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到巴拿马参加第七届美洲峰会的奥巴马肩负着一个明确的任务：重建在特立尼达拉岛召开的第一次地区峰会上的友好气氛。在那次会议上，作为第一任非洲裔美国总统和多边世界中的后单边主义领导人，他收获了许多鲜花和掌声。
六年过去了，奥巴马面临着复杂的情势，想要再次获得掌声就必须更为卖力。不过，他的管理已见成效，而且巴拿马峰会已然取得胜利。奥巴马决意将古巴从美国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名单中撤出，从而进一步证明通过建设性的接触和并不严酷的制裁，美国在古巴的利益就可以实现。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国会。
首先，巴拿马峰会将会因为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而铭记。去年12月17日，奥巴马与卡斯特罗发表谈话，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此次巴拿马峰会不仅可以让拉美各国认可奥巴马与卡斯特罗的会话“序曲”，而且为结束两国冷战、开启美洲各国关系的新篇章提供了机会。
比尔·克林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示范过这一路径，但是本世纪初乔治·W·布什却偏离了这一轨道。华盛顿过去在毒品战争、移民问题、反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的强硬手段，以及“华盛顿共识”的残留影响，都给在2012年的卡特赫纳举行的第二次峰会笼罩上了阴云。白宫决定在此次峰会就过去的罪恶展开长篇大论之前的几个月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政策。
最能代表美国恃强凌弱行为的，莫过于数十年前它对古巴采取的的禁运制裁了。当古巴表示如果不被作为完全参与国就不会来巴拿马时，白宫只能选择全力以赴或者彻底放弃会谈。幸好，奥巴马选择全力以赴争取与古巴的合作。去年12月17日取得突破性进展，赢得了美国和古巴政界及社会的广泛赞誉。此番奥巴马到巴拿马的主要任务，就是传递一个胜利的讯息——历经超过半个世纪的敌对，美国和古巴第一次可以面对面坐下交谈。
没有哪张图片可以比上面这一张更能展示出美古两国之间巨大的历史差异。一边是年老的劳尔·卡斯特罗，他从不担忧本国政府控制的媒体问出什么棘手的问题，所以在两国元首初次会面后的记者提问会上塞住耳朵不理睬记者的叫嚷。而另一边是年轻的奥巴马，他已经准备好接待媒体，这是一个民主政党领导人的习惯姿态。
年老与年轻之间的差距在接下来的全体会议上依然很明显。奥巴马在会上作出主旨陈述，认为要解决“对过去的埋怨使人裹足不前”的旧疾，迈向共担责任、互相尊重的新篇章。他说：“我们要展望未来，制定提高古巴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
而另一边，卡斯特罗则把原定8分钟的演讲拉长到48分钟（他笑称这是因为需要弥补过去6次峰会上古巴没有受到邀请的缺憾）。在这段冗长的陈述中，他细数自1800年以来美国政府的侵犯罪行。他提醒听众不要忘记华盛顿1954年推翻了民主选举出的危地马拉政府，而危地马拉政府是古巴自身革命的先导。他还援引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批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全球性的贫困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他专门声明奥巴马总统并不需要对这些罪行负责，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卡斯特罗说：“奥巴马总统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赞赏他卑微的出身。”他呼吁大家支持奥巴马为消除禁运政策所做的努力。卡斯特罗还表示，古巴已经准备好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集团犯罪和消除贫困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
不过还是要注意，古巴激进的政府支持者和反对者对巴拿马会面持迥异的态度。持“官方”立场的古巴非政府组织对古巴和迈阿密的持异议者采取了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包括身体和言语侮辱攻击，这与现代思想和独立公民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
他们破坏了一场本应该激烈但文明的辩论，而且暴露出古巴统治者面临的真正威胁——古巴公众已经厌倦了这个政体带来的朽坏的经济体系和封闭的政治状态。而且古巴领导人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于，如何在经济开放的同时保持政治上的控制。
奥巴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古巴，我们的职责不是改变它的政体，而是确保古巴人民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和能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奥马巴认为应该通过“劝说”而非制裁。古巴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似乎是在为本周将古巴从恐怖主义赞助国的名单中撤出作铺垫。
古巴官方声称，他们正在实行一种受大家欢迎的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模式将会和代议制民主一样合法正当。然而，很少有人相信这种民主模式会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准则，例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卡斯特罗承认，“我们也可以接受一些事物，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不太可能接受得了的事物。”他补充说还需要足够的耐心，这意味着美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可能还会比较缓慢。他还向身边助手表示“遵循两位总统的指示”，这明显表明他仍将反对自己官僚体系的变革。奥巴马现在不得不劝说国会同僚相信古巴已经不再是恐怖威胁。
注：
本文为瞭望智库摘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A new Americas:Taking Cuba off the U.S.terrorism list”，由瞭望智库研究助理王广燕编译，原文发表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
作者介绍：
Ted Piccone is a senior fellow with the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trategy and Latin America Initiative in the Foreign Policy Program at Brookings. 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global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policies;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cluding Cuba; emerging powers; and multilateral affairs. Previously, he served as the acting vice president and director from 2013-2014 and deputy director from 2008-2013 of the Foreign Policy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