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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的优势与挑战

亚投行除了发挥基础设施贷款职能外,还应该开展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论坛或对话协商平台。

亚投行成功开局,57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为亚投行的未来发展和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创始成员国对亚投行有很大期待,而未加入国家则在冷眼旁观。亚投行本身要取得成功,并帮助中国提升国际金融主导权和领导力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挑战也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了一次以“亚投行”为议题的闭门研讨会,试图给中国政府的亚投行筹备工作提供一些专业、系统和独立的政策建议。

亚投行需要研究的三大类问题

通过收集国内外对亚投行相对较负面的意见,并参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美洲和欧洲等地区开发银行的情况,潘英丽提出当前关于亚投行需要研究的三大类问题。

第一类是亚投行的治理结构问题。这包括以后的决策机制、投票、理事会、要不要一票否决等。也将讨论到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类主要涉及到亚投行未来运作会面临的障碍或风险。大概可归纳为三种风险:第一种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时间跨度长,项目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第二种涉及到借款国家的 “国家风险”问题。这些国家很可能治理能力较弱,这可能会超出中国的想象力。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而且能量相对较大;相比较,这些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其之所以薄弱,就是因为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另外,国家风险还涉及到它们的一些政策风险,包括政府的更替、党派、宗教等这些方面。第三种风险涉及到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包括大国之间在这些地区包括一些主导地位的争夺等。

第三类是亚投行的国际金融地位以及中国跟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的关系问题。在亚洲原来是美国主导,日本配合。亚投行起来后,肯定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跟日本、美国的关系怎么处?另外还涉及到亚投行跟现有的国际性金融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未来怎么合作?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亚投行的作用和地位

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讨论了中国资本走出去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两点政策建议。第一,要研究借鉴英美海外投资四次并购重组的成功和失败经验,提升产业组织、流程规范和风控能力,而不是仅仅追求政策优惠和特殊待遇。第二,亚投行应该倡导中国的主导权。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亚投行更多的是实践问题。他强调,行长人选很重要,他必须受过良好的训练,有开拓的眼界,在执行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先进的治理经验。

上海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指出,筹建亚投行是中国平行推进新国际金融秩序建设的第一步。

就战略态势而言,张幼文认为亚投行体现了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国际战略的结合,也是国内发展战略和国际发展战略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有着很好的发展态势。并且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政策结合在一起。中国目前对外战略不是与美国对抗,而是平行推进全球治理的新体系、新框架。

就战略前景而言,张幼文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其特点是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变化。过去是引进外资,出口产品,现在和未来将是对外投资,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对外并购重构或重新分割价值链。第二个重要的趋势是未来几十年的“对外经济新常态”是国家资本带动民间资本和国内产业走出去的“抱团出海”阶段。第三个趋势是沿海的产业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在亚投行、丝路基金的支持下向中西和西北部转移,去西亚和中亚寻找市场。

张幼文认为,中国对外发展中至少有三个方面优势: 一是外汇储备和资金的优势。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的强项:管理能力强;性价比高;国内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实践可以借鉴。最后是我们拥有国家优势。其中很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这种软资源。美欧国家政府都不拥有这种能力。

张幼文指出,亚投行、“一带一路”、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实际上都是整个国家综合战略的一部分,远远超出了经济上走出去的意义,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的目标,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目标。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追求国际地位,不仅仅是经济上拉动别国发展的问题,在国际上也不只是话语权的问题,真正的国际地位是影响国际思维和国际走向。

亚投行的投票权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冯维江分析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结构,并对亚投行的投票权设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表1大致列出了世界银行所有项目中需要通过的票数,可以看到总投票权有要求4/5的,要求85%的一票否决权是最后一项,它只体现在修订《世界银行协定》中。

表2列出了部分IMF决策事项的要求,没有列完,因为太多了,大概有23项需要85%的多数票通过;21项需要70%的多数票通过。美国在IMF的一票否决权体现得更明确,更多。另外,简单多数通过只有“结束中止期”一项,其他的要么85%,要么70%,美国都具有很大影响力。

冯维江认为,IMF和世行的主要差异在于IMF可能是一个成员国从那里拿钱的机构,而世行则是一个由成员国给钱让它资助别人的机构。所以在设计时,美国强调的是向IMF借钱或IMF放款的决策最终要由其把关,因为成员国里只有美国不需要借钱,其他国家都需要去IMF借钱。

表3列出了亚开行需要表决的事项,比IMF少很多,但比世行多一些。冯维江认为,与世行和IMF相比,亚开行既强调了总投票权的数量,也强调了投票代表数,因此其区别在于大国协商。因为有2/3的代表就拥有了3/4的投票权,所以亚开行更强调的是一种大国主导机制。

关于亚投行的价值观与决策原则,冯维江认为,在规则的设计上,要让其他国家既看到希望,又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把握掌控力,不是说一直由中国来掌控,其他国家也有希望,可以看到未来的成长性,留有不确定性。

冯维江重点讨论了否决权的问题。他指出,目前否决权有两个。一个是法理意义上的否决权,比如《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安全理事会对于(程序事项之外)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由全体常任理事国同意。另一个是事实上的否决权,即经总投票权85%的多数同意。他认为,一个国家把持国际金融组织的否决权是一个历史现象,现在还坚持这个做法,难度会比较大,成本也会比较高。

最后,冯维江认为,关于投票权的设计应考虑公平与效率、份额与权力以及元规则与运营规则。他指出,比如未来若印度超过了中国,还保持中国的一票否决权可能就没有意义。所以最终决定话语权的不是制度上的精心设计,其基础应该只有实力。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沈伟重点探讨了以往重要国际性金融组织在建设和规则制定中我国参与度低的问题。他发现,我国一方面希望通过架构建设弥补话语权的空白,但是同时已有的架构我们却没有很积极的参与,有很多的空白。

助推亚投行成功的四个建议

关于亚投行行长人选问题。潘英丽认为,亚投行是有序推进国家对外经济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发挥主导权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行长人选由中国人出任并非国家战略之必需,甚至有可能妨碍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推荐外国资深银行家出任的好处在于:1.可形成开放与包容的良好形象;2.可更好地动员和利用国际银行家的专业特长与信用优势等软性资源;3.中国无须直接面对信贷标准与违约处置等日常运行中的矛盾,从而拥有更多主动性。

关于亚投行的职能定位。目前亚投行的基本职能定位为发放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并实现盈利的商业银行,但其实质是中国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的理事会仍将由参与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组成。潘英丽指出,亚投行的第二个职能应该是中国主导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论坛或对话协商平台。中国应借助这一平台,积极发起和主导相关议题的对话、协商和创议。可参考的相关议题有:1.亚洲是否可以探讨成立一家地区清算银行(刘遵义2009年提出),减少美元的使用,规避国际货币及其汇率的不确定性;2.如何创造条件实现亚洲国家汇率联动机制,以保持内部货币关系稳定,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3.亚洲地区能否联合引入托宾税等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约束机制。4.与相关国家协商推进双边货币合作以培育人民币为载体的亚洲国际金融市场,促进本地区资金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发展。与亚投行作为中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合作论坛的职能相适应,亚投行也应该成为输出发展政策咨询服务的知识银行,可将其研究部建成亚洲发展政策的公共智库,提升融资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并进而保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如何更好发挥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作用?潘英丽认为,借鉴国际经验,大国在国际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的机制主要有:投票表决机制中否决权的设置与掌控;决策过程中协商一致原则的运用;三是主导研究部门的议题,并影响相关研究过程和结论。投票表决使用频率很低,IMF1946年5月至1971年4月执行董事会做出的7809项决策中只有大约30项是由正式投票决策的。因此协商一致,也即通过非正式会议(即所谓的休息室议程)敲定重要议程成为日常决策的主要方式。

所以,中国急需提高涉外官员的国际金融外交斡旋能力。笔者建议由中组部牵头组织一行三会、国务院涉外部门以及在国际金融学科和外交学科具有领先地位的国内一流大学开展国际金融外交领域的协同研究和人才的培训及培养,以解燃眉之急,并适应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的中长期需要。

关于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潘英丽建议,亚投行可通过以下机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1.亚投行出资的币种安排可参考IMF的做法,即75%由成员国本币缴纳,25%由国际货币的形式缴纳。好处在于:一是通过发放不同币种组合贷款帮助借款国家规避汇率风险。二是可从制度安排上减少非成员国国际货币的使用,推广人民币的使用。2.鼓励借款国政府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同时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亚投行的约束条件具有给借款国增强信用等级的作用,借款国政府如果公开发债成功,就可引入国际投资者对债务国的市场约束机制,促进亚投行信贷安全和效率;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为了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人民币应与美元脱钩,在美元走强、亚洲出现“美元荒”的背景下,以人民币适度贬值促进人民币计价的银团贷款和国际债券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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