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徐景贤”并非香港或内地某所大学的教授，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知名、上海皆听命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外号“徐老三”者，即在上海权力系统中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官至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这里称徐为“好教师”，也不是基于华人世界教育界的选举加冕，而是基于他生命之末的一部手稿，刚刚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发行的《徐景贤最后回忆》。
此前徐也有一本回忆录在香港发行，《十年一梦》(2000年完稿，2003年出版)，外界反应不差。但其时徐并不知道上帝还允许他在人间逗留几许，所以很多事不敢揭露，很多话不敢直言。临终前不久的文稿却很不一样，直率得多，智慧得多。此乃常人之常情——生命越靠近尾段，反思越是深沉，落笔越少顾忌。你已经把一生的路走得所剩无几，干吗还要吞吞吐吐?
徐在“文革”前就已经是左派阵营的一员干将，乃是令全国文化界畏惧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之首笔。好在他“文革”末被清洗，判刑18年，否则我们也无缘读到他深刻的反思。个人之不幸，往往是大众之福气，不然的话，所有以前的中国高层政治真相，大概永远出不来。我们不曾见过高层领导人的回议录，但我们都能读到张国焘、龚澎、陈伯达、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在中共政治传统里，只有倒霉下台的领导人才会真诚反思出版接近事实的回忆录，台上讲的只是官话套话而已。
徐《最后回忆》里有几处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他首次公布了一份珍贵的文革史料——1968年徐组织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对最高层为什么选定上海作为发动“文革”的基地、该基地是如何表现出色、文革最狂乱的头两年上海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了详细的考证和纪录。这份资料一交给张春桥，就被当作密件封存起来，因为它透露了在那个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时期，文革得益派绝对不想见阳光的诸多内幕。这份资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是理解和撰写文革关键环节的基础性依据。
本书更吸引我的，是徐对几个文革要人的近距离观察和描绘。徐早年是个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和电影剧本，会看人也会写人。他笔下的张春桥之城府深黑、谋算精细、害人整人专业老到、揣摩最高层意图十拿九稳，都写得有板有眼。他笔下的姚文元之“棍心勃勃”(即自觉担当横扫中国文化界的“革命大批判棍子”、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待己待友都寒酸克扣、对敌人对家人都不讲温情，也写得有分有寸。
然而从政治反思的角度看，徐写得最好的人物，乃是王少庸。王的资格颇老，1949年后高就青岛市长，不久在党内斗争中被卷入“向明反党集团”案，坐牢几年。后被左派中的大明星柯庆施搭救，安排在上海市委里主管工交系统。文革一开始王被打倒，颓唐之极。徐受上面的委托去劝王通过深刻反省、猛力揭发别人，争取被早日解放进新的领导班子。张春桥随后指派王掌管上海的政法和专案这个权中之权，在张本人太忙缺席期间，一度让王主持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的会议。徐描述：“王每天抽两包中华牌烟，脸色灰暗。他喜欢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谈到别人的历史问题时，经常眼睛一鼓，嘴巴一撇，拿起笔来在书面报告上哗哗地写上批语：‘隔离审查’”(页165)。被王坑害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位就是王的同事的丈夫叫张六吉，仅被怀疑跟一起群众对王提意见的冲突有关，王就指示手下立专案伪造证据，严刑拷打张六吉，逼他供认解放前认识国民党特务。张六吉走投无路，自杀了结。
徐评论道：“像王少庸这样19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历经长期的党内斗争，挨过自己人的整，因冤案被关押多年。...... 可是他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很快故态复萌，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党内斗争，‘对一大批人’设立专案，长期关押，下手又狠又辣。”全上海的死刑案也是王审批，“肯定错杀了一些人。我反复思索，觉得这种‘王少庸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阶级斗争学说从思想上长期统治共产党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王少庸是从这个国家里消失了(病故)，但是，王少庸现象和专案遗风是否从此绝迹了呢?”(页179-180)
我称徐景贤为“好教师”理由便是：他书中有多处这类依据实例的反思，使得他《最后回忆》一书，可以用作当代中国政治课的生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