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百年马拉松”一书即将问世，借此机会，把我的心里话与您，亲爱的读者，作一个坦诚的交流。
我的这本书，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所有材料的归纳汇总，圴沿袭了我第二本书，即“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己由中国新华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比较准确、完整地收集了中国一些相对权威、资深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美中关系，特别是建立新型大国关文章、书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把习主席关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落到实处，就双方的一些疑虑、困惑，甚至是误解，统统摆上桌面，加以分类，研究解决。而不是采取大而化之，一锅煮的方式。因此，细化双方共同点，指出不同点，采取历史地、具有深远战略眼光地看待、摆平这些问题，是我们两国地缘政治与战略研究人员可以尽的责任。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主张中美两国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实现双赢。我非常赞同习主席的这个主张。
但不幸地是，中国的一些鹰派人物的观点，似乎与习主席的主张不那么合拍。我的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引用了中国鹰派的一些文章和书，来批评他们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违背的观点。这样才能让美中关系更好沿着两国元首所达成的一致继续向前发展。
十多年前，我出版过另外一本书“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感谢中国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把我的那本书全文翻译出版。我希望这一次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也能够将我的这本书翻成中文，这样恐怕会更好地减少误会、误判，大家一起努力，朝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发展。
中国有句成语，叫断章取义。意思是说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孤立地只取用其中的一段话或一句话的意思来下结论，与作者的文章原意不符。
为了防止我的书被一些缺乏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史的知识、不明真相，又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人士误读、误解、误判，我写了这篇短文，想比较完整、准确地对我这一本学术性探讨美中关系历史的书做一些说明，以期这本书能被客观、公正地对待和解读。就像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同时，我的这本书也是写给未来年轻一代研究学者的。因为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真相缺乏了解，以至于有时候会在不正确的导向中做出错误的结论和判断。长时间的积累下来，一旦过了临界点，就有可能会使几十年来老一辈的领导人和战略研究人员辛辛苦苦经营培育的美中关系毁于一旦，也就很难实现像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那种双赢局面，而极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那种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我的书的第二章里，我专门谈到了对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认识。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见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第一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回想当年，中美关系在双方开始接触之初，毛主席让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就中国联合美国，抗击苏联的威胁提出建议。四位元帅经过调研，专门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中特别引用了中国三国时代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反对曹操的故事和其他一些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
毛主席一贯重视用古代春秋战国、战国策、资治通鉴这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和外交工作。已故的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新皇帝”一书中曾提到，毛主席在长征的时候都带着这些书。有报道提到，邓小平先生将资治通鉴，古文观止这些书也常常放在案头，随时阅读。
尼克松总统为打开中国大门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些年轻人忽略或者有所不知的是，尼克松总统反共的资历也非常老。毛主席就曾经说过他很喜欢尼克松，因为他是右派。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尼克松曾经有反共的历史，就否定他对美中两国关系所做的巨大历史贡献。
中国有句古话，吃水不忘掘井人。每每谈到美中关系，我们也非常怀念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杰出中国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大国外交，更加是了不起。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元帅当年不辱使命，向毛主席积极地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熊向晖将军为中美关系在破冰之际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伟人的战略眼光和大智慧，美中关系恐怕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久。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尼克松总统是否访华，是否会得罪当时的苏联、从而引起过激的反应，有着严重的分歧。有一派认为，最好与苏联搞缓和，同时也可以尽快地解决头疼的越南问题，因此主张美国主要应该靠跟苏联打交道。而另一派却认为，应该积极与中国打交道，来解决美国面临的困境。我是站在后一派这一边的。
当时，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有机会和许多苏联的高级外交官接触。了解到苏方对美中改善关系的一些基本态度和可能的反应。他们说，只要美中不在军事上合作，苏联就不会反应过度。我将这些情况很快写成报告给美国政府。我还收到了美国政府、基辛格对我所写报告的感谢内容的信。当时，基辛格实际上对美中接触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生怕苏联反应过度，对与苏联搞缓和却非常热心。关于这个题目，我在我的书中详细引用了一些最近解密的文件，有名有姓，非常具体。这些解密文件的全文，不久要在我的网站上全文公布。现在不少人把基辛格博士看作是一个神，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读者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是非曲直，历史自有评说。
不久前我曾经访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博物馆，有幸参观了中国的复兴之路的展览。这个展览当然也包括了美中关系的一些历史，有的内容使我感慨万千，有的内容让我感到吃惊不己。这些有关的内容在我的书中都有详细表述。
1.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当年中国人提出的口号。在百年马拉松的比赛中，坚持按规则、按程序进行这场全球瞩目的比赛，我们不妨回顾一些历史事件，可能会有助于下一阶段的决赛。
2.在1969年3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参议员肯尼迪的要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文章。但是，尼克松总统后来告诉前往北京访问的基辛格博士，告诉中方不要在尼克松访华前邀请任何美国政治家访问中国，不要抢了尼克松访华的头炷香。另外，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也被告知，不要在尼克松访华前造访北京。
1973年以及紧接后来的访华中，基辛格去北京见到毛主席。中方希望和美国尽快建交。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非常消极，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中方，对我和我的老板、后来成为美国国防部的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伊克莱所提的几条建议起初都不真正地、积极地去采纳。举亇例子，1973年11月1日，基辛格的助把我们起草的建议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基辛格作了一个简报，而把其他的主要的、核心的内容，却马马虎虎的附在材料堆中。因为他们担心，我和伊克莱所提的具体建议，核心就是帮助中国在军事方面提供一个一揽子的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受到苏联的军事攻击，中国在几小时前就可以预先得知，可以把自己暴露在外的轰炸机，很快转场，以避免损失。我们还建议美方在中国需要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一些军事装备。基辛格的助手洛德对此反应尤其强烈，质疑此举会违反美国宪法。好在最后基辛格与他的助手们最后接受我们的建议，把我们的建议的几条在北京照本宣读了。
3.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基辛格当年不采取拖延的办法，美中建交就不至于拖到1979年才实现。毛主席、周总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就会亲眼看到美中建交这个伟大时刻......当时基辛格在北京，实际上毛主席是间接地批评了他这种拖延的办法。毛主席说，“美国人是想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当然，后来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总统还是和邓小平最终达成建交协议。如果不是基辛格拖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至少还会提早五年。
4.现在回顾起来这段历史，中国成功地化解了当年来自苏联的威胁，进入联合国，摆脱孤立，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公正地说，美国是做了几件好事，对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做了一个贡献。这段历史，我在我的书中63页和64页有详细地叙述。
5.八十年代，伊克莱担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我是他的帮办。为了帮助当时解放军的现代化，有效地抵御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和来自南方的越南在中越边境的军事活动，我们建议里根总统批准了一个一揽子的援助中国的计划。一是帮助中国建立一套生产大型炸弹的生产线；二是帮助中国的海军生产几种新型鱼雷；三是帮助中国空军改善战斗机的火控雷达系统。同时，还向解放军提供了几套当时他们最需要的TPQ炮兵雷达阵。所有的这些工作，我们加班加点，不辞辛苦，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表扬的话。前两年，伊克莱博士病逝前亲自对我说，我们两位在八十年代为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做了许多事，好像我们两位都没有受到任何称赞。好在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也不会多么计较。
6.今天，这些文件都解密了，我终于可以说一句自己表扬自己的话：我为美中关系最初解冻作了一个无名英雄。我和伊克莱副部长为解放军的现代化以及有效地抗御外来威胁做了不少事。如果中国方面要有奖励制度的话，我应该得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7.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我们在八十年代初，花了二十亿美金，向中国买了许多冲锋枪等常规武器，援助阿富汗游击队。当时这二十亿美金是解放军对外军售的第一桶金。
8.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是第一个提出与中国方面情报交流的建议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作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和贡献。我曾多次去阿富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与当地的反侵略的武装力量、领导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官员进行了接触。在这些过程中，我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为当时中国改善周边的安全环境作出了大量的具体的贡献，从而使中国能安心地发展自己，为今天成为数一数二的强国，实实在在地做了不少好事。这些故事，在我的书中72页75页有着详细的叙述。
9.我在书中还提到，现在，美国国内有相当一批人（当然不包括我在内），他们主张对中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遏制，甚至威慑，从而想把中国搞乱。他们甚至希望对中国进行先孤立、后瓜分，也就是李登辉说的七块论。我坚决反对这些人的荒唐想法。但这些人贼心不死，甚至要拉我下水，我坚决不从。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荒唐想法，我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几十年美中两国关系将付之东流。
10.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多次会晤，双方同意加强美中两国两军的关系，但对中国方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倡议、内涵，却不尽相同。因此，从学术、历史的角度来探讨美中两国的合作之道、公开透明地把一些双方的分歧都提出来，应该是有益的。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持鹰派观点的人对美中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有不同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里，允许我荣幸地把我这些在解放军里的鹰派朋友、熟知的人，一一列出，希望与他们继续保持交流。他们是：李际军，袁德金，刘精松，刘成军，郑申侠，姚云竹，张世平，赵小卓，刘明福，刘源，朱成虎，彭光谦，罗援，戴旭，乔良，王湘穗，寿晓松，刘亚洲，陈小工，张乃徽，龚显福，程开增，时殷弘，王辑思。
11.我之所以提到中国的鹰派对美国持怀疑态度，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十分看不起中国的鹰派，书中多处批评刘明福。联想起基辛格在七十年代拖延中美建交、过度担心苏联对中美接触的反应，等等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我觉得让刘明福这样的鹰派有说话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12.八十年代里根总统批准了伊克莱和我的主张，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并没有征求基辛格的意见。里根在白宫八年，就对外政策，只见过基辛格一次，谈的话题是中美洲的问题。这些在许多报章上都有报道。现在看起来，幸亏基辛格不在当时的决策圈里，否则又要重蹈美中建交的老路，一拖再拖，什么事也办不成。
13.今天中国的成功，说句心里话，也有我们美国的巨大贡献。
第一，在1970年代，在中国受到北方威胁之际，我们美国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没有让威胁和威慑中国的阴谋得逞。
第二，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向中国提供了许多高技术方面的帮助，使中国的许多科技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任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相继访华，中国的国家科委主任也先后访美。双方在核工业、航天技术、高级材料、化工、医疗等众多学科方面都有许多合作。
第三，从七十年代初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开始至今，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许多所大学深造，有的人取得了奖学金，学习科技、人文和其他学科。他们当中许多人学成回国，在各个领域都担当了学科带头人。这可能是美国对中国今天这样的成功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第四，从1980年代初至今，这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帮助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陆海空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都与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在人民解放军需要美军装备的时候，我们也总是给予满足。应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的现代化，美国是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虽然美中两国对解决国际安全事务方面有许多不同意见和主张，但坚持美中两军进行积极交往的决心没有变。我是积极推动这项工作的支持者。
第五，美中两国贸易空前受到两国人民和政府的支持。辽阔的美国国土是中国人民投资做生意的好地方。三亿多美国人的消费是中国众多厂家的巨大市场。同样，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美国商家投资做买卖的好去处。中国巨大的旅游潜力也真是举世无双。
总之，中国人民在他们复兴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美国人就像雷锋，默默地做了不少好事。但是很遗憾，这些好事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体现出来。翻翻中国的历史书，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望厦条约等等倒是占了许多篇幅。对历史上的一些负面东西，应该是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必完全忽略。实际上，美国从来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总之，我们要让年轻的一代人懂得客观地看待美中关系史。
我在书中提到，中国教育部批准的许多教材在不少地方抹黑我们，甚至提出从林肯总统时代一直至今，美国都想遏制中国。这与历史不符。再说美国没有领导八国联军，也没有去打鸦片战争，更没有参加火烧圆明园，那都是英国军队干的，帳请不要算在我们头上。
14.在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掩卷深思，无限感慨。我从二十多岁起，开始致力于美中两国友好，为了中国不受北方的威胁，我尽自己的全力帮助美国政府，出了许多具体的点子，并付诸实施，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地反对威胁。几十年过去了，我想，如果中国未来再次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美国政府、人民还会再次伸出援手。
可是令我痛心地是，一些不太公正的人，指责我有时候搞中国威胁论，还说我是蓝队的领军人物……比如说，在2006年，现代所的袁鹏先生就这么说过。我很伤心。我亲自告诉他：“你这个指责不准确，你弄错了。”总的来说，我对现代所的朋友们都非常尊重，包括袁鹏先生在内。我一直很关注他们所写的一些报告，尤其是现代所的一些领导和资深人士，我都尊敬有加，比如宋宝现、崔立如、耿惠昌、陆中伟、楚树龙、阎学通、杨明杰，等等。
15.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军力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中国国防大学刘亚洲将军说，二十一世纪的中美竞争就是比赛谁的发展成就更优，谁的综合国力提升更快，就是决赛谁能更好成为引领世界进步的冠军国家（见刘亚洲“中美世纪博弈：开辟世界历史新时代”第一页序言，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10）。
16.百年马拉松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刘明福将军在他的“中国梦”一书中，把马拉松比作中美竞赛，作了很详细精彩的叙述。习近平主席主持工作以后，把实现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作为头等大事。中国的态度现在非常谦虚，韬光养晦的战略以及升级版在延续，在发展。前不久，中国副总理汪洋访问芝加哥，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表示出了务实态度。也就是说，双方在马拉松的比赛中，也都要遵守规矩，按规则办事。
整整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亇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毛主席认为，中国只有超过美国，才能对人类做出大贡献（见刘明福“中国梦”一书，第9、10页）。
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去北京，我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向他老人家报告：“主席，你六十年前的预言很快就要应验了。中国没有用七十五年，只用了六十年多一点，就赶上了美国。恐怕不要多久就会超过美国了。”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计算，今年（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我想不用多久，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届时，如果我还健在的话，我会看到这一天。
我相信，如果中国沿着习近平主席的复兴之路和中国梦的设想继续走下去，中国在2049年成为冠军国家问题不大。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从一个学者的身份和角度来谈谈我出版书后的感想。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使美中关系真正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当然，我的书有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我能在中文版问世的时候进行较大的修改。
1999年，我在北京见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女士。她今天是中国的副总理。我们谈得非常好。她的风度、风采给我们一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希望有机会访问北京时再次见到她。但不幸的是，在她分管的文化和教育部门当中，常常在教科书当中有一些作者写了很多对美国不实事求是的内容。这些不利于中美两国发展大国新型关系。统战部的工作就是能够把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但是也愿意帮助和合作的人（国家）团结在一起做事情。毛主席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要在这里加上我自己的一句看法，也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书写得很仓促，内容、时间、人物一些细节，由于年代久远，错误可能不少，希望您阅后批评指正。人无完人，友情提醒，我十分欢迎。如果是夸大或恶意攻击，我也会作出强烈反应。（我的第四本书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出版，内容主要是从美国华盛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美国政府最高当局是如何误判、误会、误解中国的。届时，我希望我的书能为避免美中两国误判误解作出贡献。）
谢谢您阅读我的这篇文章。
图：《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一书
注：
《百年马拉松》一书引起了美国媒体和关心美中关系人士的关注。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发表评论说，这本书揭示了中国把军事崛起作为百年大业，在过去几十年有系统地实现军事现代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蒙骗了美国，从而在技术和资源上得到美国的支持。
白邦瑞在接受比尔·格茨访问时谈到，《百年马拉松》是以两国友好为目的，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向中国传达一个讯息：我们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傻。
作者介绍：
Born in California in 1945， Michael Pillsbury was educa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B.A. in History with Honors in Social Thought)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M.A.， Ph.D.). Major academic advisers to Pillsbury at Columbia were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Michel Oksenberg， who later played key roles in the Jimmy Carter administration on policy toward both China and Afghanistan. Pillsbury studied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bureaucratic politics with Roger Hilsman， President John Kennedy""""s intelligence director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author of Politics Of Policy Making In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At Stanford， Pillsbury""""s academic mentor was Mark Mancall， author of two books on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tradition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1969-1970 Michael Pillsbury was the Assistant Political Affairs Offic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1971-72， he was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Fellow for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Taiwan， and in 1973-1977， Pillsbury was an analyst at the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RAND. In 1978， Pillsbury wa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Harvard University.
During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Dr. Pillsbury was the Assistant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Planning and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of covert aid known as the Reagan Doctrine. In 1975-76， while an analyst at the RAND Corporation， Michael Pillsbury published articles i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commend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ties with China. The proposal， publicly commended by Ronald Reagan， Henry Kissinger， and James Schlesinger， later became US policy during the Carter and Reagan administr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