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金融体系却相对落后，基于此，有人就认为高效的金融部门并非经济发展所必须，当然，更多的共识指出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亚洲国家拥有了更有力、更高效的金融体系，它们的经济增速将更快，或者可以用更少的储蓄和投资额就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发展背负污名，亚洲金融部门的发展壮大也因此变得更为困难。然而，推动亚洲金融部门的发展，更多地体现在建立高效的银行和资本市场这一基础任务上，而不是引进复杂的金融产品。对于那些银行部门和融资渠道严重缺乏的低收入亚洲国家，它们的金融部门需要在数量上大规模扩张；而对于中等收入的亚洲国家，它们已经拥有大型的金融部门，所以提高金融的效率是当务之急，也就是说，要提高国内银行体系的竞争力，让信贷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门。
要知道，在金融发展达到某个临界值之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只有在超过临界值之后，两者之间才可能变得不显著或者甚至变为负相关，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远远还未达到那个可能的拐点。
如何解释亚洲国家繁荣的实体经济与落后的金融体系并存的局面？在经济发展早期，由于较高资本边际效益和清晰产业升级路径的结合，即使相对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仍可带来可观的实际回报率，但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企业管理层和融资人的决定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开始重视投资和金融中介的质量。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边际收益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金融中介与投资的质量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除了工资水平低、资本存量低导致的高边际收益，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也是导致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因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节俭传统，储蓄率非常高。而高储蓄额和高投资率是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增长的两大主要来源：高储蓄充实了投资的资金，所以即使部分投资失败了，充沛的储蓄资金依旧能迅速积累资本，并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导致了大量低质量的投资行为。与此同时，这就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推测：充沛的储蓄不利于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因为即使面对低回报的储蓄及投资，经济照样能快速增长。
而在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进口减少，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增速随之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发展中国家更有必要建立良好、高效的金融体系。
除了外部环境的挑战，亚洲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也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比如人口老龄化、过去经济超高增速后必然的放缓，以及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这就意味着亚洲发展中国家负担不起低效率金融体系所导致的粗放型增长所增加的成本了。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就导致它们从单一的主要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依靠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两者刺激经济的模式，并且随着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资本不足转变为资本充裕，投资所带来的资本边际收益将可能越来越低。
亚洲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还能保持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提高了资本、劳动力和其他投入的生产率。生产率增长有赖于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并且随着国家对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的不断引进，简单复制国外先进技术所获得的收益将变少。
解决金融排斥和收入不平等问题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不断增长，收入不平等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挑战。世界其他区域的经验显示，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不满，并要求更多的包容性增长。
调整财政政策是解决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的通常做法，政府可以通过征税（累进个人所得说）和调整财政开支方向（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出）来促进公平。
金融部门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有一定影响，呈现倒U字形，在拐点之前收入不平等不断减少，在拐点之后则相反。不过，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远远未达到这样一个拐点。这就表示亚洲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能够帮助减轻收入不平等。
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穷人难以享受金融服务。穷人如果能享受金融服务，他们也许就能通过贷款来对教育和医疗卫生进行投入（获取生产能力最重要的因素），积累技能资本，从而赚取更多收入，缩小与富人之间的差距。使穷人享受金融服务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风险和冲击，这种被称为金融包容的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
金融包容同样有助于中小型企业及新兴企业的发展，而这些企业往往是创新及活跃市场的源泉。而金融排斥往往来源于对国企的优待，压缩了私企借贷的空间。这样的区别对待会对创新型经济及生产率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防止金融动荡
金融发展和创新若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及制度的匹配，将导致金融动荡，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会打击实体经济和经济的增长，会导致全球贸易的衰退，特别是发达国家进口量的减少，抑制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外部金融开放导致不稳定以及破坏经济增长的证据，然而，这样的观点等同于证明金融不发达所导致的巨大风险。危机的产生并不是资本流入本身，而是脆弱、低效的金融体系无法使热钱转移到生产性投资上来生产产品和提高服务，增强经济稳定性，并偿还外国借款。
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外部金融开放的金融发展会增加金融动荡的风险，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更灵活的，并因此导致潜在不稳定性的汇率、利率和股票价格可能会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的减少。脱离基本面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会破坏实体经济，给短期资本流动增添不稳定性。
政府过分管制、控制金融体系也会在另一层面造成金融动荡。因为企业和个人从正规渠道贷不到款，这就使影子银行的规模扩大。影子银行游离于严格的监管之外，因而其并不透明，而且相比正规的金融机构风险更大。另外，金融压制可能会扭曲对机构和项目的刺激，导致分配不当，特别是在低收益项目上过度投资，这会导致政府最终实行金融自由化时爆发危机。
理想状态下，金融发展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稳定性的风险，同时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最大化。其中有力、高效、谨慎的监管是关键。监管是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它应该在预防金融动荡的同时不扼杀有助于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在一些情况下，诸如宏观审慎政策、银行压力测试这类新兴监管措施可以帮助构建一个良好的监管体系。
结论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并不是一个新议题：区域活跃的实体经济与其相对落后的金融之间的鸿沟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基于一些理由，现在是重新审视亚洲金融发展最适宜的时机。首先，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化以及诸如人口老龄化、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内部结构性挑战，亚洲区域经济增长已经放缓。经济下行放大了金融体系不发达所产生的成本，特别是对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摒弃：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每年5%时，粗放型增长所产生的成本比经济增长速度在每年10%时的水平大的多。另一个敦促加强金融发展的原因是适应区域增长模式的不断变化发展，从单一的主要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两者刺激经济的模式。亚洲的金融体系在未来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将资金引导给企业家和新兴企业，在亚洲生产率增长中起关键作用的创新与知识因素以及因此导致的经济增长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一个临界值，超过临界值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甚至是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造成伤害，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瘫痪。然而，尽管存在香港、中国大陆和新加坡这几个金融发展较好的例外国家地区，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低水平的金融发展阶段，现在勿需担心金融发展过度的问题，换句话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高效的银行系统、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储蓄投入到生产性投资上来，同时可以减轻金融冲击带给投资的损害。
在很大程度上，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赖于其金融体系质量的提升。在过去，经济增长的第一要务是越快越好。然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日益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增长的质量和增长量同样重要。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是拥有更多的包容性增长。金融包容性促进包容性增长，通过扩大金融服务惠及广大民众和实体经济，包括贫困家庭、小型企业和新兴企业。某些金融包容性的措施（如借贷给穷人完成教育）直接积极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另一些措施（如借贷给金融消费以应对自然灾害）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
一个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会给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如果同时辅之以其他领域的体制和政策的改革，这些利益会变得更大。例如，改善商业环境的改革（如减少行政审批并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会提升金融体系发展带来的利益，开启信贷流动，惠及新兴企业和企业家们；资助穷人通过教育提升能力的金融包容性政策，如果辅之以教育改革，那么改革带来的公立学校质量的提高，将扩大受益度；良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同样扩大了金融包容性的惠及面。总之，在良好政策的环境下，金融发展和包容性金融政策的有效运作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
注：
1、本文摘译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Financing Asia’s Growth”。作者Gemma B.Estrada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研究与区域合作部担任高级官员；Marcus Noland就职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担任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管。DonghyunPark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rief Ramayandi为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
2、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徐浚豪
3、《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