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人口红利”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人口红利减少又成为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还有很多人在探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经济驱动力在哪里？中国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为人口红利？各方面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单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理解人口红利，有的将凡与人口有关的红利都理解为人口红利，有所谓“新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之说。
本文将人口红利分为狭义和广义。其中，狭义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较低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这种红利比较确定且好衡量，有广泛共识。广义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因素带来的所有经济增长红利，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即狭义人口红利）、人口的素质红利（即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的积极性红利（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分布结构红利（因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需求拉动红利（不同年龄段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同而带来的红利）。广义人口红利取决于很多相关因素，不太确定，不好衡量，没有形成广泛共识。
人口是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人口如何能带来经济增长红利？
先来看狭义人口红利。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高，则有两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应：一方面，劳动力供应充足，人口的生产性强，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抚养负担轻，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A.Mason和人口学家WangFen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可解释中国1982—2000年间15%左右的经济增长。根据研究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再来看广义人口红利。除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即狭义人口红利）外，前已述及的其他四个方面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机理如下。
一是人口素质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素质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边干边学”中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技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少儿抚养负担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会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源投资。
二是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与无生命的生产要素不同，人作为有情感有情绪的生命体，其工作效率的弹性空间很大，若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则工作状态很好、工作效率很高，反之则很低。故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
三是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其生产率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行业和区域的分工协作水平不同，分工协作水平高，则劳动生产率高。因为城市非农产业的分工协作水平高，因而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产出。这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规律性现象的原因。
四是人口的需求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或需求者。人口越多，则需求越大。收入水平高的人口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需求越大，则经济增长动力越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人口机会窗口”），要变成现实红利，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一则要有就业岗位，较多的劳动力供给才能成为生产性人口，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而就业岗位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等。故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世界上许多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产生现实人口红利的现象。二则资本积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依赖于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等。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可将个体的储蓄和资本积累高效地配置到合适的企业、产业和区域中去。三则人口素质提高、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人口的需求满足等广义人口红利的释放，还依赖于教育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消费制度等的建立和改革。
首先，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开始出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口抚养比则相应上升，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3.93亿，0至14岁人口组占比为14.61%；15至64岁人口组占比为68.92%。据此计算，2030年总抚养为45.1%，较2011年的总抚养比34.4%上升10.7个百分点。
其次，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少儿抚养比由1999年的47.7%下降到2010年的36.9%，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1%，比上年增加0.25个百分点，老年赡养比从11.9%上升到12.25%。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4%，比上年增加0.27个百分点。据联合国2011年5月份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为16.47%。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经历的时间大约只需要25年。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首先，人口的素质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还很多。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增加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成为可能。随着人的寿命延长，可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越来越多。其次，人口的积极性创造性红利远未充分发挥。由于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等，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若发挥出来，还会带来很多红利。再次，人口的分布结构红利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农村人口向更高效率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还很大。即便是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也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存在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的问题。最后，人口的需求拉动红利还有不少。越年轻的人口，消费越时尚，消费需求越大。养老、护理等老年需求也在扩大。同时，消费结构还在升级中。
可采取如下对策：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延缓老龄化进程；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消除人口向更高效率产业和区域转移的障碍；建立弹性退休制度，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发挥老年人群“余热”作用，进行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大力发展老年产业，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劳动保障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产能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减少产业发展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过度依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