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魏革军：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首先请您谈谈在经济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刘世锦：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经济增长延续回落态势，7%的增长已经是近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重要转折，正在转变为一个更多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还是从国际比较来说，均属不易。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程，遇到的主要是认识问题，是如何调整由来已久的高增长思维定式问题。2014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转型的下半程，短期内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今明两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是“转型再平衡”，具体地说，就是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
2015年我们将有望实现7%左右的增长，CPI增长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财政赤字率达到2.4%，M2增长为12%，新增城市就业岗位将会有1200万人。我认为，稳增长的关键还是稳投资，因为目前我们处在这个阶段，房地产投资增长预计会降到8%左右，制造业投资预计增长12%左右，如果政策支持力度尚可，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实现20%左右的增长。除此之外，像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增长空间很大，这块预计会保持20%左右的增长。所以综合测算下来，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估计会增长14%左右。这在目前的结构下还是最重要的支撑。
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进入新常态稳定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将可能争取到十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带来了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第一次重大机遇期，进入新常态后，将会迎来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机遇期，它的内涵将更丰富，空间也更大。尽管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每年的GDP新增量可达到7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上排名20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仍为世界最大。中国目前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接近1.2亿，人力资本总量也为世界最大；中国的产业层次丰富且处在转型升级之中，配套条件也位于世界最好水平之列。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改造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在中国也是最为活跃的。
魏革军：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顺利转型成功，进入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机遇期呢？也就是说，实现“转型再平衡”应当采取哪些改革措施？
刘世锦：我们认为，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占到总投资的85%左右，这要有保有压。二是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或被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三是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近年来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想。但这仅仅是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和改造、对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以及成为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三重因素叠加，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成功机会。
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既要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快落”，提供一个缓冲带；又要避免放得过松，延缓必不可少的调整。比如，中国近期出现的价格低迷，与成熟经济体的通缩相比，成因大不相同。这种通缩主要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由过去三十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严重产能过剩引起的。不经历实质性的退出和调整，这些行业的价格不可能回升。相反，流动性过多，还会延缓低效企业的退出过程。
更重要的是，应当以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
第一，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征收的制度安排也应加快。
第二，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进而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必过的一关。
第三，基础产业领域切实“放大”，也就是放开准入，引进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投资潜力，但必须转换机制、提高效率。
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一原则对土地资源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减缓，而城市资源下乡的动力明显增强。应当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大一点的空间，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不大“管用”了，需要相应转换，否则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代之以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第六，使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是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的伟大变革，其重要性已渐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例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并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相同或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魏革军：如果我们顺利进入未来十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期，中国经济将发生哪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变化？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在哪里？
刘世锦：我们做过一个连续的研究项目，大体上的研究框架是以十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来分析预测中国未来10年增长的总态势。每过一年我们往后滚动平移一年，根据过去一年的变化，对十年的增长框架做一个调整，并对当年做短期的分析，2015年，我们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攀登效率高地——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下一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展望的时间段是未来十年，也就是2015年到2024年。在过去的一年，新常态已成为共识，对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我们这项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会不会出现短期内过快地下滑，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均衡点在什么地方？二是这一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未来增长的前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三是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保持在多高的水平上，未来增长潜力的着力点在哪里？我们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所以我们主张采取缓冲性的宏观政策和效率导向的政策措施，力争实现转型再平衡。
展望未来十年，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将会成为一条主线，也就是说，以这条主线作为一个中心，对相关领域中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是会有所下降的，但通过努力全年仍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
未来十年经济增速总体上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商品住宅投资的实际增速最近几年基本上是5%或偏高的水平，大概到了2020年左右会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增速会放缓。铁路里程数、公路营运的里程数会有所增长，手机基础设施投资的占比大体上会在15%以下，汽车的销售比较稳定，将来会到3000万辆左右，总体上还算是比较平缓，但也还会逐步地趋减。
未来十年的外需增长还有一定的空间。其他国家是稳中向下的态势，但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一直是向上的态势，这样一个趋势还会延续。潜在的人力资本，就是15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大概到2023年、2024年会达到一个峰值，在这之前尽管中国的人口增量在下降，但受教育的程度是在提升的，人力资本的总量还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TFP）在1978年到2013年30多年的时间里增长达到3.6%，但根据国际经验结合近期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并且考虑到TFP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的特性，我们测算2015年到2024年中国TFP的平均增速预计在2%左右。
未来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上平均会达到6.2%左右，这个数值比2014年的预测值略微调低了一点。GDP的增长率我们预测2015年是7%，以后应该低于7%，到2020年以后会低于6%。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将继续升级，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的比重将会上升到6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会逐步降低，但还是比较高的，为35%左右，第一产业农业会降到5%左右。供给结构将会进一步升级，资本的投入会逐步降低，劳动力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重会比较低，但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将会从目前的30%左右上升到2024年的40%左右。
更重要的是，我们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条主线或者是重点，来区分后发经济体的三种增长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初次扩张型，第二种类型叫追赶标杆型，第三种是前沿扩展型。我们过去30多年的增长主要是初次扩张型，进入新常态以后的增长动力在比较近的一段时间，主要是第三种类型加上第二种类型，实际上是前沿扩展型加上追赶标杆型的增长。
那么，怎么能够使中国追赶标杆型的增长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一，要放宽准入，纠正体制原因造成的行业间的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第二，在一些行业减速的过程中，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水平。第三，在原有技术水平架构之下，通过改进技术工艺包括机器换人等缩小与最佳实践的差距。在追赶标杆型的增长中，我们感觉到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提出来：一个是平均水平，各个产业的水平和国际上平均水平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另一个是最佳实践，就是离标杆企业的距离有多远？我们设想中国至少半数以上的行业或者是企业能够在平均水平以上，10%甚至20%的企业能够接近最佳实践，也就是标杆企业的水平，甚至有的会成为新的标杆企业，那么中国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就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魏革军：请您谈谈在转型再平衡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刘世锦：刚才所说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可能探底成功，我认为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效益问题，是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问题。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会出问题，财政压力比较大。从2014年8月份开始到今年第一季度，企业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今年1～2月份，利润率下降的态势相当明显，尤其是石油、煤炭、石化、钢铁、铁矿石等这些重化工行业。这五大行业占到利润下降的大部分，如果剔除这五个行业，整个工业的盈利水平与去年大体持平。问题在于供给端下来了，需求端下不来，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收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做减法，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要减产量、去产能，比如煤炭行业、钢铁行业要减产10%、20%。
说到底，经济发展最后还要靠实体经济。最近，部分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因为资金链紧张而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引起政府高度关注。中国现在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比较快地、比较顺利地、平稳地达到新的平衡点，也就是实现转型再平衡。我们现在政府很关心实体经济怎么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资金价格怎么能够降下来。最近资金成本很高，再就是工业价格指数PPI是负值，企业实际上的资金成本达到百分之十几，压力很大。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改变PPI值增长的状况，解决的主要途径仍在于结构调整、减产能。
资金价格能不能降下来，还取决于“无风险利率”的作用。在经济活动中，总是有那么一些板块把利率水平抬得很高，比如前些年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现实中，资金价格是由出价最高的人决定，当这些无风险利率很高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资金价格就难以下来。但实体经济哪里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好转。房地产的高速增长期过去了，地方融资平台最近也有了一些变化，中央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了置换，应该说这有利于降低风险率。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无风险利率”比较突出，那就是股市。社会上很多人拿着百分之二三十的高成本资金投到股市里。央行降准一个点，释放了上万亿元的流动性，实体经济资金价格真能降低吗？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怎么能把泡沫性的、投机性的来源限定住，创造一个真正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有利机制，这是转型再平衡的关键。
魏革军：基于您以上的分析，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将会成为一条主线，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一个以发展质量为导向的新常态，您认为什么是与此相适应的金融创新？
刘世锦：刚才已经谈到，今年我们将面临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的关键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欧美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创新引发的。是不是由此就要否定金融创新呢？我认为不应该，金融创新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中国来讲更为必要。问题是金融创新要解决什么问题，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一定要解决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我们说，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工具，是为实体经济发展而服务的。欧美金融危机犯的错误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级错误，是一个低级错误，就是脱离了金融最原本的功能，没有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服务。中国要推动金融创新，关键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要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创新有所区别。
实际上，这几年，中国金融创新相当活跃，如互联网金融等，但同时又存在企业融资难，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特别关注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金融如何给它们提供一个从萌芽到成熟、到被收购兼并甚至上市全程的服务，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创新与风控是相伴而行的。我认为，今后几年首先要做的就是更加注重防控金融风险，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底线。从国际上来看，那些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上世纪30年代曾经出现了一次大萧条、大危机。在此之前美国经济经历了十年的黄金增长期。还有亚洲那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它们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能够不出现全局性危机，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在创造一个奇迹。所以今后几年，我们应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或者叫转型期战略，先守住不出现大的问题的底线。没有危机出现，这就是成功。
魏革军：以发展质量为导向的新常态下的经济，会给金融带来哪些变化，提出哪些要求？
刘世锦：首先是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一定要有高水平的、与国际接轨的监管。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监管得越好，才能够放得越开。另一方面，过去商业银行事实上承担了很多政策性的业务，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有时候也搞商业化。以后需要分清楚，商业化机构就是商业化机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中国有很大需求，如何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有一个好的架构、好的规则、好的机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长期高速增长结束以后，各个行业会进入兼并重组，进入行业洗牌的高峰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金融手段跟不上，我们需要对行业的重组、洗牌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最近一年多时间，在放宽准入方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念，也发布了很多政策，特别是减少审批，重点是上市制度的改革，小微企业进入时比较方便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成绩，对解决就业问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还不够，特别是基础领域中的严重垄断怎么解决，也是需要花大气力解决的问题。在这些基础产业领域中，能不能放进去一些大的投资者，产生一些“鲶鱼效应”，比如铁路行业，能不能划出一些线路和区域，让行业外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去干呢？比如电讯行业，能不能让社会资本来搞个新的电信运营商呢？虽然还是以国有为主，但让社会资本进去可以形成一个竞争的环境。
魏革军：未来金融市场会呈现出一些怎样的特征，您怎样看互联网金融？
刘世锦：最近互联网金融讨论得比较多，实际上它已经展示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带给了我们一些前所未有的机遇。正如前面所说，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巨大，当前，我们刚好碰上对严重过剩行业洗牌的过程，互联网大数据对此会有一个实质性的改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验推广的环境。我们注意到，在股市上，互联网企业排在前十位的就是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
利用互联网可大大降低社会成本。互联网带来了市场的无穷活力。2014年单是“11·11”“12·12”，就放出天量的交易数据，这反映了我们的技术能力也在提升。实际上网购等，只是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开始，是一个序幕，好戏和大戏还在后头。我认为，互联网首先可以解决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的所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可以大大地节约能源，降低社会各种成本。
互联网对于整个中国信用资产积累的作用不可低估。互联网可以记录每个人的信用历史。比如说现在有些金融机构是基于网上的客户信用来放贷，整个放贷、收贷成本比较低。互联网忠实记录了人们的信用历史，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信用资产。信誉好的人，可以得到无抵押的小额信贷。互联网为老实人积累了可获得金融支持的信用资产，这是很大的突破。
互联网还有利于解决金融与各行各业无缝对接的问题。比如中国这几年互联网和消费环节的结合发展得比较快。但这也仅仅是一个起步，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第一阶段，下一步将是对生产过程、更深程度流通过程的一个深度渗透，最后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运行平台。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消费端，下一步是生产环节，以及更广义上的，包括研发、流通领域通过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以后，将会大量节省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所以我们将会看到互联网对于产业链的改造，将会有更多的创新出现，这给金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互联网不仅有利于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就金融业自身来说，更是与互联网须臾不离。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很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很多金融机构都在花大气力研发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互联网+”将各行各业与金融有机地连接到了一起。这既可以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也大大促进了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
我相信，金融创新一定会有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很多新的形态和业态出现。我们的政府对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应该保持足够的敏感，并给予其提供足够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