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在亚洲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双赢”概念。站在外国人角度，我有机会通过分析习近平的此番讲话，审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并将其与美国——尤其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作对比。美国为什么未能说服其他国家不加入亚投行，下文的分析将给出答案。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立即看出中国外交政策核心方针——“双赢”理念的优越性。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零和”理念相比，中国的外交方针对其他国家越来越有吸引力 。这也表明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比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更具先进性。此外，习的讲话中提及的亚投行、“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等当前热门的经济议题背后，还透露出一层更广泛的、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命运共同体”
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首句话便开宗明义提出了经济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他写道：“社会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斯密在书中的所有分析，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展开的。
此前虽已有人描述过劳动分工，但斯密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真正理解了它的含义——劳动分工的应用范围不仅在于国际贸易，在国家内部也有重大意义（世人皆知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他对后一点的理解）。马克思在“社会化劳动”的范畴之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仅从劳动分工这个方面看待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他们的分析可谓异曲同工。
劳动分工的细化产生了一个直接后果：生产者越来越依赖他人，既需要来自他人的投入，又需要将产品卖给他人。这种劳动分工的最新形式便是当代的全球化，互联互通的生产网络遍布全球。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不仅表现在零部件、贸易或原材料的跨国传输，也体现在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出，这个国家完全理解了全球化的含义。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比亚当•斯密更加直接，但两人在劳动分工问题上并无根本性区别。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在现代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对这种理论加以批判。
国际化生产为国家之间“双赢”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在全球分工里专精于不同领域，每个国家都能实现比自给自足式模式更高的经济效率。经济实证研究非常清楚地显示，“开放”的经济体比“封闭”的经济体表现得好的多——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是全世界最重大的案例之一。
所有国家的经济都面向国际开放，由此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加深，创造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便是本届博鳌论坛的核心概念。国家之间要彼此增进贸易和投资，不但需要削减关税和建立自贸区等政策，还需为这种互动创造物质条件——比如建设港口、铁路、公路、机场和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这便是中国提出亚投行等基建举措之重要性所在。
中国的双赢VS.美国的单赢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另一个场合中所指出的，国际劳动分工带来的优势意味着“一加一大于二”（观察者网注：指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提出的“中德关系发展到今天，两国务实合作的效应不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远远大于二”）。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代表的两条经济学传统，都能分析得出同一个结论，暨国际分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
因此，中国强调的“双赢”既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也不是某种让人“感觉良好”心理暗示，相反，它是实实在在建立在基础性经济分析之上的。此外，不管其他国家是否拥有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同的斯密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基础，它们对中国“接地气”的务实提案肯定不乏兴趣。
亚投行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虽然美国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加入亚投行，但英国却一反常态地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上去，因为它看到了亚投行将带来的“双赢”局面。毫无疑问，中国是亚投行的赢家，它将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从而促进中国的贸易发展。英国也将是亚投行的赢家，伦敦能够提供专业金融服务——基于这样的投入，英国从亚投行获得利益甚至比其所占股本的比例还要高。
于中国截然相反，美国阻止英国和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实际上提出了一套“单赢”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拥有将亚投行项目继续下去的财力，所以它可能会成为赢家；但英国无法享受加入亚投行的好处，所以英国将成为输家。按照逻辑，英国青睐的方案，自然是“中国赢—英国赢”而不是美国提出的“中国赢—英国输”。
不同文明能不能互惠互利？
除了狭义的经济问题，劳动分工规模和深度的提升导致生产率提高，而这便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文明之间相互往来的支柱——由此也引出习近平讲话所涉及的更广泛的主题。
人类起源于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大约5000年前，这些社区发展成由城市统治的地域单位——产生了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中原地带的古中国文明。正如习近平在博鳌论坛讲话中所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
公元前二、三世纪，较大地域单位联合起来，构成了现代文化和现代国家的核心——在中国出现了秦汉大一统，在欧洲出现了罗马帝国，在印度出现了孔雀王朝。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帝国在中东和中亚崛起，将中国、欧洲和印度这三大中心在经济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为两岸建立了永久的经济往来，将所有大洲整合到一起，从而建立起有史以来首个真正的世界体系。
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领域在经济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过程的逐步深入，便是现代全球化的实质。
更宽泛地来看，相较于文化和文明的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要快得多。诚然，在北京、纽约、巴黎、伦敦、德里等世界大都市，人们都过着类似的现代生活：大家都开汽车，乘地铁，住公寓，玩智能手机，用社交媒体互动。全球文化甚至会出现短期性的集体“风尚”——韩国的崛起不仅表现在三星手机上，还体现在“江南Style”视频全球播放超过二十亿次带来的轰动上！
但是，追溯历史差异极大的人类起源，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依然存在着重大分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强行将人性严格划分成“经济”和“文明”两个部分，真正的人同时拥有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领域以外，不同文明和文化应如何彼此关联，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包容能解决“文明的冲突”
习近平主席已在不同场合好几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进行阐述：“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
他的讲话也涉及到文化层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此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更加广泛地总结了中国对文化交流的思考，指出不同文明和文化都起源于人类经验的结晶：
“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因此，在中国的构想中，经济互动和文化互动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都发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础。经济的双赢源于全球分工；文化和文明的双赢来源于实践经验的相互作用，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部分和各个方面。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与文明层面，中国提出的构想都是双赢的。
“美国例外论”
拿美国——尤其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概念与中国的视角作对比，你将发现两者存在惊人的反差。美国的观点虽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美国例外论”，但实际上它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美国至上主义”——也就是说美国自认为比其他国家都优越，所以它应在前领导，其他国家当随后跟从。正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狭隘的：“美国的外交精英们有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为了证明这个概念，曾更宽泛地宣称：“美国的超然领导地位将保卫、而不是阻碍全球进步。”
从流行话语的角度来看，美国频繁地宣称“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以及“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这套话语背后的逻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是“低等国家”——因为既然美国“最伟大”，那么自然其他国家都不如美国伟大。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之中，美国将国际互动看作“零和游戏”，而不是互惠互利的平等往来。一旦其他国家试图与美国建立平等关系，美国便会将其解读为“跟随者”的僭越，也就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其“领导者”地位。
有了这种凌驾于别国之上的心态，美国自然另有一套经济分析。尽管美国经济学界偶尔也会象征性地提及亚当•斯密的名字，但其实他们早就抛弃了斯密的学说，暨建立在互利性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经济学观点（当然，美国更是从未认同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早已取代了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学”，并提出经济结构的基础是由彼此孤立、相互竞争的单位构成的。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远大洞见，得到了马克思的进一步发展，为理解个人发展与人类整体发展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们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人类只有通过分工协作，才能提高生活水平以及充分满足个人需求。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将分工的概念替换为一场空洞的、虚假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性战争。
不管在经济、文化还是文明层面，中国的概念都是双赢的、互惠互利的。与此相对，美国的概念都是竞争的、零和博弈的、美国享受至高霸权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仅在基本理论层面更加正确，而且它的呈现也正日益凸显——亚投行这个简单的例子已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其他国家不甘于“追随”美国的“领导地位”，牺牲本国利益为美国创造“单赢”的局面；它们也不认为美国就应该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这些国家支持中国提出的双赢政策，也认同中国向来秉持的相互尊重的外交态度。
中国的观念不仅表现在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讲话上，正因为中国坚持双赢互惠的理念，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才会遭遇“惨败”。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认为习近平讲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近期战略起到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双赢”理念相对于美国新自由主义和“零和博弈”等外交理念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