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联合公开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期。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国家众多战略的实施更需要发挥金融智库的巨大作用。为此，本刊特约请相关金融机构及重要智库专家对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发表看法及建议。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智库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国各类智库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智库在国家战略决策体系中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国家宏观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金融战略布局离不开智库的建言献策，金融智库建设已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
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智库支持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正在转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新常态下，与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相对应的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式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在转型发展的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加，问题逐渐增多，迫切需要高水平的智库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和能源革命蓄势待发，新的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加快，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竞争升级，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互动向纵深发展。本届政府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构想。中国梦的实现，就是要在全球格局中施加中国的影响力，从价值观念、全球规则制定等方面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在这一过程中，更是迫切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智库为高层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经济转型发展需要金融改革与之配套，需要从金融运行的顶层设计出发，在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业发展规划、金融政策制定等方面积极探索金融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借鉴美国经验，建设专门的金融智库，扩大中国在全球金融秩序、金融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全球知名智库的运营特征
智库发挥决策智囊作用，不是简单地指定某一机构承担智库职责就可以实现的，因此，并不是任何一个研究机构都可以成为智库。全球智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大部分智库建在民间，既有布鲁金斯学会等综合性智库，也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专业性智库。这些知名智库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运营模式、研究人才团队和成果产出，更重要的是，其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
笔者观察，全球成功智库的运营模式并不相同，但以下特征是共性的：首先，智库是智力的集中地。智库集中不同领域和专业的研究人才，通过对客观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对未来趋势作出准确预判，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与决策者就某个领域、某项政策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提供决策支持。其次，以辅助决策为目的。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智库机构往往并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产生的盈利是为了保证正常运营需要，智库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进行决策，但智库本身没有行政权，需要通过产出研究成果、与决策者沟通来实现其目的。最后，以独立性和专业特色开辟生存空间。智库之所以能够在当代社会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主要在于其独立性和专业特色。独立性是指研究观点和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影响，保持客观、公正立场。专业特色是指优秀的智库一定具备区别于其他智库且不可被替代的专业优势，尤其是拥有其擅长的研究领域以及该研究领域的专家。
中国智库建设有待健全完善
中国的智库按类别特征大致可划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党政军智库是在党政机关或军队内部设立的，直接向政府决策层提供政策建议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智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级党校；社会科学院是特殊类型的智库，由财政全额拨款资助，通过项目委托等方式开展政策咨询，对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高校智库是高校内部设立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通常由高校独立出资或由其他机构、团体资助创建，具有学科领先、理论性强等特征，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民间智库主要是由企业、个人或民间团体设立的咨询性研究机构，如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民间智库既包括服务于政府决策和行业发展的带有公共性质的智库，也包括为企业经营决策服务的咨询机构。
2015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显示，中国智库以总数429家位列全球第二（第一位美国为1830家）。但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7家机构入围“全球智库150强”，这与我国智库总数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相称。我国智库发展起步较晚，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都存在一定不足，能对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社会产生积极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首先，智库的整体质量不高。相当部分智库的研究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跟在政策后面“跑”的居多。部分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信息获取机制以及与决策层的对话机制欠缺，成为民间智库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其次，部分智库定位不清，专业特色不明显。不同智库研究咨询的内容跟风热点问题研究，在同一层面上重复劳动，没有形成差异化的专业特色。再次，研究成果操作性不强。产出的研究成果中，短期性研究偏多，中长期研究偏少。政策建议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现象，缺乏整体性、主动性、长期性研究。同时，理论性研究偏多，操作性研究弱，政策建议不接地气，落实难。最后，全球化程度不高。相当多的智库吸收国外信息资源不多，关起门来搞研究，与我国较高的经济开放度以及新时期下“走出去”的要求不相适应。
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应该是能对决策层提出高质量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具有鲜明专业特色和较强独立性，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研究咨询机构。进一步延伸到金融智库角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智库应该是能对金融领域的政府或企业决策层提出高质量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具有金融业特色和较强独立性，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研究咨询机构。
2015年1月，国家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对建设中国智库体系作出的系统性指导，标志着中国智库建设进入战略发展期。从金融智库的角度来说，应当在遵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原则的基础上，围绕金融业的行业组织现状，构建具有高度专业性和较强政策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智库体系。
构建多元化、差异化的智库体系
从国家层面来看，智库建设并不区分具体领域和行业。因此，国家智库的主体通常是国家级研究机构。但智库建设归根结底是为国家发展提供思路、方案设计和措施选择，这些思路、方案和措施最终会落脚到各个领域以及领域内的每一个微观主体。从美国智库产业的发展状况看，在美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的历程中，智库产业发展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特征。既有综合研究实力强、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大的综合性智库，也有服务于行业发展、企业经营甚至个人生活的专业性、个性化智库，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智库活跃在各自服务的领域里。从国内情况看，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各个行业、产业都具有相当规模且门类庞杂，每个行业中的企业运作模式和经营状况也千差万别。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构建出层次鲜明、分工有序、协调发展的智库产业结构应当是发展的趋势。
按照国家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部署，三个层次并行发展的智库体系将是基本格局：第一层次，国家级、综合类智库。这一层次的智库主要为中央级政府机构提供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格局演变的重大战略、制度、政策等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和政策咨询服务。第二层次，行业、专业化智库。这一层次的智库为某一领域、行业的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提供针对该领域、行业发展的战略、制度、政策等研究咨询服务。第三层次，个性化、服务于企业的智库。这一层次的智库主要为单个企业提供关于企业发展经营的研究咨询服务，在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管理等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在当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国家宏观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金融智库建设已成为中国智库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金融智库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够为行业提供战略性政策建议的智库还不够多，亟须培养和建立起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金融智库。由于金融业内部所涵盖的子业纷繁庞杂，同时，金融业已高度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金融业的发展与其他各行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金融业本身呈现出较强综合性特征。因此，金融行业的智库建设应该遵循多层次、差异化原则。
中国的金融智库建设应致力于构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官办智库。这一层次的智库主要由金融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创建，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质和官方色彩，如人民银行、银监会、银行业协会下辖的具有政策咨询性质的研究机构。旨在从金融业的顶层设计出发，探讨金融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并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层次，商办智库。这一层次的智库主要由行业内实力较强、市场地位较高的金融企业出资创办。从运营目的看，除了服务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外，还应当将如何推动金融行业发展、如何服务国家发展作为重要的研究目的。这一层次的智库除了具有行业特性外，同样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比如工商银行目前正在着手构建的中国金融业智库。第三层次，民办智库。这一层次的智库主要由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或社会性基金会，凭借其在业内的广泛认可度牵头创建。通常来说，除了探讨行业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还应提出促进本行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建议。这一层次的智库有一定的公共性质，同时兼具一定的行业自利性质。
建立高效、充满活力的智库运作机制
首先，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是核心要素。在用人机制方面，应秉持开放心态，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并重。一方面，建立开放竞争的人才引进机制，高素质高校毕业生、学术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精英、卸任政府官员等都可以纳入智库研究队伍。另一方面，重视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激励，通过内部或外部培训、实习、交流不断提升研究人员素质，通过市场化的激励考核机制促进研究人员自我提升。
其次，充分的物质条件是客观保证。智库本身是非营利性组织，但资金是智库运转的“血液”，是智库赖以生存的保障。对于绝大多数非官方性质的智库来说，稳定、充分的资金来源是智库管理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拓宽资金募集渠道，通过课题项目经费、社会资助、政府支持、培训咨询、出版物销售等多种渠道募集资金。另一方面，探索完善符合智库运行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作用。
再次，有效的运作机制是必然要求。智库不是行政机关，应淡化行政色彩，采取市场化运作机制。一是致力于形成某一领域难以替代的专业性，并长期贯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二是树立“问题导向”研究模式，根据市场、社会热点问题或委托方亟须解决的问题自主设置研究课题。三是研究分析以解决实际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为目的。智库不应满足于在理论上产生多少模型、建立多少数据分析框架，而是要通过搜集资料、数据，深入实际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在这方面，美国兰德公司创立的“4W”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所谓“4W”，即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发生、应采取的行动路线、前途如何，从而将研究分析过程划分为状况评估、问题分析、决策分析和预测分析四个环节，并由此发展出“启发式规划”“线性和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德尔斐法”“成本效用分析”“系统分析”等一系列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分析工具。“4W”模式以及结构化分析工具已经成为兰德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四是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评估研究成果，建立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评估机制。五是重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传播，努力扩大政策影响力。智库的最终目的是辅助决策层进行决策，应通过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推广来扩大影响力，建立“向上”“向下”“对内”“对外”四个维度的传播推广网络，使观点主张上至政策决策者，下达社会公众，国内有影响力，国际上有话语权。实现途径包括出版物销售，在媒体上发表或通过互联网传播研究成果，举办或参加高级别论坛、研讨会、报告会、讲座等。
最后，宽松的氛围是重要基础。智库是对未来、对长远进行规划和谋略。对未来进行预测、预判和建议，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甚至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对于智库参与者而言，始终保持对党、对祖国的热爱，是至为关键的条件。在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大前提下，需要为智库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氛围和包容的机制。允许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存在不足甚至存在错误的可能，也要允许参与者在不同场合发出不同声音，努力营造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策建议切磋争鸣、平等讨论的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