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睡狮醒来”的逻辑
古代中国总体上属于辉煌中国，被称之为“东方雄狮”。近代中国总体上属于“没落中国”，雄狮沉睡了，被称之为“东方睡狮”。当代中国，尤其上1978年以后，我们既动员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又积极进行具有自我纠错、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性质的改革，还与时俱进地开创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东方睡狮开始醒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自觉遵循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合理性统一的历史逻辑，按照 “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这一脉络和方略进行治国理政，“使东方睡狮真正醒来了”。
在新的历史起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
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两年多来，其执政逻辑首先是集中破解上述系列难题，其线索清晰、主题鲜明、重心聚焦显而易见。从“问题意识”到“敢于担当”，从“问题倒逼改革”到“壮士断腕、背水一战”，从“重拳反腐”到“作风建设”，从破解“四大危险”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从“攻坚克难”到“凝聚力量”，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表明这一点。
当今我国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就是“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攻坚克难”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问题倒逼改革”，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作为治国理政的突破口。
首先，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2004年，习近平同志就在思考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在谈到浙江改革问题时他说，“浙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如同浙江一样，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样体现这一规律性。1978年，中国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启动了农村改革；1984年，中国发展的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我们启动了城市改革；1993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聚焦到体制上，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开始积极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今天，我国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矛盾、问题和难题，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设立的主题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由上可以看出：正是我国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和遇到新难题，才力求通过改革来破解。
其次，问题倒逼改革。如果说，“发展”是改革的动力和源泉，体现的是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理性和自觉；那么，“难题”就是改革的压力和推力所在，体现的是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1978年以来，在我国发展与进步进程中，会不断产生、呈现一系列难题，尤其上对具有“时空压缩”背景的我国来讲，更是如此。再加上一些人逃避、掩盖这些难题，就会把这些难题积累起来，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难题，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在政治领域，主要是权力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是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文化领域，主要是物欲横流、贪欲膨胀与精神懈怠；在社会领域，主要是公平正义有所缺失，社会流动机制不畅；在生态领域，主要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在党的建设领域，主要是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不破解这些难题，改革无法深化，发展阻力重重，也影响社会稳定。改革在本质上就是破解难题的，只有破解难题，才能推进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把直面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发展难题，作为治国理政的突破口。
适应新常态以“建构秩序”
在破解难题的进程中，逻辑上必须进一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不仅是因为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和难题多是在无序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而且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也有利于破解难题，使中国社会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所以，在逻辑上，破解难题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这里所谓的社会秩序，是指一种在整体上既具有动力也呈现平衡的有序的社会状态。
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理念。新常态，本义是为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且提出的新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经济新常态自然会带来政治新常态和社会新常态。这反映到执政者身上，就是必须努力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极力推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八项规定”和“三严三实”，重拳反腐，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目的就是为人的行为确立规范，为党和政府立规矩。有规范、有规矩才会有秩序。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治国理政实践，可以揭示出其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新常态、一种总体框架。”
“三个新常态”，就是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新发展；建构良好有序的政治生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培育健康的文化生态，建构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种总体框架”就是：
一要建构基于公平正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或人民）力量之间达到协调、配合和优化，发挥好政府、市场和社会（或人民）的作用。从静态角度讲，把握一个社会，首先要把握其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在根本上由社会结构决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的论述中，蕴含着要建构这种社会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二要建构既有活力又具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从动态角度讲，把握一个社会，需要把握其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结构决定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进而决定社会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并从根本上要解决的总问题，是改革发展稳定。发展的关键是确立并发挥好动力机制，稳定的关键是确立并发挥好平衡机制，改革在本质上是要确立并发挥好治理机制。这三种机制是存在于任何事物、任何社会中的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是指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及其作用机理，它释放着社会发展的能量，其基本表现是活力。动力机制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建立社会流动机制，以解决社会赖以发展的动力，既让一切创造财富源泉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又使每个人各显其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应是一种积极的、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秩序，缺乏各尽其能并充满创造活力的秩序，是一种消极的秩序，对当代中国发展是不利的。考察一个社会的动力机制状况，要看它能否有效促进社会流动，能否最大限度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创新能力，能否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否使社会各要素、各领域和各方面充满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平衡机制，是指社会各要素和各部分之间保持协调、和谐，且稳定有序运行的机理和状态，它保持着社会发展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其最高表现是和谐。平衡机制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平衡利益分配和整合价值取向，使速度与稳定、效率与公平达到均衡，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有序、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发展秩序。考察一个社会的平衡机制状况，要看它能否使全体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能否使社会各要素、各领域、各方面的关系处于比较协调有序的状态，能否使公平正义得到保障、社会矛盾趋于平缓、社会生活安定有序。治理机制，是指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矫正经济社会中动力和平衡方面存在的弊端，使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达到优化、协调、配合，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种体制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影响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衡量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标准，主要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是否优化、协调、配合。以上三种机制是通过制度规范、体制运作和政策措施体现出来的，一切制度规范、体制运作和政策措施的背后，都有这三种机制在发挥作用。检验一个社会运行是否良性有序，关键看这三种机制能否有机结合、协调配合，从而发挥好整体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以解决好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创新活力与和谐稳定问题的论述，其实质与核心，就是要建构好既有活力又具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
三要正确处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的主体是人，人及其行为方式是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就是什么样的。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不仅有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还有基本的社会规范，即德治和法治。要具有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规范人的行为方式，而德治和法治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基本方式。德治从内在精神世界上规范人的行为，法治从外在硬性制约上规范人的行为。一个良性有序的社会，必须使德治和法治得以施行和维护，同时也把无序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四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有直接影响。“社会--文化”环境的核心，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实质和精髓，是注重社会秩序的建构。其核心，就是要求正确对待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其实，只有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人们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进而才能建构一个良性有序的社会。各尽其能，就是激发每个人的创新能力，使每个人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一个有良性秩序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各尽其能并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各得其所，主要指一个社会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工，使社会成员能做到各得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则、各得其位和各享其成。在这种各得其所的社会里，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这里，各得其所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关键。和谐相处，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其基本特征，是以各种关系的和谐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其基本内涵，是人人平等、和而不同、协商合作、共生共进。
在破解难题、建构秩序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逻辑上会进一步向世人展示彰显中国元素、树立中国形象、唱响中国声音、坚定中国自信的执政目标和行动框架：一是唱响中国梦；二是唱响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是唱响中国话语。这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文本中有切实体现。
第一，唱响中国梦。到2020年左右，中国基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发展应有一个新愿景，就是真正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强国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方面回应了上述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大担当，有大追求。
不难发现，新一届中央正在通过两个战略完成对当前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前者，承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步骤，要在2020年左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制度框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后者，立足于2021年新的历史节点，瞄准2050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30年的历史进程中，打造一个新的历史辉煌。
第二，唱响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为实现中国梦，注重从正面奋力唱响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这四个方面反复提及，实际上意味着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起点上，要实现由大国成为强国的目标，必须积极唱响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道路担当“实现路径”角色。无论是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首要根本问题，它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道路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因如此，新一届中央不仅对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及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决定意义充满自信，而且注重研究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担当“精神支撑”角色。中国精神，是指贯穿一切方面的文化基因，是文化层面的立国之本、兴国之魂。它主要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既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硬实力），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软实力）。新一届中央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质，就是既解决我们一些人的精神懈怠和价值取向问题，增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又要建设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掌握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担当“根本依靠”角色。实现中国梦，如何凝聚并充分发挥好社会各个阶层和每个人的积极力量，如何凝聚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力量，就成为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要凝聚力量和汇聚社会正能量，主要包括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力量；另一方面就国际而言，又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及外交新格局，即注重多极制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掌握话语权。
国家治理现代化担当“主体”角色。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力量转移，必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从时间上看，这是继中国“四个现代”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从内涵上看，“四个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制度和人的层面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变，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则要完成从传统社会以“权力的权威和德治”为主导向现代社会以“法律的权威和法治”为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六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制度建设）目标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三个梯次”的目标架构，即宏观层面的治党、治国、治军；中观层面的内政、外交、国防；微观层面的改革、发展、稳定。三层之间，梯次展开，层层聚焦。
第三，唱响中国话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中国话语体系主要包括话语基础、话语核心、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和话语权等七个层面。从广义讲，话语基础主要包括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从狭义讲，指中国道路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提升出来的本质和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话语内容是从理论上讲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主要包括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话语方式就是“你怎么讲让大家爱听”，它主要包括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普世话语。话语自信就是“充满自信地讲”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讲的就是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就是“你的话语能传播出去”。在2013年“8.19”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话语传播问题。话语传播，主要包括谁来传播，传播什么，向谁传播，用什么方式传播，传播要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话语权是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的最高目的，讲的是定义权、解释权、主导权和控制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