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和趋势，非常重要的是要以实事为据、数据说话，掌握实际中的流程。
数据说话与经济模型
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注重的是数据，包括静态年度分析中的数据，以及动态分析中跨年度数据。中国一些经济文献的分析中，与国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差别是，定性的推断和阐述较多，但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不够。其原因既有客观的限制，也有主观的缺陷。
客观上，从数据的获得来看，一方面，中国许多数据的统计不全面，甚至没有纳入统计。比如，进出口服务贸易中缺乏教育、旅游等诸多项目，或者项目统计不完整；又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甚至进出口贸易，以及资金流出和流入账户中，由于走私、现金交易汇出，以及地下钱庄的存在，所漏的数量规模相当大。
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对数据的汇集、整理工作没有给予重视；相当多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以保密为由，不予发布，这些部门也不进行研究利用，经济学家们也无法获得数据进行经济学分析。
主观原因是，一些经济学家不注重收集归类整理数据，不常用统计网站的数据，也不愿意花时间搜集各种报道和文献所公开的数据。因为这样的工作，费时费力，甚至需要支付成本，比少用数据的定性论述、文章和演讲等，成本要高得多。然而，数据是经济学家们发言的基础，没有数据，只是定性的推断，许多研究的结论就有可能有误，可信程度就不可能高。
数理理论模型，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科学化的重要特征。它以简单的数理关系，揭示经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运行和流程。比如，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揭示了储蓄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假设下，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则揭示了对外经济关系中，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理逻辑。这些数理关系，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特别是潜意识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可以根据其理解在一定假设条件下，一种经济因素与另一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举例来说，在假定许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今年GDP要达到7%的增长率，需要多少储蓄率，并且要将其尽可能转化为投资。因此，不熟悉这些模型，就难以理解各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数理关系。然而，经济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假设和暗含的条件不同，数据代入数理模型后，表达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一些数理模型中，容纳不了相当多的实际中的变动因素。数理模型不可以没有，但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现代经济学上的一个倾向是，把简单的问题用数理模型复杂化。然而，在书斋里构建抽象的数理模型，与实际的经济运行和增长相去甚远。甚至曾经一些盛行于华尔街的金融资产数理模型，将垃圾资产包装得非常诱人，最终创造庞式等骗局，导致两房次贷危机。
认识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流程脉络
从中国经济运行、增长、发展和开放的情况看，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注重经济内在精气神、脉络和流程的分析。比如，从增长动力看，劳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边际收益率在下降，人口红利的动力在减弱，环境和水资源的约束在强化，传统产业在衰落，经济发展的精气神和动力是否没有了？由于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红利会增多，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形成的动力会强化，改革会带来哪些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更高层次上开放会得到的红利有哪些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精气神，也就是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会有哪些新的开发和启动？在短期内，不管我们如何解决通货膨胀与紧缩，失业和收入等运行问题，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内在的精气神，亦即活力和动力在哪里都是一个最关键的研究部分。
经济事物和问题的研究，需要理清分析的脉络和流程。比如，“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工资的变化→国民经济养老成本的提高→国内市场和出口的竞争力”“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消费增长速度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与青年人消费倾向的不同→增长的消费拉动力”，就是经济景气和增长与人口增速和结构有关的相互作用脉络，顺着这样的逻辑线索才能认清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再如，分析投资、消费和国民收入的关系时，其脉络和流程是：“国民收入创造→政府、企业和居民各自分配比例→政府、企业和居民各自储蓄、投资、消费的比例→债务高低对各自投资的制约→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变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如果不从这样的脉络和流程去分析经济现象的内在因果联系，而去谈出口导向和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部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式，就如同谈论要饮用无源之水一样缺乏逻辑的严密性。
还如，一些学者根据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一般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判断由于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特别是实际的城市率更低），要到达75%，还将强劲地推动中国经济8%以上的速度增长15—20年。但是，一般的城市化人口流程是，分散乡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不断地提高城市化水平，这种城市化流程的国家没有户籍制度，一些国家新市民有了自己的住宅，教育和社保等公共服务和福利是平等的；而我国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即青年时出村到城里打工，大部分老年了还是要从城里回农村。农民工人口进入城镇，有户籍区别，大部分是中长期打工，99%的农民工没有在工作地买房，15%左右在乡村县城附近买房，教育和社保与城市居民不平等，相当多的外出务工农民工及其家属人口，最终还是要回到他们的家乡。大部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集中与大部分人口去农村后最终还是要叶落归根于农村，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流程。不仔细分析这两个流程的不同，只去简单地比较、分析和预言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因此，从理论上讲，是不是中国经济问题也有西医诊断疗法与中医诊断疗法的不同呢？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短期的运行上，注重对经济过热和过冷的判断，以及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手段进行调节；对付经济下行的办法是多放货币、财政扩大赤字和发债、扩大投资，以提高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从中医的视角看，如果经济下行是人口增长放缓和老化、城市化梗阻、国民收入分配扭曲、内外之间漏损等原因引起的，则解决的办法是，因本提气，通过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引进和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减少经济发展的行政负担和阻碍，鼓励创业，减负休养，展开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等等，来提振国民经济的精气神；通过疏导和改善人口城市化的流程，疏通和理顺国民经济分配的脉络和比例，堵住内外之间的漏损，等等，来活血化瘀、消解梗阻、疏通经络、防散堵漏，使国民经济良性健康地运行和增长。这种分析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可以比喻为中医诊断疗法。
国别比较研究非常重要
国别比较，是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对标式分析工具。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成长过程中，因文化、体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不同，有其特殊过程；也有共同的发展规律，都要有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同样的经历。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从不发达状态到发达水平，有其共同的标准、规律和趋势，不能以特殊性来否定民族和国家同样的发展经历。比如，人类从游牧、农业封闭自然经济、游动或者固定但分散居住、家庭和作坊式生产的社会，向开放和市场经济、集中到城镇固定居住、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社会；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则使生产方式又从大规模生产到个性定制和智能化生产、银行和商业的集中式服务销售向分散式网络式服务和销售转变，包括大规模集中性的能源供应，向小规模分布式发展。不同阶段的技术进步，引起人们生活、交通、工作、生产等方式的革命性改变。这些只要技术扩散和应用，改变是共性的，不会以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而不转型。
再如，曾经许多国家，希望发展农村不走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掀起“新农村运动”“新农村建设”等，旨在阻住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减轻城市中就业、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的压力。但是，人口集中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城市集中了市场和信息，节约了交易费用；不同的企业，在城市中集中和规模化生产，专业和规模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就近协作则也降低了交易费用；而城市集中提供基础设施，对于集中的人口，相对分散的农村投资节约，呈较强的外部经济性；即使污水和垃圾这样的污染，关键是是否处理，如果处理，集中污染比分散污染处理的投入和成本，因规模化，要低得多。这就是许多国家想用新农村运动和建设，来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却事与愿违，无果而终，阻挡不了人口城市化客观进程的内在机制性的原因。
不能以共性为由，否定每个国家和地区自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特殊发展道路。比如，印度、拉美和东亚的城市化道路就各不一样。印度农村虽然也进行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但进行得不彻底，农村土地集中度较高，其以贫民窟为重要方式集中着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拉美的农村土地集中度更高，一些国家也以贫民窟方式集中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但后来，政府逐步提供了道路、供排水、垃圾收集处理、警察等设施和服务，居民随着收入的提高，也逐步改建和提高了住宅的性能和质量。而东亚一些国家，由于“二战”后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分配比较平均化。20世纪70年代，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建设，耕地、林地和宅地需要一定的重新分配，并且土地的价值也发生增值。由于产权明晰，市场交易，政府除分一定的税外，给农民留了一大部分的资金，使他们能够有创业、购房的资本和支付能力。因此，东亚的城市化进程，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以贫民窟方式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但是大部分农民是以购买城市中住房而实现城市化的。显然，东亚、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道路，有着很大的差别。
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进程中，共性的规律和趋势是不能抗拒的，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主观上可以选择走自己的道路，或者客观国情约束下只能选择走自己能够走通的道路。从上述分析看，东亚的城市化道路，是较为人性和成功的道路，而拉美和印度却难以学习和仿照东亚的模式，因为其土地集中度较高，土地城市化增值的收益没有在农民中平均分配的基础。
举个例子，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工业化进程就有所区别。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发源地，虽然工业化中发生了“羊吃人”事件，但是，英国通过国外殖民地的开拓、外部流入黄金等形成了资金积累，通过外部人口和地域广大的殖民地形成了国内工业的市场，以及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农矿产资源优势，完成了工业化。美国则通过引进英法等国的人才、技术和产业，依靠自己辽阔的国土和雄厚的资源，输入非洲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火的输出等，加上有活力的体制，完成了其工业化。而德国和日本，作为工业化的后起国家，引进、学习、模仿和消化英法的工业和军事等技术，特别是德国在工业和军事技术方面也自主创新和开发，主动挑起战争也使其工业化的资源集中，并且加快了军事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而军事工业的发展及其技术的民用化，也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战后德日复兴，实施市场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比较研究，就是要分析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模式的利弊和风险、成功与失败，在相互比较之中，发现我们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以便借鉴经验和避免失误。虽然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在工业化起步和主要时期，比如，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走了市场化的道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逐步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而印度则政治上采取了分散化和民主化模式，而经济上则实行了计划管制和国有经济。实践证明，前者是成功的，后者是失败的。再比如，在工业化战略上，东亚走了引进外资、放开市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而印度、拉美等则坚持资本和基础设施力争自我积累，对外举债发展国有经济，注重经济主权和控制外资投资进入，封闭市场保护国内工业，走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结局也是前者成功，而后者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需要调整。但是，什么时候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工业化，可能有一个各种因素和发展状况所决定的转折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笔者认为，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国大陆发展模式与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上。整个亚洲东部，形成了历史传承、独特文明和经济相互联系的区域。历史上东亚曾经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政治经济秩序，各国的国家制度都参照中国的皇权、文官、武将等体制设立；中国的儒道诸家学说和佛教，在东亚和东南亚兴起和扩散；黄河和长江一带农业等技术文明向东北亚和东南亚传播，以及北亚中亚游牧文明和东亚南部农业文明几千年相互融合；而“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阶梯式兴起，结构近似，文化雷同，有较大程度的可比性。
因而，对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发展中的一些经验和体制，不能只是肤浅地了解，而需要细致、深入地剖析。失败的，我们要汲取教训；成功的，我们应当借鉴和学习。特别是与其比照，我们过去和现在，可能有问题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体制，需要结合中国大陆的国情加以纠正。
而比较分析发达国家工业化后的增长、经济结构、社会格局、出现的问题等，也能看到中国后工业社会会面临的增长态势、结构转变、社会愿景及要预防的问题。如，大多数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人口老化，其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降低到中低速，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甚至有的时期有的国家较为严重，贫富差距甚至拉得更大。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引起注意并要避免的。
链接：
经济模型：是指用来描述所研究经济理论的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工具。一个经济模型通常包括：变量、假设、和预测等。经济模型主要用来研究经济现象间互相依存的数量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反映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及其运动过程，帮助人们进行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