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化合作动员：缘起与内涵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开始初步形成单位体制。单位制是指1949年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管理及动员体制：这种体制将所有劳动者纳入各类劳动组织，由这些劳动组织根据国家的总体计划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分工，向他们支付各种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他们开展本职工作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2]单位体制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有制度，它通过对个人活动、就业和福利等的控制，成为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个人的组织手段。通过社区单位化和单位社区化的双向发展，国家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3]个人通过单位获得住房等福利，居民之间是同事，单位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社保医疗体制相应发生变革，企业类型多元化，开始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单位制开始松动，单位职能逐渐向社区转移，单位人也开始逐渐向社区人转变。特别是，随着住房体制的改革和商品房小区的出现，“单位社区”解体，居民身份不再是同质性的单位人，而是成为具有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社会人。居民相互之间不再熟悉，社区居民居住区域开始从“熟人社会”转入“陌生人的世界”。
社区建设是由人民以自己的努力与政府配合，一致地去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一种过程。社区建设的主旨是建设社区，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社区，也即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增强社区活力、培育社区归属感等活动，使居民和社区之间建立起协调发展、和谐有序的平衡关系。[4]“陌生人世界”是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结构背景。单位制式微后，很多社会事务向社区转移。但是，与单位相比，社区首先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居民彼此缺乏有效互动；其次，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社区行政资源匮乏。在基层社区行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社区建设，关键在于增强社区居民的相互联系和提高社区的社会资源含量。新中国诞生的是革命教化政体，[5]在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体制下，动员依然是撬动和整合各方面资源的重要方式。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蒂利认为“动员”是一群人由公共生活的消极参与者变为积极参与者的过程(Tilly，1978)。在中国情景下，动员是指自上而下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促使相关对象改变态度与行为的过程。动员的主体通常为政府或政党，动员的客体为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人的精神等。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动员可划分为：传统动员和现代动员、体制内动员和体制外动员、人为的动员和自发的动员、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等。[6]
全球化进程下，相互依赖性增强，没有一个组织可以有效应对挑战，企业和社区组织构建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构建一个有利的环境来产生社会资本，解决社会问题(Jehan Loza，2004)。反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启动后，在政府动员能力下降的新情境下，马明洁提出了经营式动员的概念。她认为在改革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与政府科层体制发育不良并存的总体性社会中，政府采取组织化动员的运作方式，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树立典型模范来推动日常管理的顺利进行和对于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组织化动员是以再分配制度和单位制为基础的。而经营式动员则是在改革后基层政府权威有限的情况下，以行政权力和已有的组织框架为初始条件和媒介，运用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和组织因素加以使用的运作方式。[7]杨敏看到了行政组织力量和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两种资源的力量，提出了地方性权威式动员，但是这种动员方式重心还是在于政府主导的形式动员，没有看到各组织合作的意愿。[8]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内动员效果在逐渐式微，特别是对于处于行政权力末梢、行政资源匮乏的基层组织来说，更加无力利用自上而下的组织内动员来撬动资源。笔者提出一种可以有效增进社区社会资本，提高社区社会资源含量的新动员方式，这种动员方式既不同于组织化动员和经营式动员，也不同于地方性权威式动员，笔者将其称之为组织化合作动员。
所谓组织化合作动员，首先是指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内动员，但是因为伴随改革而来的政府资源的逐渐向外释放，仅靠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能产生足够的动员能力，政府需要借助驻区单位、群团组织、大众传媒、社区、社会组织等其他动员主体，才能实现动员效果。而其他动员主体也需要与政府合作，通过参与动员，建构自身的合法性，扩大自身的影响。组织化合作动员实质上是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不同力量的组织体之间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策略。笔者以全国文明城市N市[9]的XW区[10]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其文明城市建设中社会动员何以可能的分析，呈现组织化合作动员这一新的社区建设范式的运作机制。
二、动员主体与资源汲取
中国是一个靠各类组织实施总体控制和分类控制的国家。1978年后，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国有企业通过重建单位体制来重整各级行政秩序，构建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纵向体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中国是一个组织化控制的国家，同时，组织与组织之间又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型体制，借助于这种体制，国家形成了强大的政府推进效率和力量。根据动员主体与行政资源和市场力量的远近不同，利用理想类型划分法，可以将动员主体分为科层型动员体、执行型动员体、合作型动员体、生存型动员体和经营型动员体。在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中，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类别的动员主体，实践中参与的这五种不同类型的动员主体分别对应上述用理想类型法划分的五种不同性质的动员体(见表1)。
1.科层型动员体：党政组织
党政部门是典型的科层制组织。中国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政府凭借掌控的行政资源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网络，成为文明城市创建中最有效的动员力量。“政府的号召力、公信力和可动用的资源是其他任何组织和团体所无法具备的。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很多工作是通过政府向下传递的。”(访谈记录SSZJ0505)
城区政府是完整对应上面各级政府的一级政府，具有较强的调动行政资源的能力。XW区政府在文明创建和社区建设中的主要职能是提升城区文明水平，通过对文明城区建设的规划、管理和协调，提高街道、政府各职能部门、驻区单位、社区等各类动员主体的动员能力，号召动员对象参与到文明创建中，提升区属居民文明素质和地区文明水平。
街道是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由街道党工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网络和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的行政组织网络构成。街道党工委是区委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决定街道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问题，统领街道的文明创建工作。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街道行政管理工作，结合文明创建情况，根据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属地化原则，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街道的职能科室包括党群科(团工委)、综合科、经济科、城管科(环保科)、劳保科(劳保所)、社会事务科、综治办(司法所)等。[11]街道的行动主体是街道办事处和政府各职能部门，主要职能是“收集—执行—反馈”，解决街道区域内诸如地区规划、小区出新整治、长效管理等，让各相关政府部门在直接面对社区居民，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履行各自的职责，接受社会监督。
在现代社会，社区作为城市结构的基层治理单元，已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活形态，成为基层党政组织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社会空间，同时也是社会动员的主要载体。作为执行型动员体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的工作主要有社会治安、人民调解、青少年教育、计划生育、妇女工作、老龄工作、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等等。绝大多数的城市社区组织结构由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议和社区党委四部分组成，分别负责社区建设中的决策、共建等职能。[12]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能是按照城区政府、街道的动员要求，与驻区单位和其他自治组织开展“共建”，解决的问题是社区环境管理与服务，以本社区居民密切关注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为主，包括文明公约遵守、弱势群体帮扶、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与维护等。文明创建中，XW区利用社区党组织、居民议事会、开放空间论坛、社区学校、社区讲坛等交流平台，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不同于西方社会那些建立在自愿性基础上的协会和社团，当代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并不强，所以国家尝试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推动。居委会发挥了动员的催化剂作用，并给被歧视和边缘化的人群，包括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低保户、残疾人，提供了在公开范围内证明自己的机会。[13]
3.合作型动员体：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
驻区单位在地化及其社会化方面对属地管理和服务的需求，使得驻区单位需要和所在社区建立合作关系。群团组织作为联系各类居民的群众团体，也需要与居民发生密切联系以履行自身职能。驻区单位、群团组织与所在社区存在区域共建、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共同意愿。XW区的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借助党建联席会、双拥共建网络等组织网络，与社区进行合作动员。“XW区8个街道都建立了党建联席会制度，每半年召开1次会议，通过共同协商、共同参与、共同出资、共同监督，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XM街道在3304厂、江汽、灯具厂等单位的支持下建成了总面积达7200平方米的街、居两级社区服务设施，省测绘院、气象局等驻街单位赞助出版社区刊物，发动驻街企业认领公益岗位等。”(访谈记录XWXZ0429)
驻区单位是很有效的合作型动员体。驻区单位主要是指城区、街道、社区等基层辖区范围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XW区内有省属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企业等驻区单位。XW区利用各驻区单位的优势资源，开展诸如科技进社区、青少年科技夏令营、健康科普展览等活动。区级机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谈到了该部门利用驻区单位资源开展社区建设的实践：“XW区科技局利用驻区单位资源，促成省地震局和SS居委会结成科普互助对子，推动省气象学会建立XM街道小博士气象学院基地等。”(访谈记录SCLN0505)街道的一位负责人谈到了在与驻区单位合作过程中进行的制度创新：“XM街道在文明创建中形成了一套整合区域资源力量的方法，建立了‘共商共决、双向承诺、考核激励’三项运作机制。实行街、社两级会议制；打破区域限制，以行业对外辐射；推行双向承诺，街道、社区与成员单位以共性条款与个性条款的方式，相互承诺服务项目；改变过去党建联席以会为主的形式，转为在机制指导下的系统性运作和项目化管理；定期考核，优秀者可享受扶持政策、政治荣誉、广告宣传、款物奖励等待遇。”(访谈记录XMWC0506)上述整合区域资源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群团组织也是很有效的合作型动员体，共青团是推动志愿服务的最重要组织。如XW区在文明创建中，党员义工、文明志愿者、市民观察团等各类志愿者队伍以开展文明创建宣传、便民服务、环境整治、治安防范、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在志愿服务方面，高等学校作为人力资源密集的动员主体，在文明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应该是志愿者。我们有注册志愿者，文明劝导、社区服务，我们都是接力进行的。对于学生，要多采取自愿的形式。除了利益机制外，环境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很重要。”(访谈记录LDCT0505)“林大的大学生和社区开展互助，每天2个志愿者，2个党员助理，帮老，帮小，能坚持到现在，对我们社区帮助非常大。”(访谈记录XMZX0505)
4.生存型动员体：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为实现特定目标，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失，满足社会需要而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是开展社会动员的重要力量，但其生存境地却异常艰难，对合法性的需求主要表现为法律地位困境和资金困境等(潘泽泉、陈有乾，2008)。夹缝中的社会组织，面对国家，要争取合法的地位，解决登记注册问题和资金短缺延伸出来的办公场所、活动经费等问题；面对社会，要构造社区对社会组织的认同，取得社区居民对其的认可。这都需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员体。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社会组织的支持。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表达了他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认同：“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很多工作是政府通过社会组织向下传递的。动员群众要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平时和群众打交道，用的言语与政府不同，他们没有大道理，知道如何组织和调动。”(访谈记录XMZX0505)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娱乐类、服务类和维权类等不同的类型。他们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增强社区凝聚力、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社会、个人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开展社会动员的重要力量。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基层政府相关负责人也逐渐开始认同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力。“腰鼓队、合唱队等自发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比较频繁，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规模在逐渐扩大，规模大了之后，对文明创建是一种很好的宣传。”(访谈记录HMLX0506)
5.经营型动员体：传媒组织
在西方社会，大众传媒被描述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统治工具和赚钱工具三重属性。[14]作为统治阶级的舆论宣传工具，大众传媒需要宣传报道来履行自身的职能，同时，媒体间的相互竞争非常激烈：作为赚钱工具，他们有制造新闻，参与文明创建动员和社区建设的动力。传媒组织体现的主要是担当舆论宣传的政治属性和作为赚钱工具的经济属性这两种属性，笔者把他们统一概括为经营属性，政治上是为了经营政绩，获得政治认同和支持，而经济上是为了经营资产，获得股东认同和市场回报。传媒组织在N市的文明创建中是作为经营型动员体而存在的。
N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媒体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民生新闻曾一度引起全国关注。文明城市创建期间，N市各类媒体都开辟了专门的版面或节目对文明城市创建进行宣传报道。“去年创建文明城市，媒体宣传得非常好，全市的媒体参与报道，对社会动员推动很大。”(访谈记录SCZN0505)市文明办负责人在总结文明城市创建成功经验时，提到了两点，其中之一就是媒体宣传。笔者在调研中也感受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传媒组织作用的认同。但他们更期待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思想上怎么引导，去年，宣传得非常充分，媒体上看的都是比较阴暗的。现在创建后，很多正面的报道应该加强，报纸可以写征文、搞摄影等，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现在网络越来越重要，要注重网络媒体的宣传。”(访谈记录XKWX0430)
三、动员策略与关系运作
社区建设的实践样态体现为动员策略的具体运用。根据动员方式对体制内资源的依赖程度，可以将社区建设的动员策略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前两者可概括为体制内动员，更多体现的是组织化动员的特点。然而，与压力型动员相比，宣传型动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降低，而策略性的因素在增长。后两者可以称为策略性动员，体现的更多是体制以外力量的作用，带有一种策略性、权宜性和不稳定性，更接近具体社区工作的开展。不过，鉴于中国“行政吸纳政治”体制下对精英的重视，精英式动员与体制内还具有一种亲和关系，而活动式动员则不具有这种特点，体现的只是一种动员技术(见图1)。
1.压力型动员
压力型动员又称为组织化动员，是指政府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网络进行动员的一种方式，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一种隶属和支配关系。这种动员方式常为科层型动员体所采用。体制内动员又分为激励式正向动员和惩罚式逆向动员两种类型。众所周知，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层级间的行政管理体制，一直实行的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达指标、分解任务、量化考核的目标责任制以及以此形成的“压力型体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XW区党政部门在科层制基础上，为有效进行动员，对原有体制进行了调整，以属地原则为基础，构建了XW区四套班子领导、职能部门和街道三方责任共担的动员机制。对于工作推进不力的，对区领导、职能部门和街道三方同步问责，按承担职责不同追究责任。文明创建中，通过召开动员大会、党员议事会、下达通知文件等形式，通过组织网络层层动员。
一是进行激励式正向动员。利用动员主体和动员对象的利益相关性，实行精神或物质层面的奖励，如通过媒体进行表扬、对立功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授予荣誉称号等。二是进行惩罚式逆向动员。对文明创建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停职等硬性处罚，同时也采取一些较为柔性的惩罚举措，如对乱穿马路者在媒体上进行曝光；在党政部门内部，利用纵向链条、横向网格的责任机制进行制约等。2008年8月。N市文明创建的关键时期，QW街道辖区内的狗尾巷农贸市场场外垃圾成堆、污渍横流，根据属地化管理政策，街道分管副主任被免职。此后半年，N市31名官员因文明城市创建不力被问责。一名街道党工委书记的话形象展示了体制内动员的运行逻辑：“动员要与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为什么在文明城市创建中，有些人能很好地动员起来，比如说小区出新，就是因为这和他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没有物质基础怎么动员，不能只靠死鞠躬运作。”(访谈记录XKWM0429)
2.宣传型动员
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对现代社会的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已经可被称之为传媒社会。因此，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文明城市创建中，XW区积极整合媒体资源，构建了有效的宣传型动员机制。所谓宣传型动员是指政府或社区利用现代大众传媒、传统宣传网络或网络新媒体等不同的传播途径进行的宣传动员。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运用多种类型的大众传媒进行社会动员，主要包括报纸和电视等大众传媒。比如，MY街道立足地区小文化，每月编印一期满足辖区受众需求的MY报，为辖区居民提供所需的信息，起到了良好效果。二是结合社区内的相关设施，发展形成了立体化的社会宣传和动员结构。目前，XW区已经形成了区和街道两级政府网站以及社区宣传栏、板报、电子屏、宣传横幅、户外广告牌等宣传阵地功能。此外，每个社区都建设有文明和谐社区宣传栏，定期展示有关文明的相关提示和宣传画，并在社区的广告牌、电子屏等有效传播载体进行文明创建的宣传式动员。三是积极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宣传动员。2014年，中国互联网已经迎来了20周岁。在互联网对社区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动员模式中自然不能少了网络新媒体发挥作用。在XW区，不少街道社区利用QQ群、BBS、微信、微博、短信平台以及社区网络等媒介传递信息，在促进广大居民积极有效地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3.活动化动员
活动化动员是指政府或社区通过开展社区活动来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一种动员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基层政府习惯于强制性自上而下开展社区活动，这使不少社区活动不能很好地契合群众的需要，表现出形式化、表面化、官僚主义的问题。如何进行社区活动创新，真正吸引居民参与，成为动员成效如何的指示器。通过居民议事会、社区学校、社区讲坛等平台，引导社区居民关心文明创建；开展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楼幢、文明院落创建评比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开展社区学习节、社区邻里节等活动，形成活动化动员品牌。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开展诸如幸福社区PK赛、民间智囊推动的“欣赏式探询”、文明礼仪网上有奖问答等更具时代性和吸引力的活动，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比如XW区文明办与社会组织开展“欣赏式探询”活动，通过居民分层分类充分参与，达到了创建文明社区的目的，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4.精英式动员
精英式动员是指精英利用自身的权威进行的一种动员，也可以称作为权威关联型运作[15]。精英式动员是中国基层社会最为常见的一种社会动员方式。社区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行政网络成员，体制外精英则主要是指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的负责人。在社区活动开展中，有街道、社区居委会的行政网络成员，也有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区积极分子等体制外精英。社区精英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腰鼓队、合唱队等的队长、副队长，她们的号召力是很强的。抓住社区领袖人物，就可以广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将社区居民发动、组织起来。”(访谈记录MYZX0505)通过楼组长、居民代表、离退休党员和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等的动员，激发普通居民的参与热情。例如社区的党员义工作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通过自身的榜样示范作用来带动公众参与文明创建。XW区重视提升社区主任的工作能力，树立社区主任在社区群众中的威信，充分发挥社区主任的动员能力和示范作用。XW区还注重培养“全能型社工”，让每一个社工不分专业、不分条块全面负责本网格中的各种事务。
如何进行社区建设？关键在于建立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依赖、信任和归属，培养其对社区的情感。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处于国家与社会连接点的社区，一方面面临着行政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工作任务约束，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与职业归属在工作单位的社区居民的疏离压力。只有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各方面资源，解决居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真正吸引居民对社区的认同。
社区建设不是社区自身的事情，它涉及包括城区政府、街道在内的整个城市基层政权和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等各相关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一种基于社区的社会治理。如何整合基层资源，推进社区建设？本文提出了组织化合作动员这一概念，通过对N市XW区的部分街道、社区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实践分析，展示了利用社会动员开展社区建设的组织和策略。怎样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整合各类动员主体和创新各种动员方式外，更重要的是理顺体制内各层级政府的关系，而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减少上级对社区的干预，适当放权给社区，坐实基层组织的力量。比如减少社区台账，让社区推选城区政府人大代表等。只有让社区成为居民的真正代表，真正为居民办事，才能增强居民的社区情感。不仅如此，在基层发育缓慢的情况下，推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督导机制，要建立各动员主体的推动和监督机制，比如N市推行的12345政府服务热线，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此外，探索和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设立政府公益创投基金，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推动一群陌生人能够超越个体私利，把“陌生人世界”变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社区共同体。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雷洁琼：《转型中的城市基层街区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艳玲：《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乐街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3]张敏杰：《单位社区的嬗变与公民社会发育》，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
[4]潘泽泉、陈有乾：《非政府组织与现代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载《发展研究》2008年第12期；张敏杰：《单位社区的嬗变与公民社会发育》，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
[5]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6]邓万春：《动员式改革——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载《社会》2008年第3期；孙立平、晋军等：《动员与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8]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载《社会》2005年第5期。
[9]依学术惯例，本文对相关地名及被访谈者进行了技术处理。
[10]XW区是N市的中心行政区，区域面积75.17平方公里，下辖8个街道，64个社区，6个行政村，在籍人口13.64万户、50.05万人。
[11]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县，不同的街道，科室设立会有所不同。本部分以XW区XK街道的科室设置为例进行分析。
[12]夏建中：《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3][德]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张文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206页。
[14]崔保国：《大众传媒》，载李培林、李强、马戎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29页。
[15]任克强：《精英动员与蒲镇农会的资源汲取》，载杨团、彭希哲主编《当代社会政策研究Ⅳ》，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参考文献：
[1]Tilly,Charles,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McGraw-Hill Press.1978.
[2]Jehan Loza,Business-Community Partnerships:The Case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Capacity Building,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53,No.3(Sep.,2004),pp.297-311.
[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