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顶级智库耕耘近10年，李成感受到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一个全球智库，为全球服务。而近两年，李成亦感受到中国智库发展的蒸蒸热潮。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于2006年，这是布鲁金斯学会第一个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其对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课题进行广泛研究。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间或往来于中美两国，不时现身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周他在京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
多元应是中国智库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如火如荼，您对中国智库发展有哪些建言？
李成：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中国智库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与美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
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的，而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的多极化，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能源安全、气候环境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的认识。
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有247种奶酪的国家呢？中国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是“旋转门”。前段时间一些退休领导人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
维持智库的独立性对社会有利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成为发展瓶颈，而美国智库的生态环境较好，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中国在这方面还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公益捐赠还没有发展到支持智库这种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美国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你。
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里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为布鲁金斯学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像布鲁金斯学会85％的预算来源是捐款。
中国经济时报：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
李成：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且布鲁金斯学会也信奉这个原则。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这些都是美国智库多元化的表现。
布鲁金斯学会在处理独立性的问题上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名义 “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对国内政治施加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布鲁金斯学会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布鲁金斯中心为什么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
不必担心智库发展“一哄而起”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智库发展在中国似乎面临“一哄而起”的情况，您觉得中国出现的这种情况会影响智库健康发展吗？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有100年的历史，人才可以流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智库不管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只是不同的模式。布鲁金斯学会走的是“大而全”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其他智库都适合这种模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智库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假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10—20年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尽快扭转中美智库交流上的“逆差”
中国经济时报：人才对智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领军人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外交学院不久前评选出十位美国“知华派”学者，可以看出这些美国学者在中国国内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您是如何看待在智库领域中美两国之间的 “逆差”现象？
李成：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也出了 《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十二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的贺卫方、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
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
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有待提升，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智库建设的重视，不断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从而带动两国社会、民众之间的互相认知，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性环境？
李成：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学会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曾在布鲁金斯学会作过访问学者，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
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人员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学会跟政府关系很密切，但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
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流，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