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保信：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并且很有可能在在未来几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于国力的增强，如果说在过去我们表现得有点自卑的话，那现在好像表现得有点自负。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认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具体到中美关系而言，我想请您对比分析一下中美两国之间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孙哲：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
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现在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面临着第三次战略机遇?中国的第一次战略机遇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时候，当时中国的GDP总量是2.8万亿美元;第二次战略机遇则是从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开始，当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到了5.8万亿美元左右;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是9万多亿美元，今年突破10万亿美元大概没什么问题。单从GDP总量来说，中国是每几年就翻一番。所以有人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可能就超过美国了，达到20万亿美元左右。也有人说这个算法不对，因为如果比较PPP(平均购买力)，中国早就超过美国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的角度。
但是，中国是不是能全面超越美国呢?要做这样的分析，总得有几个参考指标才行。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定了以下五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经济总量的规模。如果单以经济总量算，我们可能跟美国相当了。但是，如果以人均GDP来算，中国就差美国很远，因为美国人均是五万多美元，而中国人均大概四五千美元。
第二个指标是货币的影响力，即货币在全世界通行的能力。在全世界的国际贸易中，60%是用美元结算的，各国的外汇储备差不多60%也是以美元来储备的。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连索马里的海盗都要美元做赎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毒贩、毒枭也是用美元的多，因为美元是流通物。就朝鲜这样的国家，也是美元、人民币和欧元并行。宋鸿兵写了一本书叫《货币战争》，观点有点偏激，但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美元拥有在全世界的主导能力。
第三个指标是综合军事能力。中国现在大有赶超美国的架势，但是我看恐怕还要5到10年，中国在军事上才有能够跟美国全面抗衡的基础。美国在军事上有一个全球战略，而中国只有一个地区的防御战略。我们先撇开核武器不谈，因为在核武器上，中国已经有了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基本上保证了我们最低层次的国家安全。我讲抗衡能力，和美国比的是中国的区域防卫能力，解决局部冲突的能力。美国现在有九个航空母舰舰队，它能打很多现代化战争。最近我看了它美国打ISIS的录像，就几个人远程操控，一堆炸弹就爆炸了，像打游戏一样就把对方消灭掉了，而且非常精细。美国的这种军事能力，是在实战中检验出来的。而中国在这方面，坦白说我觉得还差很远。说这话的时候我很心痛，因为我是军队大院长大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美国有军事霸权的主导能力，特别是它在全世界都有军事联盟，在日本、韩国有驻军，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也可以任由美国军队用。而相比之下，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几个可以让中国用的军港吗?很少。一旦跟美日或者跟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中国的解放军能有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友军”吗?很难。中国在军事上的全球投射能力，还远远不够。所以我说中国的军事能力和美国只有5到10年的差距，还是是很乐观的。如果从纯粹的军事能力来说，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太悬殊，中国再卧薪尝胆十年、二十年可能还赶不上美国。当然，有人会批评我太袒护美国， 有什么了不起， 美国人怕死， 我们一“亮剑”， 不也打赢了直接或间接对美国的几场战争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下次专门聊。
第四个指标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这里的公共产品是什么呢?比如救灾能力，日本发生地震、海啸以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很快就去帮它打捞海上的废船或者进行其他抢救活动。海地发生地震以后，美国人也是先去的，别的国家也不是不想去，但没有美国那样的投射能力。现在中国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少公共产品，比如菲律宾发大水的时候，我们也提供过一些援助;在非洲，我们也去了一些自己的志愿者。但中国现在还比不了美国。美国这么多年来，形成了很专业的和平队、志愿者，有些事情美国政府不太积极去做，但是美国民众会自发地去做。尤其是那些信教的人，经常抱着传教布道的心情帮助一些国家。
第五个指标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能力。美国人一说气候变化重要，全球就都在说气候变化问题，美国人说航海自由，日本、东南亚很多国家就跟着加大关注， 这就是议题的设置能力。
如果用这五个指标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中国离全面赶超美国还差得远。而如果再考虑一些更复杂的因素，那还要差得更远。
蒋保信：有些人说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一直处于衰落之中。您怎么看?
孙哲：说美国在衰落，得有证据才行。你要说明美国在哪些方面衰落，可以有很多角度。一个角度是，从建国以来，美国的理想和它如今的内政外交实践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华盛顿或者詹姆斯·麦迪逊提出的理想，到现在都没实现，这本身也可以说成是一种衰落。另一个角度是，自从二战以后，美国的总体实力是下降的。而在二战期间，美国是执掌世界牛耳的，还有雄心勃勃的马歇尔计划。但后来发生了冷战、朝鲜战争，它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先是被苏联超越了，现在又在被中国赶超。
但是，如果以这种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忘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会有着它自己的兴衰，国家发展也会经历过很多曲折。
美国在打越战的时候，已经衰落得很厉害了。1979年前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候，卡特还当着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日子可谓是风雨飘摇，因为经历了越战、水门事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随后，里根总统开始重振美国国威，而前苏联却逐渐解体了。到了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美国的繁荣又到了一个高峰。
说美国相对衰落的最有力证据，国内学者最愿意用的，就是2001年美国的GDP占世界GDP的32%，到了2012年却只占23%了。还有很多美国社会确实有很多衰落的事实，比如说贫富差距增大了很多，美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个“第三世界”。总之，你要说美国衰落，总能说出很多理由。就像你说中国有问题，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我们要结合美国的历史和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美国，它有衰落，但也有复苏。别的不说，就单说当下的奥巴马时期。由于在小布什时期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很大伤害，以至于有人说，美国变成一个人人痛恨的国家。但是奥巴马上台以后，他在美国的软实力方面进行了很大的修补，所以在国际社会上，还有人对美国以及它的政治制度顶礼膜拜。美国打叙利亚的时候，英国、法国还是跟着它走，你说它衰落，但是它后面的盟友为什么还没有抛弃它?
所以， 不能用中国的发展就一定意味着美国的衰落来看问题，美国仍然有着很大的实力。如果用我刚才的五个标准来评判，也很容易做出判断。
蒋保信：您曾用“敢斗愿和”四个字总结中美关系在过去三十年的经验，说中国和美国不斗不行，不和也不行。您也曾用“有酸有甜”来形容中美关系。那么，能否详细说说，中美之间的“斗”、“和”、“酸”、“甜”分别是什么?
孙哲：如果借用经纬坐标的概念来判断，我认为中美关系有几个纬度。
首先，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现在中国老百姓对美国并不陌生，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很大提高。我最近去美国去得比较多，发现美国的电视里也有很多中国的新闻，而现实中除了中餐馆遍地开花，美国人跟中国人的接触也多了。所以，在美国人的脑子里，蒙蒙胧胧地总有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不再像过去那么遥远了，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人也开始有钱了。从中国方面说，我们现在有20多万留学生在美国读书，每个星期美中来往的航班达到一百多个了。在十五六年以前，我坐飞机回中国的时候，买个经济舱就可以睡在后面躺一晚上，因为旁边都是空位子，但现在机舱里却是坐得满满的。所以，中美之间的交往增多了，有广泛的接触。
其次，中美之间有深度的合作，比如在经济交往方面，每年5000多亿美元的经济贸易额。而其他的有很多方面，比如科技合作、文化合作、政治合作等领域，中美也都有深度的合作。在几年前，美国向我们提出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以为这是美国搞的一个阴谋，凭什么你发展了，你的尾气排放完了，然后就不让我们来排放了?但现在北京雾霾这么严重，全国各地也开始有雾霾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发现在环保领域，中国也可以跟美国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了。
第三，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激烈竞争的关系。在经济上，我们是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外交上，中美在南海、台湾、中东、非洲等地区，都有很多“民生”、“民心”工程的竞争。中美之间甚至还有很多内政上的竞争，美国人经常指责中国不透明、不民主，但是中国也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法治化、民主化、文明化、现代化，反过来也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
最后，中美之间还有很多有限的冲突。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在经济方面，中美有知识产权的冲突，还有投资的政治障碍冲突。美国人经常抱怨中国对外资企业不公平，共和国的长子永远都是国有企业，而它们的外资企业就不能享受家电下乡等计划。美国还认为中国有很多行业不对外资开放，这也不公平。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朝鲜问题上，中美之间也有很多有限的冲突。美国对中国甚至还有抵近侦察，欺人过甚，反复交手， 死不改悔， 这也算有限冲突的表现吧。
我归纳出这四个纬度，为了说明什么呢?我主要想说明，在有限冲突的时候，当美国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时，中国要敢于和美国斗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国跟美国在历史上也交手很多次了，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中美两国对彼此的个性都相对了解。当美国在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时，中国是敢于和美国斗争的，但是也愿意跟美国谈判、和解。
对于“敢斗愿和”这个策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主张中国对美国要“巧牵牛鼻”，“批而不反”，“斗而不破”。中国可以批评美国，因为美国在很多事情上是应该受到批评的，甚至应该受到惩罚的，只不过别的国家没有能力去惩罚它。比如说美国在IMF上能够一票否决，它凭什么啊?从二战到现在，国际经济秩序还是被美国相对霸占着，所以说应该批评它。但是我们要批而不反，不要带头反对它。如果带头反对它，这就会人为地制造一些政治制度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我们不能只要说美国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比如美国要制裁朝鲜，要制裁古巴，中国就不要带头反对它。这话说的其实太客气了，美国常常带头反对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斗而不破， 就是跟它做坚决斗争，， 但是不要把中美关系搞破裂了，这就是我说的敢斗愿和的意思。
至于说有酸有甜，则是我开的一个玩笑。其实中国人对美国人，从心理上有一种相对自然的亲切感。我们一想到美国，就会想到美国的电影文化，所以美国人相对日本人、俄国人来说，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另外，美国奉行多元主义，是个移民国家，你身边接触的一些美国人，很有可能就是美籍华人。我们现在说美国人，已经不完全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高鼻子、大眼睛的白人，再过二三十年，美国白人也许就变成少数族裔了。此外，在历史上，中美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战争，鸦片战争的时候美国不是主角，甲午战争时日本也不是主角，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美国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但相对来说表现得还可以。中美还有很多亲近的事实，比如二战时期，美国曾对中国施以援手。
说美国给中国人带来酸的感觉，就是它老是抱着要改造中国的心态，比如想把上海提升到堪萨斯的水平，但你看看堪萨斯现在是什么水平?我刚去过那个地方，它的城市化程度跟上海根本没法比。还有一个常常让我们感到酸溜溜的地方，就是美国老是不把中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国家，对我们不尊重。
但是美国人看中国也是一样，有酸有甜。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勤劳勇敢，对中国人的刻苦、聪明都是蛮认可的。但是酸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政府搞不定，以前国民党政府搞不定，现在共产党政府也搞不定，非我同类，还得合作， 难也!所以美国会有这种比较奇特的感觉。
可以用奥巴马的话来鞭策我们自己
蒋保信：前段时间，奥巴马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搭了三十年的便车，您怎么看?
孙哲：奥巴马的意思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多，承担的责任不够。还有就是，中国在应该去担当的地方，又不没去担当，比如说中东问题。在国际关系史上，中国最擅长说的一句话就是强调以和平谈判为主，用来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做和事佬。另外，在气候问题上，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考虑和说法，一直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责任和义务要和这一点相匹配。
我觉得可以用奥巴马这句话来鞭策我们自己，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地区的领袖，一定要有大国的精神气质，还要学会做领袖。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是怎样成为一个大国的。美国在1865年以后，林肯总统就发表演说，强调“民有、民治、民享”，让南北双方化解了战争冲突，共建精神家园。到了1900年，美国就变成一个在全世界都算比较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不仅超越了俄国，还超越了很多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壮大，其实不完全是靠掠夺其他国家。虽然美国也占领了菲律宾，发动过美西战争，但它主要还是靠发展自己的工业才变得强大的。
这时候的美国虽然富强了，经济实力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但在比较高低的时候，美国人还是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不如人家。英国那时候还是全世界的领袖，不仅有当时最先进的议会政治，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精神财富，比如光荣革命、大宪章等等。而法国呢，他们有法国大革命、人权等等。相比之下，美国什么也没有精神财富的优势，那怎么办?威尔逊就提出了十四点计划，这在国际关系中是最理想的东西，他们还组建了国际联盟。而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四大自由”。通过这一系列做法，美国开始在精神上崛起，占领了道德上的高地。就这样，美国不但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大国，还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大国。
奥巴马指责中国搭便车，说了半天的意思就是中国“为富不仁”，这样是不行的，中国还得当一个道德模范。美国虽然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好，因为它有时候常常做损人利己的事，但它把几次大的世界机遇都抓住了，提出了很多精神上的口号。
我觉得对中国的一大考验，就是中国在精神上怎么提出让世界信服的东西。我们光提“中国梦”还不行，用“中国梦”鼓励一下中国自己的老百姓是可以的，但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梦太遥远了，不像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那么受欢迎。
蒋保信：2010年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美关系进入了多事之秋。而今年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等人说，中美关系似乎在走下坡路。您怎么评价现在的中美关系?
孙哲：我跟这批学者交往很多，前段时间刚刚见过李侃如、贝德、卜睿哲等人。现在比较较真儿的学者，都对中美关系比较担心，但这种担心应该说也是自信当中的担心。在年初的时候，中美关系由于奥巴马偏袒日本，由于南海问题，有很多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本来都是“有限的冲突”，但有无限扩大甚至有失控的危险。有一个美国专家来北京的时候约我见面聊中美关系，两个小时内他一直满脸愁云， 反复追问我：一个过度自信而又不断膨胀的中国，和现在相对衰落变得克制的美国要是再这么“竞争”下去、“冲突”下去， 亚太地区在下一个十年会不会出现比过去更加危险的局面?
他可能有点儿过度忧虑， 但是这些想法在美国有不少共鸣。 比如， 我最近还连续见了好几个美国以前驻中国的大使，比如洛德，芮效俭等等，他们都不承认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不妥，更不认可美国现在是在遏制中国，反过来， 他们都异口同声批评中国有冷战思维。他们说，如果美国要遏制中国，怎么会跟中国有5000多亿美元的经济交往?怎么会让这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们举出了一大堆中美在经济、文化上交往的例子。
这些美国人、或者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担心，有几个很具体的方面。
一是中国的国防预算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的国防预算是1400亿美元左右，并且每年在按GDP的11%、12%这个比例在增长，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防预算可能就跟美国一样了，因为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在往下走的。美国是有一个全球战略的，而中国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会担心自己在亚太地区变得不是中国的对手了。
二是他们都说中国军人在媒体上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厉害。我跟美国学者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现役军人穿着军装在国有电视台上评论国际时事，但中国有，所以他们很担心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十八大以前，有美国学者问我：在中国，党是不是还指挥枪?我说你们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了，党永远是要指挥枪的。但美国人说不对，你们的将军在电视上说要把钓鱼岛当做靶场，要解放台湾，还要用武力教训一下美国，也要在南海问题上教训一下菲律宾。如果党指挥枪的话，那么这就是党的意志了，它通过军队表达出来了。如果党指挥不了枪，军人说的话不算数，但是还允许军人这么说，是因为十八大前后到现在，党的权力的巩固要获得军方的支持。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我们很不一样，但可以看出来，他们很担心军队在中国的作用。
三是他们也在很多场合说，中国人在媒体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太厉害了。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对历史的解读是选择性的，中国只看到了日本在二战以前杀人成性的血腥侵略，却没有看到日本战后七十年的表现。要知道，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心中，日本人是规规矩矩的，日本的对外援助也很多，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社会的模范国家。他们的意见是，第一，这对日本不公平;第二，你们自己也曾犯了很多错误，比如大跃进、文革等等，为什么你们不深入反思?
以李侃如为代表的这批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担心，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形势，这种担心会随着周边局势的缓和而改变。我们最近跟越南达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海上边界划分机制，也就是用当初解决陆上边界的机制进行谈判，在5月份越南爆发反华示威以后，双方的谈判现在有所进展了。
随着中美之间的沟通日益密切，学者们对中美关系的担心永远都会有，今天不是担心这个，明天就是就担心那个，比如人权问题、台湾的选举问题等等。总体来说，我认为这批学者对中美关系还是保持着谨慎的乐观，到现在为止，中美关系基本上还是在平稳地向前推进。
中美很难变成真正平等的伙伴
蒋保信：最近，有一位解放军少将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今天的不少美国精英则认为中国很可能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因而美国人可能并没有把中国当朋友和伙伴，而是当敌人。但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却说，他在美国很少听到遏制中国的论调和阴谋。不知您怎么看?
孙哲：这两种言论，或多或少代表了双方国内的某一批学者的看法。
美国对中国是不是遏制的?昨天芮效俭大使还说，他以前从事对苏联的外交工作，对美国怎样遏制苏联是清清楚楚的，美苏双方在经济上没有往来，美国甚至在1974年通过法律禁止跟苏联做生意，美苏两国的人民之间也没有交往了，相互之间天天打间谍战。他说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像以前对苏联那样处处针锋相对，随时准备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而是一种“对冲(hedging)战略”，又软又硬，做好各种准备，但是不反对交往。
其实中国对别的国家也是一样，一手软，一手硬。
蒋保信：问题是，美国现在确实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朋友来看待吧?
孙哲：这个怎么说呢，美国人自己不承认，但现实确实如此。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国际政治，从80年代开始跟美国人交往，那时候美国人傲慢得很。我记得里根当时来访问中国那一年，薛君度和熊玠也都来了。薛君度是黄兴的女婿，在美国教书。薛君度说，我在美国教人家怎么看中国，其实是误人子弟，是误洋人子弟。他说他在美国看中国，就像我们在上海看西藏一样。他虽然是一个美籍华裔，但听他说话的意思，其实也并没有把中国当回事。你想想看，80年代的上海人怎么看西藏?就是觉得太遥远、太落后，跟我们不一样。我那时候接触到的美国人，对中国都太不了解了。我90年代去了美国留学，往国内寄信时，有一个邮递员竟然跟我说，亚洲就在你们中国吧?连亚洲和中国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这就是当时美国一般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
现在美国人都开始知道中国人有钱了，连美国的有些售货员都开始讲中文了。可是，美国人在心里面还是没把中国当做一个对手，他更多的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土豪，这个土豪到我们家来对我有好处，每次来都给我带来好多礼物，所以我也挺高兴的。你这个土豪在礼仪上可能让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你是作揖，而人家是拥抱，你可能说话大声大气，按西方人的标准来看， 文明程度不够， 但是他也不会太反对你，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所以，中美很难变成真正平等的伙伴。我认为在三五十年内，中国永远跟美国变不成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有局限性的，是有天花板的，最多只能达到中高等层次的合作关系，永远达不到像美日军事同盟那样水乳交融的合作关系，更达不到美英、美加之间的那种合作关系。之所以有这种高度上的局限，是因为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民族个性。
考虑到中美关系发展空间的有限性，我们就要保证最低限度的互信，然后追求在没有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开始一些合作，在气候变化、军事上等领域加强交流。不要期望美国会把中国当做一个可亲可敬的国家，反过来，美国也没期望中国把它当成真正的朋友，一样的道理。中美之间已经有了最低限度的互信，双方都认为要跟对方搞好关系，这样更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但现在做得实际上还不够。
中美关系是耽误不起的
蒋保信：对今后的中美关系您有什么建议?
孙哲：“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美关系是耽误不起的。
对于中美关系，学界有很多争论，在美国和在中国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美国的学者扎卡利亚写了一本书叫《后美国的世界》，探讨的内容就是在9.11事件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其他新兴国家崛起了，那么对中国该怎么办?他提了一大系列的问题，如果跟中国打冷战，你会发现中国老百姓还是挺快乐的，挺拥护自己政府的。虽然中国也不直接挑战美国的权威，但它在非洲静悄悄地扩张，实际上对美国也形成了挑战，那怎么办呢?不知道。中国也有人对美国有很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主张给美国明确地定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比如不能对台军售，不能干涉新疆、西藏问题，在军事上不能对中国有抵近侦察等等。
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时不我待，我们千万要明白美国这个国家是极为重要的，重要到中国跟别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背后也都有美国的影子在出现。比如中国跟日本打交道，其实不仅仅是跟日本在下棋，因为日本背后还有美国这个棋手。中国在跟俄罗斯打交道时也一样，普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一定会要看美国的脸色，至少在心里一定惦记着美国的反应。甚至连朝鲜也是一样的，咱们就不说别的国家了。美国是一个全能棋手，你必须跟他在各个角落下棋，我们回避不了美国。如果不直接跟美国打交道，就会耽误时间，舍近求远，所以我说时不我待。
另外， 美国现在有很多策略，都影响到中国的内政了，比如对中国环保的批评，对中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批评。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跟美国打交道，还必须加强对美国的研究深度、厚度，这个很重要。比如中国老百姓移民到美国，或者在美国买房子，或者美国的医疗保险，会遇到什么风险?在美国的海外华人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作为美国问题专家，你要把这些东西跟大家解释清楚。
中美之间的共同挑战在哪儿?怎么去管控分歧?怎么去做危机处理?这些问题都要研究，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做，所以我对此是忧心忡忡的。
我们可以挑容易的先做起来，比如扩大人员交流，扩大留学生互访，这些是马上就可以做的。我们也很关心的是，中美之间的危机沟通机制能不能建立起来，热线能不能马上起用。南海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事情上，中美之间难道就不能做一点点事情来遏制日本，逼着日本改正错误吗?美国对中日之间的“平衡战略”表现在所谓的主权不持立场，虽然很偏袒日本，但究竟有没有可发挥的空间呢?
中美之间有一个软性的、可以突破的领域，就气候问题;但也有很难缠的领域，就是中美军事交流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时不我待的，国防建设也是时不我待的，如果偏离一个方向，就会走很多弯路。比如在国防建设上，中国是不是要把美国当成一个潜在的敌人?或者，当成多大程度上的潜在敌人?这个“潜在敌人”会在那些情景下、与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军事冲突?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这些问题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防预算，影响到我们的国计民生。
中美是共生关系
蒋保信：您曾说过，中美之间是一架飞机上的两个引擎，只有两国合作才能飞得更高。拉里·萨默斯在出任奥巴马经济顾问的时候曾说，美中两国未来共同繁荣，或者双双失败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一方繁荣，另一方失败的情形却很难想象。但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更离不开美国，而不是美国更离不开中国吧?
孙哲：兰普顿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同床异梦》， 讲的就是中美相互依赖的困境。 我认为中美应该是共生的关系，它是一个矛盾体，有相互抵触，但是也有所谓的共同繁荣。
我今年3月份见过萨默斯，在哈佛的一个小型内部会议上。他们请我讲中国的十八大和外交，我就讲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们也每人给我讲了二十分钟，萨默斯讲的主要是美国经济的好前景和不好前景，也分析中国经济的好前景和不好前景。如果是中国的好前景和美国的坏前景相结合，那对美国来说可能是最坏的结果。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了好的前景，比如十年以后页岩气开发了出来，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而人才又发挥得很好，科技公司的重大发明层出不穷，那么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中国最在乎的几个领域，比如房价、大众体育、医药创新、养老企业、国防军工，美国还有很多优势。在某些领域，美国是永远领跑的，比如太空技术、海洋科学等领域，中国的研究是远远赶不上美国的。萨默斯做了好几个比较复杂的组合，有一种组合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困难，但美国仍然发展得很好。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当了哈佛教授，后来当了总统经济顾问，不是浪得虚名的。
聊了这么多， 还是想说， 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有偏差这个问题。 所谓新型大国关系要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中国更注重突出的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目标和原则;美国人可能更强调后面那层含义, 就是说要把新型大国关系限定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是不是能够合作， 中国怎么不挑战美国、甚至也能扮演帮助美国排忧解难的辅助性的角色。 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影响了两国前两年合作的迟缓。
APEC过后， 两国领导人的再次见面长谈一定会带来共同行动，中美关系必须抓紧分分秒秒“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