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过去200年间，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发政治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创新。75年前，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西方文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了“双重运动”（the Double Movement）学说，从市场和社会两股力量的钟摆式拉锯来对20世纪出现的“大转型”做出解释。21世纪初，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被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动摇之时，丹尼·罗德尼克（Dani Rodrik）提出“世界经济的三难困境”（the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我们同时最多只能兼顾其中两者。后危机时代泛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正是西方各国为保全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而牺牲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这两套理论所回应的都是其所处年代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也不可避免地受限于时代。本文将综合“双重运动”与“世界经济的三难困境”各自的理论优势，希望建构一套分析框架，使之既能涵盖国际治理体系中的民族国家、通过民主政治追求自我保护的国内社会，以及追求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市场等三个重要概念范畴，又能保持足够的动态性。笔者将这一理论框架称之为“向心运动”（the Centripetal Movement）。这一理论框架包含三个理论支点：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和福利社会（welfare society），分别指代各国经济在全球市场（商品、资本和劳动力）上联系的紧密程度、各民族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和超国家事务时的合作水平，以及各国国内社会在应对国际市场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和社会风险时对公民福利的保障强度。这三者间的关系处于一个三棱立方体之中，相当于该立方体的三个支点；其各自程度的加深或水平的提高，则相当于沿着每条棱向上朝着顶点的移动。这三者所组成的平面，就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这样的视角下，过去200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可以被理解成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不断深化从而向着顶点中心的汇聚——即三点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象征着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的不断紧密。在这一汇聚过程中，如果三者的深化程度基本一致，就意味着三者所在的平面处于水平状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其中某一方面深化过快，那么原有的平面便会倾斜，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会失衡。
失衡之后的调整包括两点：将发展过快的方面压制下来（但并非倒退回比原有均衡更低的水平），并将滞后的方面提高上去。直到三者的深化水平再次基本一致，它们所处的平面恢复水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能实现新的平衡。基于三方面发展深化的程度，每一次新均衡的达成都发生在比上一次均衡更高的水平上，这相当于三者所处的平面离顶点更近。因此，笔者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种失衡后再次恢复均衡的过程称为“向心运动”。
向心运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笔者将介绍和分析该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会。其次，将讨论这三者之间在动态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紧张关系。
经济一体化是市场依赖性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蔓延。资本主义诞生以来，首先从西欧开始，人类开始主要依靠市场而非其他手段来组织经济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依赖性。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市场依赖性在各国家和地区之间蔓延，结果就是市场不仅成为各民族组织经济的首要方式，其更通过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将各国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因此，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各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活动统一于市场这一种组织方式，并进一步通过市场互动实现了经济层面的紧密联系。低水平的经济一体化是各经济体联系松散的自给自足状态，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加深，其在深度上将包括更多种类的市场（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再到劳动力市场，等等），而在广度上将囊括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如果各国家间在经济领域联系紧密的体现是经济一体化，那么在政治领域互动深化的表现就是全球治理。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各民族国家在一定规则或制度框架下，以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超出一国或一个区域的公共政策问题，包括安全、贸易、汇率、气候、资源等。全球治理的制度形式是出现于不同政策领域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世界贸易组织、欧洲货币联盟等。虽然这些组织可能成为某些国家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但这并不改变全球治理的本质：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全球治理是民族国家在一些政策领域向超国家组织部分的主权让渡，其意味着对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限制。因此，与经济一体化类似，低水平的全球治理是每个国家在绝大多数政策领域握有完全主权，自主性基本不受限制，而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则意味着其在深度上能够对更多政策议题进行干预，并且在广度上可以影响到更多国家。
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国际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框架的第三个核心概念——福利社会，刻画的则是这一秩序的国内基础。在此，我们借鉴了埃尔默·里格尔（Elmar Rieger）和史蒂芬·雷布弗雷德（Stephan Leibfried）两位社会学家的“保守福利”理论（conservative welfare function）。该理论认为，平均而言，现代社会的大众总是风险规避的。因此，政治家为了维持执政地位，总会让公共政策去发挥一种保守的、主要是维护主要社会群体的福利水平的功能。
于是在这一视角下，公共政策可被区分为两类：显性社会政策（explicit social policy），即直接帮助公众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福利的政策，包括福利国家的经典社会项目，如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领域的政府政策；隐性社会政策（implicit social policy），即主要政策目标不是社会福利，但仍能间接地起到福利维持效果的政策。例如，提高进口关税或限制进口配额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初衷是对国际间商品流动的管制，但其却减少了外来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冲击，以降低竞争程度的方式保护了国内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贸易保护政策就是一种隐性社会政策。又例如社会政策学重要的思想家理查德·蒂特摩斯（Richard Titmuss）所指出的，英国全民免费医疗系统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英国凭借其国际地位从世界各地（尤其是其前殖民地）引进的专业医护人员。这种移民政策在为英国节约大量专业培训成本的同时保证了医疗服务的质量，间接地为英国民众社会福利的维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蒂特摩斯提出了“福利社会”的概念，提醒我们不能只关注政府在显性社会政策上的公共支出。我们借用“福利社会”的提法，用其来概括一个社会旨在降低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在低水平的福利社会中，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福利的维护持一种不过多干预的自由放任态度。随着福利社会的不断成熟，政府开始推行越来越多的显性乃至隐性社会政策，这也意味着对于社会福利的保护越来越完善。
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会，三者并非天然地处于冲突关系。真正的紧张其实产生于三者演化步调的不一致。也就是说，三者中任意一方发展过快，总会对该体系中的其余部分造成额外压力，紧张和冲突由此产生，从而带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衡。失衡之后，对失衡的调整往往包括两方面：受压一方的反弹，以及施压一方在前者反弹后的退却。这一调整的结果是两方达至一个基本相同的深化水平，而这将凸显出剩余一方发展的相对滞后。这就迫使最后一方不得不在前两者已经向前发展的背景下加大深化。当这一方追赶上前两者的演变步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的均衡方得以完成。在新的均衡下，反弹一方会维持其发展动能继续向前，直到超过另外两者的演变速率，再一次将均衡打破，让调整过程再一次重复发生。如此循环往复，便是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会的深化程度不断交替上升的“向心运动”。以下我们分别介绍这三者各自如何打破均衡以及相应的均衡恢复过程。
首先，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发展，意味着国内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市场，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便更多地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一方面，这使国内社会各群体更严重地暴露在由全球市场带来的社会风险之中，增大了维持各群体社会福利的难度，从而对福利社会的维系带来压力。于是，福利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反弹，要求保护国内各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这种保护的具体手段要视全球治理的深化水平而定，但总体逻辑就是对外表现为排外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对内则是强调再分配的福利主义。前者不仅让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所退却，更与后者一起推动福利社会加速成长。二者此消彼长之后达到一个相对较高水平的状态，而这让之前一直停滞的全球治理的发展变得相对滞后。于是，为适应前两者的发展步调，全球治理也必须继续向前，一般会表现为适应适度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国家间制度安排的出现。只有当三者都到达了互相匹配的深化水平时，调整才会结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才能够实现新的均衡。
其次，福利社会的不断成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必须被投入到社会福利和保障项目之中。这种财政负担以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的形式转嫁到雇主和劳动者身上，最终将减弱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对参与经济一体化形成压力。对此，经济一体化便会出现反弹，表现为市场依赖性的扩张和市场至上原则的重新确立。同时，福利社会的发展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却，以防止其对经济效率的进一步侵蚀，以便于保障一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应地，全球治理将随福利社会和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前进而深化，表现形式为区域性超国家机构的成立，以限制民族国家在国内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性，防止其为回应国内群体需求而扩张福利社会，从而避免危害经济一体化的保护主义和福利主义政策卷土重来。
最后，全球治理水平的逐渐提高，意味着民族国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丧失了绝对的主权地位，于是很多事关国内社会群体福利的决策将不能由国内政府制定，而需要交由非经国内选举产生的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来推行。这种由全球治理带来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s）妨碍了国内社会福利的保障，从而会激起福利社会的反抗。这种反抗除了会采取惯常的福利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方式，主要会以限制全球治理的程度、重新夺回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形式来进行。正因为福利社会主要的反抗目标是全球治理，因此其并不一定会反对经济一体化。后者的深化程度反而会在福利社会和全球治理都达至一个较高水平时发起追赶。换言之，针对全球治理的福利社会反弹，和针对经济全球化的福利社会反弹，它们的结果是不同的：后者会限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前者反而会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治理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这个结果也许就不难理解了：当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带来更多对国际市场的管制时，它其实是不利于一体化进程在经济领域的深入的，因此一些条件下对政治领域全球治理的减弱，反而会推动经济一体化。
通过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会三者的互动关系，“向心运动”理论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变历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stylized facts）：
为什么在旧均衡被打破、新均衡尚未形成的调整过程之中，我们会观察到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诸多摩擦、冲突乃至战争？这是因为当经济一体化和福利社会分别作为发展过快的一方对各自施加压力时，全球治理都是发展相对滞后的一方；而全球治理作为规制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滞后的发展自然会让国家间的互动缺乏足够的协调，这种缺乏在利益和制度都在调整的变革时期自然也就为摩擦和冲突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在向着同一个均衡方向的调整过程之中，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调整策略？不同国家所选择的调整方式，固然会受其各自的国内情况的影响，但是，不同国家所面临的调整压力其实是不同的。调整压力越大的国家，越可能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追求新的均衡。而调整压力则取决于在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会三者中施压方和受压方之间的错配程度。例如，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过快的时期，市场至上主义越盛行、国内福利社会越欠发达的国家，其调整压力也就越大。类似地，在福利社会过于扩张的时期，国际市场竞争力受社会福利拖累越大的国家，其调整的迫切性也就越高。
历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均衡的打破与重建
（一）19世纪70年代至二战后初期（1870s~1945）
人类经济一体化进程始于16世纪初期的地理大发现，但商品、人力和资本真正迈向全球流动，却始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运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时期开始的经济一体化，还得益于卡尔·波兰尼所说的“百年和平”的国际环境（1816~1914）。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国际体系暂时实现了欧洲列强间的多极平衡，列强之间的均势机制（balance of power）使得它们之间没有出现前两个世纪的那种大规模军事冲突。因此，虽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西方列强发动了一场场殖民战争，但列强之间的和平给予了当时人类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欧洲和北美）较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商业的交流和经济的增长，经济一体化进程得以持续。
经济一体化受益于相对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因此也会受到国际政治条件恶化的冲击。随着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借由第二次工业革命获得飞速发展，打破了之前维持欧洲和平的均势。在“寻求太阳底下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的话语下，德国展开了对英国霸权的挑战。此时，曾经维系欧洲均势的盟约体系反而成为迫使各国卷入未来可能的地区性冲突的定时炸弹，并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固然对人类的物质财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它也通过三个渠道悖论性地推动了战后恢复时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首先，一战作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总体战”（totalwar），将每个参战国的全体人民和所有部门都动员到战争之中。它们由此被深深联系在一起，彻底被纳入战后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社会不再会有哪个部分能够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其次，战争中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战后“外溢”到民用领域，使得技术进步再一次成为经济融合深化的动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飞机。最后，一战以世界霸主英国的衰落告终，使得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领导力供给的衰退。这反而移除了限制之前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管制性力量，让战后的经济融合出现无序但快速的发展。
经济一体化在一战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喧嚣的20年代。但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应对不当，这种无序的飞速发展在1929年带来了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收入下降，对社会福利水平造成巨大冲击。为应对这种冲击，西方国家的回应均体现出社会保护的兴起和福利社会的反弹。在国内层面，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立法，提高福利支出，福利国家在20世纪的成长由此滥觞。在国际层面，西方各国开始从之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抽身，退回到高关税壁垒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分割世界市场的区域主义之中。这种以邻为壑、独据一方的保护主义虽然客观上实现了社会保护的效果，但却加剧了民族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而这些冲突在全球治理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又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
二战削弱了英、法、德、意、日等列强，美国和苏联构成了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美苏之间的相互制衡将均势重新带回国际体系，这为战后全球治理水平的快速提高（如联合国的成立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关键的政治基础。于是，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所点燃的世界历史剧变，在以两次世界大战作为调整代价后，终于在二战结束后实现了新的均衡。这一新的均衡态势呈现三方面的特点：首先，在全球治理层面，美苏两极均势的形成，以及在这一均势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国际制度，为国际经济的演化和国内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环境和稳定的政治前提；其次，在经济一体化层面，之前不受遏制的自由市场扩张得到控制，世界市场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所划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市场的取消自不待言，甚至在资本主义内部，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受到限制；最后，在福利社会层面，福利国家作为社会保护的政治手段得到普遍支持，同时以充分就业和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共识形成，以尽可能熨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方式保障社会福利。
（二）从冷战到新自由主义转向（1946~1980）
冷战期间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受限的。这种限制，不仅因为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下，政府提高了干预国内经济社会生活的能力及合法性，也是因为各个国家都吸取了市场过分自由带来经济危机的教训。于是，通过政府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调整总需求水平从而保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得到了西方政府最广泛的支持，福利国家也随之迎来了历史上最快速的扩张时期。
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样对市场经济的限制，却在客观上无意中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扩展。具体而言，冷战期间，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给予了其盟友诸多经济上的便利，其中就包括向其开放国内市场。于是，远东具有较大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得以将产品大量输入西方。商品的涌入本来意味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社会福利降低的风险，但福利凯恩斯主义（welfare Keynesianism）却削减了这种风险，让西方社会能够承受来自远东的市场竞争。换言之，对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换取了西方民众对于自由贸易的政治支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冷战期间得以逐渐深化的必要条件。
可见，要维持这种经济一体化的态势，西方国家必须要能够承受东亚经济体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战后3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同时借助福利国家和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等制度与政策工具对社会风险的应对，西方国家具备了这种承受能力。然而，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削弱了这种能力。石油危机整体提高了西方国家能源的输入价格，带来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此时，西方政府为追求充分就业一般利用凯恩斯总需求管理工具操纵“失业-通胀”间的权衡关系（即将这二者描绘为负相关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使得选民（尤其是具有强大议价能力的工会）逐渐形成了政客一定会通过高通胀刺激经济、创造就业的理性预期，从而在工资议价中要求高工资和高福利以抵消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加剧了成本推动型通胀——换言之，在理性预期的作用机制之下，通胀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由此，西方国家告别“黄金30年”，进入菲利普斯曲线崩溃、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的“滞胀”时期。
“滞胀”的到来已经意味着西方国家难以承受来自拥有成本优势的东亚经济体的竞争压力。重压之下，经济实力的受损，加上深陷越南战争带来的财政泥潭，迫使之前一直在提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公共产品的美国卸下责任，不再承诺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浮动汇率制从此逐渐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主流。一个管制更少的国际资本市场浮现，意味着自由市场在受福利社会压制30年后的反弹。
这种反弹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福利社会的回缩，具体表现为对工会的压制和对社会福利的削减。因为西方经济体要从根本上应对东亚经济体的竞争压力，在减少政府干涉、增加市场活力的同时，必须降低劳动力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正是由对社会的保护所带来的。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在大西洋两岸展开了所谓的里根-撒切尔革命（Reagan-Thatcher revolution），核心就是去管制化、私有化、限制工会，以及削减福利。资本主义世界正式进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和福利社会出现前者反弹、后者收缩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同时，全球治理架构也出现了新的发展。1979年3月，欧共体12个成员国决定正式开始实施欧洲货币体系（EMS）建设规划。欧洲货币体系代表着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新发展阶段。西欧的区域主义迅速在亚洲、非洲以及拉美起到了示范作用，刺激了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迅速成为冷战期间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区域主义从贸易向货币领域的重大进展。
（三）新自由主义转向到经济危机（1981年至今）
新自由主义转向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市场至上原则（market primacy）统治的30年。伴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自由市场（free market）更是赢得了人类历史进步“终点”的地位，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一起，一度成为世人对合理政治经济体制的唯一想象。
市场至上原则所倡导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让国家减弱了在收入再分配和福利供给等领域的政策力度，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升高，也使得劳动者被暴露在社会风险之中，而这种暴露随着经济一体化在这一时期的不断深入，其实是不断加重的。与劳方所受的压制形成对照的是资本的得势：资本管制放松，加上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的进步，资本的跨国流动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这使得资方能够凭借“用脚投票”获得极大的结构性权力。在这种权力面前，急于吸引和留住国际资本的民族国家更不敢贸然提高税率或劳动者福利，各国政府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在福利提供上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动下的经济一体化对福利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压迫，后者的强烈反弹只需要等待前者在狂飙突进后各种内在问题的集中爆发。这个爆发就是2007~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的次级债市场（sub-prime debt），而次级债危机本身就是金融业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发展深化的结果。危机的爆发，让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合法性受到极大打击，“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更是将多年以来积累起来的收入不平等、社会风险等社会问题推到了西方政策制定优先级排列的前端。然而，社会的反弹，并没有像卡尔·波兰尼“双重运动”所预测的一样是朝向左翼，而是转向了极右。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各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并非像上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时一样出现向强调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左翼回潮，反而是许多民粹主义势力集聚起了极大的力量，政治氛围向极右翼转向，这是为什么？
问题出在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上。正如上文所说，这一次经济危机出现的全球治理背景，是在冷战时期就开始发展的区域主义。两极体系瓦解之后，区域主义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成立，尤其是欧共体升级成为欧盟并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这一时期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已经开始超越经济层面，向着指导甚至是限制各国政策制定的政治层面演化，这在欧盟对各成员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限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正是这种限制，束缚了民族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进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能力。区域性组织要么明确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某一水平（如欧盟），要么政府赤字会影响本币汇率，对区域内贸易带来不必要的扰动。
因此，本时期福利社会的实现，无法向左，只能向右，通过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路径达至社会保护的目的。于是，我们在美国看到了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以保护“被遗忘的白人”的名义，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英国则直接通过公投选择退出欧盟，拒绝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在里根-撒切尔革命的诞生地、新自由主义的滥觞之国，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福利社会的复仇，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至此，本轮的向心运动仍在剧烈进行之中，世界历史的前途未卜，但其发展态势已初见端倪：新自由主义转向40年来高歌猛进的经济一体化出现回落，回落的原因除了经济危机对市场至上原则合法性的巨大打击，更在于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区域主义，迫使福利社会通过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实现反弹。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当下世界政经格局出现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一体化在新自由主义转向后的过快发展，而当前世界各国在各种经济乃至政治议题上之所以摩擦甚至冲突不断，正是因为福利社会只能在旧有区域主义的框架下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方式对经济一体化进行反制。
因此，今天世界政治经济复杂形势的破局之道，乃是突破原来全球化格局下的区域主义限制，提高全球治理水平，使得福利社会对经济一体化的再平衡不必依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路径。然而，对于这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又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反经济一体化的“逆全球化”。这是因为随着下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物联网（以及作为其信息通道的5G技术）和全球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可能将像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获得继续深化发展的巨大动能。拒绝经济一体化，就是拒绝最新的科技革命，无异于将自身置于落后挨打的境地。即便是当前的美国，在悍然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威胁与中国进行贸易、经济甚至科技“脱钩”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英国进行更深入经贸合作的可能；即便是英国，在“脱欧”谈判艰难进行的时候，也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试图开启中英经贸往来的“黄金时代”。
所有这些都说明，“逆全球化”这个标签，并不能准确刻画民粹主义泛滥的英美等国的真实诉求。这些国家需要的，与其说是“逆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不如说是“重启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rebooted），即告别已经无法促进自身国家利益的旧有的全球化模式，重新开启一套不同于以往的、能够在新国际形势和科技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模式。而全球化的重启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意味着对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