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研究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美国智库最多，为1828个，中国智库数量居第二位，为426个。从综合影响力看，目前，全球前十名顶级智库中，有六个是美国智库。综合影响力主要看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多少原创思想和新的政策建议；二是为政府输送了多少专家型官员；三是举办了多少高级别的研讨会；四是在教育公民看世界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五是在帮助政府官员调解和处理冲突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战略思想和政策选择主要来自智库
二战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出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其原创差不多都来自美国智库。例如，美国第一个私营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TheBrookingsInstitution）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Research）。它先后建议美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它立即提出对外施行“马歇尔计划”“制裁流氓国家计划”，对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建联邦预算规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又如，二战刚爆发，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先后向美国国务院提供682份研究成果备忘录，其中“占领德国”“创建联合国”“遏制苏联”等政策建议，均来自上述备忘录。再如，冷战结束出乎美国预料，老布什政府不知如何应对。对苏联研究极深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 Foundation）和兰德研究院（RAND）很快提出“扩大北约”“退出反导条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构想。大学里的知名学者也不甘寂寞，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他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成为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对策研究的基础。
二、智库为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专家型官员
随着智库对美国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智库内知名专家越来越多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越来越多的下野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这种所谓“旋转门”的良性循环，对美国智库的发展、对政府尽可能正确地决策都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不再空怀壮志、纸上谈兵，而是一展抱负、实现理想，而且他们从政后比其他官僚更愿意听取智库的意见。另一方面，回到智库的前政府官员，由于在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经验，再研究问题时，其思路和提出对策的针对性更强，更易被决策者采纳。据统计，频繁出入“旋转门”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等智库。他们当中担任过国务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有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至于担任其他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局长职务的专家学者，则不胜枚举。统计数据显示，仅在里根总统任职的八年中，应邀走出美国智库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竟多达150余人。最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2014年11月3日辞职，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International Peace）接任总裁。
三、美国智库影响力超群的主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智库影响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美国智库敢于进行创造性思维，且美国社会为创造性思维提供了优越条件。
（一）美国智库赢在教育起跑线上
1998年4月，我作为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采访加利福尼亚州哈岗拉朋特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诺曼·徐、教育总监约翰·克拉马，以及副总监加里·马楚莫托。我问他们：在世界中学生数理化竞赛中，美国学生成绩往往是倒数，而美国的科技发明却领先世界，原因何在？他们的回答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美国整个社会都忌讳因循守旧，崇尚标新立异。美国的老师欢迎学生怀疑、反驳、否定前人的理论和既定的做法，向老师甚至向专家提出挑战，但必须有合乎逻辑的理由。美国老师给学生打分和评级的依据是：答案有没有道理，是否合乎逻辑。因而美国学生勤于动脑筋和善于动脑筋，富于创造精神，虽然他们参加现行的考试不一定得高分，但是就业后适应能力强，发明、专利多。
（二）美国智库得到民间资助和支持
美国文化崇尚“ 强” ，认为“强”即是“美”，瞧不起“弱”，认为“弱”即是“恶”。所以，强者应当更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民间基金会慷慨支持各领域的前沿研究。例如，美国第一个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是当时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于1910年捐资建立的。此后美国铁路大王亨廷顿、报业大王赫斯特、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都曾捐巨资帮助各行各业的智库。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随着信息网络工业在美国西海岸异军突起，微软、惠普、英特尔等公司的老板们在暴富之后成立的“盖茨夫妇基金会”“戴露普家庭基金会”“穆尔夫妇基金会”等，依然是美国各类智库的资金重要来源。戴露普家庭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Foundation）捐款五原则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支持和奖励各行各业已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支持和奖励最杰出的思想和努力；二，要有长远的眼光，发现和支持那些在提高效率方面最有可能作出独特贡献，或最有可能作出战略性贡献的个人、组织、项目等。以兰德研究院为例，目前的研究经费为2.63亿美元，其中包括34个基金会的捐款和35个企业的资助。有些企业的资助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的。民间的资助为美国智库的生存、发展以及探索独立见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美国智库植根于相对包容的体制
智库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如果不能传播开来，其影响力就会非常有限。美国在言论和新闻方面的环境比较宽松，为提升美国智库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舆论影响，而舆论则主要受媒体影响；不言而喻，智库要影响到决策层，首先要影响媒体。所以，美国智库千方百计通过媒体兜售自己的新发现、新思想、新对策。早期美国专家学者主要在报章杂志的言论版上发表新见解，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现在主要在电视台、因特网直播节目里接受访谈。为了更及时准确地发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自建电视台和电台，由有关专家学者及其领导的课题组以举行最新研究成果发布会的形式，直接向大众传播最新研究成果。相对包容的环境对美国智库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的最重要贡献是，宽容它们提出的“标新立异”的想法乃至“异端邪说”。在美国境内举行的各种研讨会上，主办者往往刻意聘请意见对立的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通过激烈辩论判断谁是谁非。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前的候选人辩论演说，可说是美国智库集中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集市”或“庙会”，促使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一次次达到高峰。因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其候选人都到智库里物色与自己执政理念相同的新思想、新对策，武装自己的头脑。美国选民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可以看出哪些新思想、新政策对自己有利，从而决定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谁。有经验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可以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洞察美国思想界的激烈交锋。他们观察研究美国总统大选，重点不是看谁胜谁负，而是看哪些新思想占上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新政策，将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哪些新的影响。
（四）美国智库善用外脑和异见
不少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少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至少在智库领域，美国智库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要多于中国智库对美国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智库大量吸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参与研究相关课题。以兰德研究院为例，它现有1700名员工，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他们来自47个国家，使用65种语言。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留学进修后，部分人留在美国工作，也有不少进入美国智库。现在美国智库里研究亚太和中国的项目中，有不少华裔面孔。他们的加入，对于美国智库了解亚洲和中国帮助非常大。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智库欣赏挑战和批评，大批外脑特别是华裔学者加入后，不断帮助美国智库纠正以往的研究盲区和认识盲点，使得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更有针对性，更全面、深入。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例子。“美国人对我（华裔学者杨恒钧）另眼相看的原因，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他们请）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就是找到美国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中，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韩国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存在认识误区，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将直接导致他们在整个模拟战争中向错误方向发展。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就在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可是，我现在心里慢慢明白，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效劳呀……”（摘自《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作者杨恒钧）
四、美国智库的基因缺陷
智库是文明和文化的高级载体。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基因缺陷，也体现在智库身上。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过分崇拜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导致美国智库在研究国内问题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个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团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极端自私的“美国利益至上主义”，甚至不惜从“美国例外论”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对策，导致很多本来有可能解决或缓解的国际国内问题，长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智库曾就如何防止美国卷入危机有一场大辩论。东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加强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上；西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跨太平洋经贸关系上。我曾就此询问过几家美国大企业的老板：美国智库都说自己的研究是独立的、客观的，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东西部智库的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如此泾渭分明？他们的回答一针见血：你得看看他们的研究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类似的情况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屡见不鲜。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智库纷纷开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连美国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Service）也拿出一系列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在其网站上招募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帮助它寻找遏制乃至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解决方案。有人建议我所在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申报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我浏览这批课题后，决定不申报。因为美国国会研究局对有关研究有个要求：不要从美国方面寻找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也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个要求与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结论恰恰相反。我此前在中东地区做过四年常驻记者，后又在美国做过四年常驻记者。我的结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味支持以色列，在安理会多次否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决议，导致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铤而走险。因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一环，显然是美国应改变其极其不公的中东政策。不让研究这个主要原因，怎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我想，这可能也是美国智库迄今未找到解决国际恐怖主义有效方案的主要原因。由于美国文化中极端自私的基因，在研究世界问题时，美国智库还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美国政府至今不签署152个国家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1年带头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冷战结束后出尔反尔，单方面退出同苏联签署的《反导条约》，研究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系统。美国甚至用“多重标准”对待189个国家批准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朝鲜、伊朗制裁、封锁、武力威胁，但同非条约签字国（印度）开展核合作，对非条约签字国（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些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嗤之以鼻的对外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智库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