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成长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整个西方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国际力量,与中国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归根结底，仍脱不开博弈和较量。中国的大多举措都被发达国家或是误解或是曲解。尽管中国无意称霸，但国际上有股势力对中国的猜忌和质疑从未停止。个别发达国家不断炒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即诱使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破坏中国的发展，以维持自身在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领域的霸权和主导地位。
下面略举西方误导我们的几例。
一、经济增长、投资消费与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多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个别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应付的。他们极力“唱衰”中国，称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加剧了内部不平衡，导致二三产业失调、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激增，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更有甚者，背弃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谋求对中国的出口进行歧视性的打压。他们甚至试图改变WTO的规则，用TPP、TIPP等方式改变贸易规则，架空WTO，以便让中国再次屈从他们的苛刻条件。他们极力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以消费推动增长，而自己却在积极推行“再工业化”。
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产出能力的增加。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包括最有影响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也都表明，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现也必须以相关领域的投资为基础。
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认为消费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偏重消费，是由于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大量产业外移，经济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消费需求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显然不适用。而且长期依靠消费拉动的政策，成为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但生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些的新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明显上升，而第二产业比重相应下降；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2015年的贡献率达到60.9%，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9.2个百分点。但这种现象需要进一步分析。
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具有相当高的消费率，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但这能否说明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健康？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均消费率达到过70%以上，但与今天人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相比，难道当时的物资短缺才更加可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积累、高投资，我国经济难以取得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最近几年我国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动能也随之减弱。尽管经济增速放缓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投资的大幅下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而消费和服务业难以对经济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例如，近年旅游业发展比较快，出行人数不断增加，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旅游业收入增长仍然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我国仍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考虑到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与欧美国家也相去甚远，投资仍有很大空间。2015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925美元，距离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平均43178美元的水平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左右，根据瑞银的估算，2013年为美国的1/7、日本的1/13，仍处于需要加强积累和增强生产能力的阶段。日本和韩国过去的经验也表明，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投资率上升是正常现象。1952-1973年是日本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日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保持了较高水平。即使是工业化完成后，日本投资率的下降也花费了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后的1993年才降至30%以下，那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超过32000美元（当年价格）。
韩国经济的高增长期是1963-1993年。30年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投资率的峰值为1991年的38.9%。1993年以后，韩国的投资率也没有快速降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9%左右。
对于我国这个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增长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中西部及城镇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余地。保持投资较高增长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也能有效阻挡外部风险的侵蚀。
要正确理解积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既不能过分压制收入和消费来为投资和生产积累资金，也要避免超前消费，像欧美国家那样。因为这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末倒置，如果过度鼓励消费而不注重积累和投资，将会使经济丧失长期增长动力。以产业空心化为代价压低投资则更不可取。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搞消费拉动增长。既使将来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了，也不能搞过度消费。个别发达国家现在也正在改变消费推动增长的模式，提出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
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现在的年轻人又更加注重消费，等老一代人退出劳动力大军时，我国储蓄率下降的幅度恐怕会更大。到那时支撑投资的基础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因此要提早重视。
当前，第三产业已逐步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并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这是有先决条件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降低建立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基础上，使经济资源得以向更具比较优势的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比重如此之高，也是建立在对海外市场的占领之上。如果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经济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必由之路，则是不对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提高，全球的制造业和消费者支持了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而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我国的制造业下降，服务业将随之会下降，因为我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向本国制造业和消费者，还没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服务。所以，如果中国放弃制造业，服务业也会垮台，这是给中国经济设置的陷阱。如果服务业可以拉动经济长期更快增长，是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那西方还提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及工业4.0干什么？
第三产业是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离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第三产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个别发达国家经济过度依赖第三产业有着内在联系，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对主要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比重高、且高附加值制造业比重大的国家在危机前后经济增速变化更小，恢复速度更快，说明经济韧性更强。特别是，德国、韩国之所以在发达国家中受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与这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适度比重是分不开的（表3）。
三次产业间并不存在所谓“最优比例”或国际标准，各国只能根据自身国情及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来调整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现在说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要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第二产业，其根据要么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要么是世界各国第三产业普遍占GDP的2/3左右这一现象。但如果看一看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可知这一“高级”的产业结构没带给他们好处，对克服危机，保持发展无益。因此我们不宜向这种所谓“高级”的产业结构发展。
当然，这不是不要发展第三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要适合本国的需要。中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对的是本国的制造业和消费者，中国的服务业扩大，应该以制造业的扩大为基础。由于产能问题和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曾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危险，连纺织业这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向发达国家转移，如不采取措施扭转，前景是十分可怕的。
近年来，全社会杠杆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与其他经济体横向比较，中国债务总水平并不及日、美、英等发达国家，不过企业债务负担是最重的（图6）。
中国的企业负债偏高，不仅与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有关，也与企业负债构成有关。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150%多，国有企业负债总额7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16%，中国企业总负债中超过70%为国有企业负债。2005-2013年的8年间，国有控股企业资产从14万亿扩大到97万亿，而其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仅从1.5万亿上升到3.3万亿。因为直接融资一直不发达，企业要发展只能更多依赖外部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因此，从账面上看国有企业债务率很高。但去杠杆也要从给国有企业注资、减税上想办法，而不仅仅是限制发展。
一些西方媒体反复强调中国政府和企业债务问题，就是想让我们不敢投资，束缚手脚。如果真的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经济才会陷入失速和危机。
二、收入分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扩大了收入不平衡。他们提出，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劳动工资，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其逻辑是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增加消费。但关键在于，工资、福利和收入的提高需要有一个参照标准，那就是劳动生产率。如果脱离了这个标准，不切实际地提高工资、福利，只会适得其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将造成伤害。
当前我国投资效率已有所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低时的2元多上升到2014年的8元多（表4）。这与劳动生产率不高有密切关系。
2007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呈上升趋势，2011年增速更达到16.8%。尽管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并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2004～2011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工资年均上涨速度2.7个百分点。近年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一些企业反映，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成本比中国低三分之一。
从长期看，劳动者收入提高是使居民更好分享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但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有限而劳动力成本却大幅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了。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竞争力下降意味着削弱经济增长的能力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而这正是国际上敌视中国的势力所希望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时期各种不平等现象，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发达经济体10%-3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提升的必要。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提高一倍、两倍，中国的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有些发达国家一再批评中国产能过剩，要我们去产能。但为何波音、空客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他们面向全世界市场；问题的关键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品的唯一性和产品的技术含量。
中国一些产品产能之所以过剩，第一是我们的产品不具有唯一性。第二是国际贸易的规则被改变，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被颠覆。因此，要战胜贸易保护主义，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唯一的路径。而实现这一点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三、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能源战略等方面的全球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利益博弈、谈判纷争不断。西方国家突出宣扬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建立国际“碳减排”规则，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我国现代地理学和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可见，“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地球已有46亿年的历史，气温一直不停变化。人类对气温的科学观测和研究仅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目前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也只能粗略地推测上百万年的气温数据。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全球气温变化趋势的任何预测都可能失之武断，或缺乏充分依据。我们不应忽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全球气温的升高也可能与地球自身的周期性变化有关。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碳排放因素的作用需要慎重对待。
自国际气候谈判开启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坚持以生产排放为计量标准，对消费活动的碳排放则避而不谈，实际上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包括众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格局。如果建立起仅针对生产而不涵盖消费的“碳减排”规则，解决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巨大压力就会落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形成冲击。个别发达国家一定要拉中国搞减排，但有些排放大国却始终不愿意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援助上也毫不积极。例如，个别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如果它们真的关心“气候”、“减排”问题，为何要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设限，不让它们的老百姓用上更便宜的清洁能源？同时，发达国家对于飞机这个高排放产品却不提限制，因为飞机是它们出口的强项。这充分说明它们保护环境是假，保护生产力、竞争力才是真。因此我们对于碳减排也要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绝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寻求平衡。
在当今国际形势渐趋复杂的环境下， 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调整结构、慢慢发展，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七八年上一个台阶，抢先冲破敌对势力围堵中国的布局企图。破局之道只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支持创新，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尽管消费占到经济总量的约六成，但日本经济仍难见起色。如果我们也放慢投资、放慢增长速度，就有可能重蹈日本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的覆辙，在西方大力推动“再工业化”的形势下， 这将再次拉大我们与发达国家间的距离。
四、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是靠印美元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因为美元仍是主要国际货币，让全世界替它分担了风险和损失。美元不是数量违约，而是价值违约，这就是它的经济和货币没有垮台的原因。因此它会不遗余力地捍卫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打压人民币也就成为必然。
2002年之后，人民币汇率不断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由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多边化，成为转移个别发达国家国内压力的出口，但更多的是要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国际上从未有过意见；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时，一定会有人指责人民币被低估。西方部分学者不断指责人民币低估是造成国际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们却故意回避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货币全部大幅贬值，发达国家一再要求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顶住巨大的贬值压力，保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这难道不是在要求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的汇率吗？当有需要时，就把保持汇率稳定视为应该的；而不需要时，就把稳定汇率视为“操纵”，这是典型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看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逐渐清晰，但受到的围堵也是明显的。
人民币虽然被纳入SDR篮子，但也丧失了一定灵活性。今后人民币汇率如有大幅波动，就会受到IMF的制约，甚至制裁。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背后的经济和贸易实力是第一位的。当前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发展经济，而货币和汇率应保持灵活性。
五、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问题
西方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的说法中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中国已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增速和投资要降下来，这是自然的。西方计算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人均GDP，产业结构的比例，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等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全面。
中国几乎可以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但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从纺织到核工业，高端的设备几乎全部是进口的。一旦外国封锁这些设备的出口，我们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不少产品上我们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是初步工业化，还是受制于人的工业化，离真正意义的工业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自称进入“后工业化”是肤浅的自赏。
中国必须加大对这些高端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投入。只有中国自己能全部掌握这些核心技术，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
六、如何应对误导的策略
目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上处于二战以后最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会多次出现。为了抓住发展的机会，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年我们的GDP增长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投资效率在下降。如果不能培养出新的、先进的产能，经济就有长期陷入低迷的危险。而投资是创造先进产能的重要条件，现在投资在下降，说明培养新的、先进的产能的力度有限。
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务》杂志2016年7、8月号发表题为《民主在变弱》一文，文中说：“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证明一个国家无需自由化也可以实现繁荣”。作者对“民主”失去影响力很担忧，但他也认为民主在一些国家的影响力还是上升的，如尼日利亚、突尼斯及缅甸的例子；同时又认为“威权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失去了一些光泽，因为中国的增长已显著下降，而油价的下跌已削弱了俄国和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力量”。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经济增长的快慢已被西方部分学者看作是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之一；第二，西方的部分学者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证明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失败的。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的事务指手画脚，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阻止、延缓中国的发展。只有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逻辑。
中国必须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首先是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工作仍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应该放手去做，而不是被外界舆论或“质疑”所干扰。
（一）投资力度必须加大，商业性投资的决策要交给市场和企业，让企业真正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由于我国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大的投资需求，无论是铁路、城市管网还是公路及清洁能源都有大量投资空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既可防止经济下滑又可以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有些项目建成以后可以分情况出售给市场经营体按商业原则运行。目前国际上也出现了利用私人资本做公共事业的说法，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也要注意研究。
（二）去杠杆要给企业注资。资金的来源可以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发债，所得资金给国有企业注资。适当增加政府的负债，减少国企的负债。发债可由央行购买。美欧日的央行都在做这类事情，不会引起通胀，因为企业会把部分借款还给银行，资金从另个渠道又回笼了。同时也要考虑阶段性地为企业减税费，增加其资本金。
（三）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试点把大型银行的二级分支机构有步骤地法人化，但不允许他们跨区经营，使之变成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主力，也可以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试点。实行中要按有关法规办，有必要也可由全国人大通过临时性法规。
（四）要发展和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投入，要有特殊的人员、财务、投资相应政策，以便产生实际效果。
（五）去产能应有配套政策，有些产品如水泥、平板玻璃可以大量转移出去，包括一部分钢铁产能也可以转移出去，发展中国家急需这些产能。但要有政策支持，例如低成本的资金、税收优惠、国外风险的覆盖等。还要大力支持产业的集中，这其中也要认真研究一些产业的民营化问题。例如应研究钢铁、有色等行业是否应鼓励民营化。
在发展中切记被误导，要坚持自身的判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跳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所设陷阱，那就很有可能落入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发展停滞的状况，长期不能自拔。当我们的绝对实力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时，要保持应有的灵活性，牢牢地抓紧经济发展这个原则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增强经济实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军事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