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职的头两年，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两项重大调整，以确保中国外交活动能够适应国内与区域的新现实。习主席重新排序了国家的外交重点，将区域外交排在大国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之前，外交工作也更为积极主动。然而，虽然习主席根据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海外利益以及日渐攀升的国内外预期设立了大胆且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中国营造稳定的外围环境确保邻国接纳中国崛起的努力却未见成效。
习主席强调要改善中国与邻国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他认为更为融洽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实现中国梦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2013年秋季至2014年期间习近平主席开始采取魅力攻势，展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给整个区域带来的好处。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主席曾访问中亚与东南亚多国，期间他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希望将亚洲、非洲与欧洲的经济联系起来，为中国敏感的边境地区带来发展与投资。一年后，2014年10月，习主席公布了一项价值400亿美元的丝绸基金并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陆上与海上走廊的基础设施建设供资，并帮助中国实现由过去30年大量吸收外国投资向为本区域供资的转变。
通过区域外展活动，习近平主席试图突显中国对于亚太地区的贡献不仅限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与实力。例如，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提出为加强文化与民间交流，推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机遇。2013年9月上海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以及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期间，习主席强调了中国在建设区域新安全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以确立共同安全与一个“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此外，在亚太经合组织年会与东亚峰会上，习主席发表了声明来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表示中国会以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争端，并提出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区域贸易机制。最后，习主席希望通过建立“命运共同体”来团结周边的邻国。在中国的领导下，共同体之内的国家都会感到安全，经济得到发展。
在两年的区域外交之后，习近平主席都会召开一次重要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来评估中国的外交工作。在2013年与2014年的讲话中，习主席都提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失误不仅有损中国利益，还会增加边境地区意外冲突的风险。习近平一直遵循这些政策导向的标准，提高中国外交政策的水平，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求与周边环境。
2013年，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更为大胆地运用军事以及经济力量起了反作用，导致邻国开始寻求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安全。为了安抚区域内国家的担忧，习主席提出了新的举措，强调中国外交的政治、文化与安全方面，旨在进一步向邻国展现中国的真诚与善意。2014年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对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时承认，外界对于中国将如何利用其与日俱增的实力和影响力仍有担忧。一周后，在京召开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的外交工作需要更具“创造性”，中国的外交官应更好地利用软实力等政策工具。习主席建议，在寻求中国利益的过程中，中国应投入更多精力创造公共产品、推动多边外交并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应确保共同安全、珍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并以互利共赢为目标。
然而，尽管习近平主席不断努力，仍然很难相信中国在区域内的领导地位对其他国家是无害甚至有益的。2013年，中国宣布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并拒绝参与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国际仲裁。2014年年底，中国冻结了对越南与菲律宾现有能源项目的资金，并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地区进行工程作业。这使得中国的邻国越来越不确定中国是否将会像自身表述的那样支持有关治理原则的共识。虽然亚太地区各国希望中国继续繁荣发展并感到安全，但这些国家也越来越担心中国会以他国的安全与繁荣为代价利用其经济力量提出主权主张并扩大影响。
一些人注意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存在明显的矛盾，他们表示中国人相信中国可以利用两套不同的策略既赢得朋友又赢得领土：一方面中国要利用经济、贸易与发展援助开展中国的魅力攻势；另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军事与法律手段强力推行领土主张。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断崛起的中国相信即使有造成摩擦的风险，中国也能够坚决维护其主张，因为中国经济的诱惑力最终会迫使其他国家让步。
这一方法可能在短期只能会有成效，但就长期而言，这样的做法会导致对抗、增加战略竞争并造成区域动荡，这对中国乃至整个地区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实上，中国双轨策略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2014年，中印陷入25年来最为严重的边境对峙僵局，这之后，日本与印度同意建立空军合作，并加强在海上安全与反海盗行动中的合作。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向邻近越南海岸的西沙群岛有争议地区移动，同时有近80艘中国船只无故靠近这片海域。此后不久，美国于2014年10月宣布允许向越南售武，用以海上防御目的，这终结了美国对于越南这一曾经的敌对国家长达数十年的武器禁售。当中国将目光投向如何通过21世纪丝绸之路对中亚产生更大影响力的同时，应该预料到俄罗斯会有不良的反应，因为中亚地区是其传统的势力范围。
如果习近平主席真的想要解决区域内各国的焦虑和猜忌，那么他应该考虑一下另一种方案：这个方案需要中国领导人遵守自己所提出的原则，包括双赢合作、对所有国家平等对待以及法治，同时还要继续进行内省并对区域内各国的担忧保持敏感。由于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中国的实力与对更大影响力的追求将会推进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的稳定合作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从本质上更难处理的与美国的关系。习近平在堪培拉访问期间曾指出，中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倒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要成功减轻他国的担忧，中国领导人需要做到言行一致。
注：本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美国商会Insight杂志。
作者介绍：
韩磊(Paul Haenle)是设立于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主任。在加盟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之前，他曾从2007年6月至2009年6月，供职于前总统乔治•布什和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主任。2007年6月至2009年1月，韩磊曾作为白宫代表参加美国的谈判团队，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4年5月至2007年6月，他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行政助理。
韩磊在美国陆军接受训练，成为一名驻中国的海外地区军官。他曾两次被派驻设在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韩国服役的两年间，他曾担任美国陆军上尉连长。他还曾作为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顾问 ，在五角大楼工作。早期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他曾被派驻德国、韩国、科威特，并参加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2009年10月，他以陆军中校的军衔从美军陆军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