱，而通过放弃选举权、投无效票或以暴力手段干涉选举，已成为拉美国家巩固民主政治不可忽视的新情况。(17)任何一种民主政治的维持和发展，都离不开本国人民对政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任何民主的稳定性，只有取得民众的承认，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才能降低政治治理的成本，有效促进政治团结和社会整合。
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启示: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启示一:指导思想是党的旗帜。拉美各国政党，长期在法团主义、新多元主义、新民众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下不断进行政治民主化实践，几乎成了各种政治思潮的试验场。政局混乱、经济徘徊不前、社会发展失衡，等等，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它不是教条的、片面的，而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既有所创新、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修改后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指导思想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思想保证。
启示二:腐败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拉美国家之所以腐败盛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体制内外有效监督机制缺失，组织建设薄弱，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政治影响力。习近平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启示三:执政能力建设是党建的长期目标和根本任务。长期垄断拉美政治权力的传统政党相继丧失政权表明，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即便是长期执政的政党，如果不注重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难免导致执政能力衰退，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启示四:坚持走“群众路线”，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不管是拉美传统政党还是新上台的左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党内精英阶层脱离人民群众，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习气严重，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断下降。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是党执政的基础，也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活力的根本方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从思想上、作风上、行动上牢固树立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
规避拉美“过度城市化”陷阱，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人口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拉美地区的人口快速城市化及其伴随的城市人口膨胀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成了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至于有学者惊呼要警惕人口城市化中的“拉美陷阱”。
拉美“过度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及其形成因素。过度城市化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突出现象。拉美国家曾是过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其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工农业发展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去工业化”浪潮的扩展，拉美城市化速度反而不断加快。2011年拉美城市化率为79.10%，仅次于北美的82.20%。《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指出，2013年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现了“三级跳”，城市人口翻了三番，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过度城市化”的典型代表。(18)
因快速城市化，拉美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一般的，在城市化的早期发展中，工业是快速城市化的推手。随着拉美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造成了大量农村迁移人口。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尤其是涌向特大城市。由于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将1960年至2013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960年至1980年为高增长阶段，年均GDP增长率为5.8%；1981年至2003年为低增长阶段，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0%；2004年至2013年为中速增长阶段，年均GDP增长率为4.1%。第二阶段长达23年的低速经济增长使拉美地区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和缺乏重要产业支撑，致使拉美工业停滞、家庭消费受到抑制，城市居民的生活长期滞留在中等水平。(19)虽然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率高，但城市工业无力承担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压力，从而导致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普遍较低，大量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贫民窟环境恶化，资源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某些地区治安混乱，政局动荡。农村“边缘化”和农民“积贫积弱”的现象未得到彻底改变。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推动拉美经济持续发展，没有解决其农村农业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更为棘手的城市化危机之中。在一些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社缘和职缘两大因素成为进城劳动力身份转化的坚实壁垒。大批居住于棚户区、贫民窟的新移民无法融入多元的城市社区关系之中，只能继续依靠血缘、帮会等传统的庇护制度生存。
拉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第一，自20世纪30年代起，拉美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在20世纪30到70年代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兴起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对人口迁移形成巨大吸引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农村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40%以上。此外，这一时期是拉美历史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4.20%。第二，20世纪40到90年代适逢拉美“人口爆炸”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年均2.6%，城市人口从原来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0%迅速增长到70%。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浪潮。第三，城市“首位度”的集聚效应。由于拉美大城市继承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的工业化进程，采取发展特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大多数拉美国家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城市首位度高是拉美国家的普遍特点。据统计，2010年在世界30个最大城市排名中拉美地区有4个城市上榜。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城市的贡献率大约是50%，由此可见大都市的经济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20)第四，拉美各国政府对于城市化进程既无明确的指导方针和长远规划，对人口流动也没有任何政策限制。由于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大量农村转移人口涌入大城市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而面对这种态势，政府却对人口迁移流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缺乏政策性的指导措施、合理的城市规划以及有效的城市管理，导致农村人口盲目进城，大城市人口规模过度膨胀。
借鉴与启示:规避“过度城市化”的拉美陷阱。当前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拉美经验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如何规避拉美“过度城市化”陷阱，规避高城市化率及其相伴而生的一些问题，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性城镇化发展道路，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961万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果断提出了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理念。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面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完全城镇化、严重污染、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人口规模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盲目推进城镇化问题，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第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既要尊重市场规律，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的双重作用，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理性地看待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过分夸大城镇化对拉动经济所起的作用。第二，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走集约、智慧、低碳、绿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地发挥城镇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载体作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第三，新型城镇化应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四，新型城镇化要合理规划城市发展，建立健全城市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建立长效的人口管理机制，完善人口调控体系，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规，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其次，应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体系建设，依托社区完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管理机制，强化社区流动人口综合管理职能，加强对流动人口聚居区和“城中村”的综合规划和治理。
防止贫富差距“拉美化”，坚定不移地完善社会保障与分配制度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后，受严重冲击的拉美国家逐渐改变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并在50年代得以广泛推行，取得了显著成绩，迎来了工业化的高潮期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到80年代末，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拉美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较快的持续增长时期，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5.4%，人均GDP年均增长2.7%。但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状况。不但没有消除贫困落后的现状，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反过来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拉美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但效果差强人意，收入差距过大现象仍较为严重。
拉美贫富差距的概况。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在警戒线以上。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时，则表示收入差距很大。近年来，随着拉美各国经济方式的不断转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逐步改革，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逐渐下降，收入差距也日益缩小，但大部分仍处于警戒线以上。(21)比较18个有数据资料的拉美国家基尼系数，1990年有3个国家在0.6以上，10个在0.5至0.6区间，5个在0.4至0.5区间。2010年，18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整体有所下降，全部低于0.6，处于0.5至0.6区间的国家增加1个，达到11个；位于0.4至0.5区间的国家增加1个，为6个；低于0.4的有1个(委内瑞拉)。
阶层间的“马太效应”有所缓解，但城乡差距仍旧明显。“马太效应”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指社会财富在阶层间分配过程中存在“两极化”倾向，也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状态，穷人的收入增幅远低于富人的收入增幅。近年来，拉美国家收入分配高度集中现象有所遏制，“马太效应”有所缓解。拉美地区贫富分化的教训是，在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庞大的群体被排除在发展之外，那么社会很可能陷入危机，经济也往往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以巴西为例，巴西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52.8%下降到2009年的46.5%。即使如此，巴西的贫富分化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根本变化。巴西的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制约着其现代化发展，虽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没有继续恶化，但财富的集中度仍居高位。此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也严重影响着拉美地区收入分配的平等。联合国区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农村基尼系数要低于城市的现象。2004年秘鲁农村基尼系数为0.40，比城市低0.07，2005年哥伦比亚农村基尼系数为0.50，比城市低0.09，2006年巴西农村基尼系数为0.54，比城市低0.05。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较低，与城市居民收入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说明，尽管城市居民收入相对较高，但相互间的收入差距要比农村地区大(见表1)。(22)
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贫困问题仍然很严重。贫困问题是长期困扰拉美国家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拉美经历了一个“社会贫困化程度明显加剧——贫困现象略有改善——减贫进程停滞不前”的过程。(23)从总体上看，拉美的贫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略有缓解，贫困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贫困程度还没有降低到1980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尽管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将反贫困列为政府社会政策的重点，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地区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这些政策尚未系统化、制度化，难以应付长期积累的社会贫困问题。当前，拉美国家贫困人口总量依然很大，贫困率仍然很高。2010年拉美国家贫困线下的人口高达1.85亿人，占拉美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农村贫困状况比城市更为严峻，近一半的农村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近三分之一处在赤贫线以下。
拉美贫富差距悬殊的启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分配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建立全面、公平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把保障作为民生之基，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健全覆盖全体市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加快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全覆盖。逐步形成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核心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完善被征地农民和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完善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大力发展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机制；扩大转移支付，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收入标准，特别是要增加农民最低收入保障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缩小收入差距。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政府的监管和调控职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反之，则会滋生各类社会问题，威胁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国应吸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要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又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作用。完善要素市场，推动地区、行业、职业、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进一步完善市场规则，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作用。制定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合理政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特别是要加大对低收入地区的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技术、人才，带动贫困地区发展；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提高社会最低保障标准，完善分类救助制度，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
摒弃拉美功利主义经济理念，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生态文明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拉美国家适应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要求，大力推进工业化转型，引进外资，发展资源密集型经济，结果造成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稀有资源逐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问题成为严重影响拉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拉美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及表现。拉美地区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对资源的攫取，导致对生态环境的“开发性破坏”。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发展，实施“进口替代”模式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要求国家尽可能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原材料和技术，生产本国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其核心是发展满足于本国市场需要的制造业，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工业制成品。(24)这种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资源，其必然结果是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随着全球化的推动，1982年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为了实现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梦想，违反自然规律，鼓励外资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向亚马逊地区投资。但由于法规不完善，规划不合理，加上投资者急功近利，不顾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毁林开荒，伐木建场，致使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1998年，亚马逊热带雨林被毁面积达1.68万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无限期地不再受理开发亚马逊森林的申请。巴西热带雨林面积的减少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世纪性过失”。(25)
拉美国家“超前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导致生态环境压力巨大。1960年到2013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由1.1亿人增至4.9亿人，增长了3.5倍。拉美地区有21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三国的城市化率在80%以上，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巴拿马、古巴、多米尼加等12国的城市化率介于60%到80%。(26)由于超前城市化，巴西、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城市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居住在城市。由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致使城市居民基本的卫生和环境等公共设施严重缺失。尽管某些政府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城市环境和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大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根本提升。
拉美国家生态失衡的启示: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当前，拉美国家正在审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不断从自身发展历程中总结规律，汲取经验和教训，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行动。如2003年巴西亚马逊州制定的“绿色自由区计划”，旨在实现生态健康、社会公正和经济可行的农牧业生产。2010年1月，智利通过20417号法设立环境部取代环境委员会，同时成立环境评估服务局和环境监管局，逐步完善本国的环境保护监管体系。这给我国的启示是: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其二，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以科学技术为手段来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合理配置自然资源。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可持续的功利动机。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合理进行功能区划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绿色发展。
其三，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转变关于发展的传统观念，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受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其四，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加快推动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立法工作，处理好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逐步构建系统、完善、高效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宪法，从根本大法上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环境和资源立法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结语
继2013年出访拉美之后，习近平主席于7月15日至23日再度访问该地区，中拉关系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中拉合作也“换档升级”。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主旨讲话中提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命运共同体”逐步形成。诚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拉美地区在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具有许多共性，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教训及经验值得我国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就会出现“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当前，拉美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对社会治理的潜在威胁仍然很大，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难题日益增多，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凸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问题都是可治理的。然而，在短时期内拉美国家实现可治理性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困难。拉美国家必须在稳定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消除政治体制的脆弱性。通过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社会改革，减轻社会发展的负担，推进民众对本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进程，从而增强人民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为拉美国家的发展创造优越的内部条件，同时也要加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反恐联合行动，为拉美地区的可治理性消除外部安全隐患。
注释:
①亦卓:《全面透析拉美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04年11月9日，第2版。
②孙岩峰:《探索拉美特色的政治模式——独立以来的政治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7日，第6版。
③袁东振:《民主化进程中拉美国家政治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一种解释》，《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7～13、63页。
④郭树永、唐小松:《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第109～112页。
⑤曾昭耀:《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几点经验》，《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9～23页。
⑥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35、80页。
⑦杨建民:《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政治转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3期，第3～9、79～80页。
⑧袁东振:《当前拉美社会问题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56页。
⑨江时学:《论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52～58页。
⑩韩琦:《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三辑)》，2005年9月，第226～240页。
(11)张学勇、金雪军:《经济自由与非传统安全——基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1期，第47～51页。
(12)王友明:《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当代世界》，2012年第7期，第57～59页。
(13)徐世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2012年第30期，第52～53页。
(14)刘维广:《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简析》，《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济南，2007年10月，第156～165页。
(15)[美]彼得·哈基姆:《拉美地区的腐败》，王倩译，《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6期，第12页。
(16)江时学:《“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4页。
(17)江时学:《拉美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47～51、6页。
(18)李晔:《中国社科院发布2013-201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黄皮书》，新华网，2014年4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28/c_1110452596.htm。
(19)吴白乙、刘维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0)郑秉文:《拉美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发》，《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10～13页。
(21)马强、孙剑平:《拉美国家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理论导刊》，2011年第3期，第108～110页。
(22)余芳东:《国外基尼系数》，《调研世界》，2013年第5期，第57～60页。
(23)刘新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拉美政治学科”前沿报告》，《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55～62页。
(24)苏振兴:《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第79～86页。
(25)杨志敏:《从拉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看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意义》，《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44～48、80页。
(26)吴白乙、刘维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