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近年来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双方发生争论和争执的“问题领域”的范围和程度似乎正在不断扩大，对彼此战略意图判断的敌意似乎也在明显上升。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从东海领土争议到南海岛礁建设，从乌克兰危机到对朝政策，从2015年二战结束70年的纪念方式到香港“占中行动”背后是否有“美国黑手”，从网络黑客到“中国是否会崩溃”，在诸多双边、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议题上，中美之间的争议点似乎越来越多，彼此的抱怨也越来越强烈。
在华盛顿的中国和亚洲政策研究圈内，“中国威胁论”的看法在明显升级，美国的对华政策主流声音正在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好，美国智库对华政策的建议报告也越来越多地主张对华强硬。最典型的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建议白宫应该转变“针对中国的大战略”，对华应该采取坚定的“遏制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媒体的对美政策声音似乎也越来越变得不耐烦。《环球时报》的社论多次提到美国正在衰落；许多人坚信美国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准备对中国策动“颜色革命”；众多的中国分析人士坚信，创始会员已经达到54个国家、并有四个欧洲国家加入的亚投行，是中美角逐中的“中国胜利”；中国目前正在力推的“一路一带”构想，也被很多人吹捧为中国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制措施；“一路一带”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对决将主导未来亚太地区的战略走势。
粗一看，我们有许多的理由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感到揪心。两国关系中业已形成的地缘战略竞争的现实，以及双方国内政治中活跃着的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未来的深刻疑虑，似乎正在引导中美关系走入一条程度日趋激烈的对抗道路。“修昔底德陷阱”，或者说国际关系从历史到理论似乎都难以逃脱的“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然爆发难以妥协的权力争夺游戏的魔咒，正在降临到中美关系。
但是，经过深入观察，我们会发现两国关系其实也在合作中不断进步。两国领导人奥巴马和习近平从2012年以来见面的机会并不很多，但从2013年6月的加利福尼亚农庄会晤到2014年11月北京APEC首脑峰会时的“瀛台夜话”，两人似乎还是挺推心置腹、彼此的个人关系也颇有“化学反应”。对于如何管控两国最为敏感的军事关系，2014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两个备忘录，对于提高军事透明度和避免海上遭遇时出现事故性碰撞，做出了最高政治承诺。两位领导人在2014年11月签署的环保与减排合作协议，承诺到2020年年彼此努力降低碳排放25%，为世界减排合作迈出了重要步伐。即便是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今年3月和德黑兰签署的“6+1”协议也凝聚了中国外交官的心血。北京为达成这一协议给予了美国足够的支持。
最能代表中美在东亚仍然保持战略性合作的标志是两国的朝核政策。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劝说中国加大对朝鲜的影响力。习近平政府上台后，北京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习近平政府在政治上“冷落”平壤、在经济和能源上对朝施加压力的政策，符合中美两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利益。
奥巴马执政以来，尽管美中经济摩擦不断，但2014年11月奥巴马在北京宣布大幅度放宽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政策，将会使得两国社会交往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达到历史性的新高度。2014年，中国对美投资的增长超过了40%，中国在美投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美国41个州。
针对2016年1月台湾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有可能胜选的现实，北京和华盛顿都出现了忧虑和担心。担心有着严重台独的倾向的蔡英文，会重新给台湾海峡局势带来新的危机。对华盛顿来说，保持台海稳定是对台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同样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如果中美关系在政府、社会和经济层面都不乏亮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北京和华盛顿彼此都感觉越来越多的寒意？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导致中美今天彼此感觉不舒服、甚至觉得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双方的心态正在出现微妙但显著的变化。
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自以为是地按照自己的规则出牌；中国政府越来越不愿意听取美国的意见，不愿与美国合作。 结果是，美国觉得中国已经开始想要排挤、超越美国，甚至欲利用美国今天对外政策的内视特性而取代美国。
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认为，美国针对一个开始强大的中国不仅处处设限，而且正在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议建立更加强大的围堵中国的包围网。虽然华盛顿嘴上说对中国卷入的领土争议采取“不选边”态度，但在实际政策上，从东海到南海，美国已经完全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站到了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所有国家一边。奥巴马总统2014年4月访日期间公开宣布美日同盟涵盖钓鱼岛，2015年4月28日和日本首相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再度重提中国正在向邻国“炫耀肌肉”。对中国来说，美国这不是在扮演亚洲安全“保护者”的角色，而是在乘机利用中国尚未解决的诸多海洋领土争议对中国发难，力求在亚太地缘战略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
中美两国关系在近年来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是一种以“核心利益为导向”的战略磨合关系。中国政府在台湾、西藏、新疆等有限议题上明确圈定了美国不应该触碰的“核心利益”：只要能解决好这些最敏感、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中美两国都愿意互商互谅。但是近年来，一方面旧的“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明显降温了；而新的“核心利益”，例如主权、安全与发展问题，却不断突出。两个新的因素也加剧了双方在中国扩大的核心利益解释上的不适应和不协调。一是中国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的上升；二是中国新领导人的个性鲜明，面对棘手的海洋领土主权争议不再低调和忍让，而是更愿意按照中国的方式去推动解决进程，中国的国际行为和外交话语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其结果，中美关系正在从“核心利益导向”的关系，越来越多演变成为“地缘战略竞争导向”的关系。影响中美关系最为重要的议题，已经从传统的双边范畴变成区域、全球和安全领域内的议题。这就是中国所说的“第三方因素”。
对于中美关系所出现的这一深刻变化，双方学界和政策界仍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长远的战略应对。结果是，虽然彼此都不愿意看到在亚太地区出现中美对抗的局面，但现在的南海问题、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岛礁建设，却成为了双边关系中最热的安全议题。南海争议正在超越传统的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争议，危险地演变为中国、美国、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主战场。而在网络安全领域，本来中美应该率先合作，为国际网络空间管理机制的建立提供动力，但由于北京和华盛顿都缺乏政治决心，谈判建立网络空间安全规则，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领域。
中美两国政府人士和社会精英对于目前两国关系发生的变化，应该有准确的诊断和长远的战略应对。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几乎坐在区域内几乎所有国家客厅里的大象，简单地埋怨它、或者敌视它远非理智选择。以中国今天的体量，任何简单的行动都会引起巨大的动静。就像目前南海的岛礁建设，越南和菲律宾花5-10年，可能才能扩建一个岛、修一个机场，但中国可能两年之内就扩建5-7个岛，修起1-2条跑道。将中国的这些行动简单地指责为“南海军事化”、或者旨在“改变南海现状”，未免言过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大战略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在未来20年之内，中国仍然将是一个“内视”为主的大国。中国尚未完成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将仍然是制约中国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更何况，中美的战略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美国在战略力量领域依然保持着对华足够的优势。随着日本修宪、扩军和安全角色活跃化进程的深入，美日同盟在制衡中国问题上的力量优势，将足以抵消中国持续的大国崛起所产生的力量提升进程。
美国不需要在战略上畏惧中国，但需要在战略上尊重中国。让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让中国以既符合二战后亚洲历史的演变逻辑、又符合国际规则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是中美关系应该追求的新的共同点。中美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性质，仍然将决定21世纪人类的未来；中国根本不需要在战略上挑战美国，协助和支持美国在21世纪继续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优雅地保持领导力，符合中国的利益。
正确合理引导和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把握住稳定的心态、避免情绪化的相互指责、猜忌和埋怨。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看到两国关系更为稳定与合作性的未来。
作者介绍：
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朱锋教授长期从事东亚地区安全、亚太大国关系与海洋安全和朝鲜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2014年8月之前，朱锋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是US,China and the World Order ( co-edited with G. John Ikenbery and Wang Jisi, MacMillian-Palgrave,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