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并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将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此，习近平指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规范发展；并强调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走国际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综合来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问题。在方向定位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和“新型”，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不能一味照搬外国模式；在功能定位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要服务于政府决策，行使建言资政的职能，同时还要积极提升国际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作为一家非官方的（也可称为民间的、社会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自2009年10月成立以来，就明确了自身的目标定位和发展特色，始终将“促进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理解和互信，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作为学会的宗旨和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选择了“公共外交与和平学”作为学会的重点研究领域和行动主题，通过几年来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研究布局的标签化。
成立五年多来，察哈尔学会得到了各级官员的肯定和支持，赢得了同行的信任和认同，作为创办人，笔者颇感欣慰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责任的分量：一定要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大厦建设中坚实的一方砖瓦。察哈尔学会在淬炼着自己，五年的打磨，使其更坚定了成立之初确立的“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的理念和原则的正确性，并始终将其贯彻在实际的研究、传播与发展进程中。
首先，以“前瞻性”为引领，即要积极打造富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和思想产品。非官方智库的发展在资源、能力与环境等主客观条件方面存在一定的限制，所以不能盲目追求大而全，要将专业性作为其基础定位。专业性是指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而专业领域的选择则明确要求要有前瞻性。富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和思想产品理应成为非官方智库的理性选择。
2009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首次提及要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彼时，“公共外交”对于中国尚是一个新概念。当年10月，察哈尔学会成立时将自身定位为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而“公共外交”这一前瞻性的新锐领域则成为学会集中拓展的重点方向。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是察哈尔学会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一次积极探索。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这意味着公共外交在理念层面的推广已经结束，今后的工作重点已经发展到了“扎实推进”的实践层面。
自2013年初开始，察哈尔学会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在公共外交研究领域选择了城市外交、宗教外交和公司外交这三个子领域作为重点研究方向。相比而言，这三个领域在中国当时情况下，更加具有前瞻性。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60周年纪念活动上首次使用“城市外交”一词，标志着察哈尔学会的推进工作得到了肯定。
2014年初，察哈尔学会在推进公共外交事业既有积累的基础上，开拓了“和平学”研究领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学会组织了多次以和平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并成立了半岛和平研究中心、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两个专业研究机构。至此，公共外交与和平学成为察哈尔学会研究与实践工作的“两翼”，为实现学会的宗旨“促进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理解和互信，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而贡献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前瞻性还要体现在思想产品上。前瞻性的研究领域必然会催生前瞻性的思想产品。察哈尔学会提供的思想产品呈现出学术活动机制化、书刊出版体系化的态势。目前，以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察哈尔和平对话等为核心的会议机制和以《公共外交季刊》、《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察哈尔报告》等为代表的出版体系已经赢得了较好的声誉，确立了一定的影响力。而笔者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作为国内第一部公共外交教科书已经再版一次，并出版了韩文版。
前瞻性的研究领域和思想产品为察哈尔学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平台与机会，五年来学会所取得的进步表明：非官方智库走专业化道路是合适的，甚至是必须的；而要走好专业化道路，选择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专业研究领域则是关键，如果选择得当，智库将与该领域共同成长；第三，前瞻性的研究领域离不开相应的思想产品的提供和推广，因为这是智库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要求与价值所在。
其次，以“影响力”为目标，即要积极组建有“影响力”的专家团队和提升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思想产品是智库的核心，它首先需要专家团队来研发和生产，然后还需要借助媒体对外传播。专家团队与对外传播是智库建设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当然，这两个车轮必须是有“影响力”的车轮，只有实现有影响的“双轮驱动”，彼此相互配合与协调，智库才有前进的动力。
察哈尔学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以组建有“影响力”作为专家团队与增进有“影响力”的对外传播作为学会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努力方向。具体而言，其一是选择有“影响力”的人进入专家团队。目前学会的国际咨询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与研究员团队是两大有影响力的专家团队。前者主要由退休的中国大使级外交官、其他国家前政要（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和世界知名的学者（如“和平学之父”约翰 加尔通教授）组成，后者主要囊括了中国国内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
其二，把出版物的读者定位为有“影响力”的人。《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赵启正把该刊宗旨表述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公共外交季刊》及《察哈尔报告》的目标读者不止是学术研究人员，而是直接面向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大多拥有决策权，是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人”。
其三，选择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作为研究合作者，选择有“影响力”的媒体作为传播合作者。比如与北大等国内高校、与美国南加州大学、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韩国、德国等在全球公共外交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都建立了良性的合作机制，与南方报业集团、世界知识杂志社、中国网、人民网、中新社、光明网、中国日报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则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其实，既要选择有“影响力”的个人、机构和媒体作为合作者，又要吸引他们愿意与察哈尔学会合作。而他们之所以愿意与学会合作，除了因为他们的前瞻性眼光、开放精神和合作意识与察哈尔学会契合，还在于他们对察哈尔学会从事的公共外交与和平学事业有高度认同，在于对察哈尔学会创始人和秘书处工作人员有信心。
第三，以“合作共进”为形式，即要积极推进学会与相关的人才项目合作以及与相关单位的机构合作。全球化时代，合作的重要性和价值已经超过了竞争。五年来，察哈尔学会始终坚持以这一理念来指导具体的工作。无论是科研课题的设立与研究、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还是主题活动的开展，学会都与相关的合作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
察哈尔学会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项目合作，即针对特定的项目，寻找合适的人来共同完成该项目；二是机构合作，即双方共同提供合作条件，完成某项或多项任务。这些合作都已经证明是成功的。而合作能否成功和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合作意愿和执行能力。在合作意愿方面，察哈尔学会始终秉承“合作共赢，让合作者先赢”的原则，多从合作者的立场来设计合作方案，从而在彼此间建立起牢固的互信。在执行能力方面，引入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式，重视效率提升和绩效管理，从而确保了学会自身和共同合作关系的良性运转。
总的来说，五年来，察哈尔学会与其合作者在推进公共外交与和平学事业的进程中，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了共同成长和进步的目标。察哈尔学会的发展得到了肯定和认同，但未来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它们也是中国非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在发展中普遍存在和需要共同面对的，要解决这些困难，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三化”合一的方式：
首先，坚持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通过政府支持、社会合作以及自立自强等形式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使这些非官方的思想产出者能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的有力参与者。其次，坚持人才队伍建设的复合化。作为决策的智力支点，智库人才建设既要是专才，又要是通才，实现专业化和跨学科的有机结合，同时还要是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全面人才。第三，习近平特别提到，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民间智库应有信心和能力向这个目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