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虽不到两年，近来已因亚投行变局引发全球关注与震撼，甚至有国际人士评论为可与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比拟的事件。“一带一路”为何能很快产生重大影响？这项宏大共建行动的经济逻辑何在？
为什么是中国？
可通过观察比较中国与美国实施类似经济外交战略收效情况得到启示。回顾金融危机以来大国竞合博弈，其实美国更早在亚太谋划部署经济外交战略。作为“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总体方针一部分，美国近年多方推动“印太经济经济走廊”战略。在中亚地区，美国2011年就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倡议”，力图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交通网络。
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描绘的“新丝绸之路”图景中，“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将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要，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和更远的地方。”有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该计划“核心内容是帮助丝绸之路所经中亚国家开发社会先行资本（SOC），帮助其实现贸易自由化。”
上述构想不无道理。近四年多过去了，美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会议（CAREC）”框架下所做努力取得一些进展，2012年《杜尚别宣言》提出一批建设项目得到部分实施，有些项目对区域经济应有积极意义。然而与超前设计能力比较，美国在实施战略的落地行动方面似乎仍面临短板约束，系统跟进得力落实措施明显不足，总体看收效并不理想。甚至有海外媒体评论说希拉里的“丝绸之路”现已不见踪影，也听不到“美国正在为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话了。
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双边与区域经济合作则更为务实与活跃推进。如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签署22项经贸合作协议，总金额达300亿美元；2014年12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哈萨克斯坦签订140亿美元大单，推进两国在能源、基建、金融等各领域合作；2015年4月20-21日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更是带去价值460亿美元投资计划，两国在一天内签署51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宣告5项重大电力工程破土动工。
如何理解上述反差现象？首先与中美两国相关政策优先序与承诺度显著差异有关。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主要着眼点在安全领域，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做善后安排。虽然也包含经济发展规划设计内容，然而美国无心无力投入与其战略设计需要相一致的大规模资源，与当年帮助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不可同日而语。
相反，中国对于中亚及区域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给予很高政策优先度。比如，习近平与李克强在2013年3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后，分别于当年和次年访问中亚多国，提出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规划。2015年5月7日，习近平再次到访阿斯塔纳，“同（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规划中哈各领域互利合作发展蓝图，包括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双方在一系列大项目合作上的立场。”中国首脑外交这样超乎寻常安排，集中体现中国最高决策层把致力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作为最为优先的经济外交目标之一，决心通过制定实施“一带一路”的“五通”规划谋求自身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筑中国与区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另外，两国与区域国家在经济互补性及契合度方面也有实质性不同。中国与很多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贸易、投资联系比较紧密，双边经济融合度较高并有进一步深化的潜力。美国与区域内绝大部分国家基于市场机制发生的经济联系较弱，美国重视发展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更多基于安全与军事方面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如“鱼水关系”，美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则更多是“油水关系”。
从更广阔视角观察，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与成效彰显，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构想把中国大国经济崛起特定阶段的多方面优势变量聚焦到一点，即通过协同效应形成破局造势效果。对此可从两方面看。一是就生产供给能力而言，中国经济现阶段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很强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开放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目前拥有最为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两方面组合条件赋予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
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中美两国工业增加值比较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不到美国的三成，然而2010年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近年已约为美国1.3倍。观察中美日增加值占全球比例。1990年代初中国占比只有5%左右，当时日本该比例值最高曾超过20%，美国在20世纪初该比例值最高曾接近30%。中国上述份额进入21世纪快速提升，2013年达到23%，同年美国日本分别为17.2%和7.8%。从中国、G7与其他金砖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G20就业总数比重看，中国占比2013年为56%，G7同一指标值为13.7%，其他金砖国大体约为19%。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与就业绝对规模与全球比例持续提升，是在大体开放环境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显示中国现阶段在工业制造可贸易部门具有较强动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毋庸讳言，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美日等国经济大体处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因而中国工业制造结构与美日比较仍存在不小差距。展望未来，即便在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有利假设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几十年追赶才能逐步收敛。不过对本文讨论主题而言，中国生产力结构目前某些相对落后属性，恰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后进国家大规模开发阶段需求特点契合度较高，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条件。
观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额快速增长，可见“中国建造”的比较优势能力。数据显示，“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从21世纪初不到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近1400亿美元。从具体项目看，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公路、港口、码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员工数从21世纪初5万多人上升近年30多万人。由于“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需要强大的基建工程设计与实施建造能力支持，中国这方面阶段性禀赋条件与能力特点，对共建“一带一路”同样有重要支持作用。
中国在某些领域生产技术能力正在迅速追赶，少数领域如高铁技术整合运用、某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领域等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铁技术突破与大规模运用，显著提升了货物与人员大范围、大规模、高速度的陆地运输和旅行效率，使得亚洲大陆内部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变得更为便捷有效，对实现“一带一路”美好愿景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在开放宏观经济领域，中国目前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关键支撑作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资金投入密集与投资周期较长特点，发展中国家通常国内储蓄不足，自行解决基础设施不足短板面临特殊困难。在逻辑上国内储蓄不足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解决，然而大型基础设施投融资存在特殊风险，市场融资难以大范围奏效。现存各类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试图利用国际机构信誉与能力克服有关困难，长期以来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取得不少成绩，然而仍远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现实需要。
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报告，“在2010―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大体是在11年内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投资”。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面临类似瓶颈约束。据世行一份报告估计，“要满足非洲的基础设施需求，每年需要930亿美元资金——这是现有水平的两倍多”
然而，投融资供给能力显著不足。世行是全球最大发展融资机构，2013年财年为全世界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只有240亿美元左右。亚行近年总融资额200~300亿美元，较大部分用于区域内减贫、教育、卫生等民生措施，投资基础设施资金规模更有限。各国政府与有关机构积极努力应对资金瓶颈，如2012年部分东盟国政府与跨国机构建立东南亚基础设施基金，然而其初始运营资金只有4.85亿美元，对于区域内巨大投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后及其后续影响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私人的和长期的渠道获得的资金，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
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大量先行投入与长期融资，共建“一带一路”主要倡导与协调国家，必先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强大资本形成能力才能主其事。由于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特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缓解广大发展中国家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数据显示，21世纪初中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国民储蓄总规模只有美国两成左右，2008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已约为美国1.6倍。如果考虑美国资本存量规模较大因而资本折旧较多，中国国民净储蓄规模超出美国比例要来得更大。
高储蓄支持中国高投资能力。中国资本形成规模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约是美国1.37倍。因而中国有能力在保持国内投资需求较快增长同时，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比较，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大都面临国民储蓄率趋势下降问题。2013年美国和日本储蓄率都已降到约18%。依据对美国与日本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估测，两国即便把所有储蓄都变成国内投资，也难以实现净投资及资本存量较快增长。储蓄率偏低与固定投资不足，是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目前比较普遍面临的宏观经济约束，这一情形下自然没有很多余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发展。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单个国家最大规模外汇储备，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至少有两方面支持作用。一是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实施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积累风险环境下，大规模储备有助于应对外部金融形势可能动荡带来的冲击，保证“一带一路”实施进程具有最大稳定性。二是在区域内货币尚未普遍国际使用前提下，美元仍承担国际结算和支付手段。在有关工程项目需要到区域外国家配套采购场合，美元的国际支付流动性更是不可缺少。
不过外汇储备作用或许没有一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所需资本品与其他设备材料具有比较系统的配套供应能力，因而对储备资产终极需求可能比较有限。随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外较高端资本品及其他特殊配套产品总体进口替代能力提升，随着区域内国家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提升，上述辅助功能的重要性将呈下降趋势。一国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就对本文讨论问题重要性而言，中国拥有充裕国民储蓄应是第一位的。
21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然而受制于汇率改革滞后与高储蓄率背后结构性因素，积累了过量外汇储备。增持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不断把国民储蓄借给供应储备资产的债务国，伴随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过量债权积累。这个运行模式对危机前中国及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后危机时代越发显示其不可持续性。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股权，标志中国利用国民储蓄方式将逐步发生转折性变化，并有望对全球范围储蓄跨国配置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其具体战略设计与实施方案必然包含复杂内容与细节。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简之理。以“为什么是中国”为题，从各国发展诉求与中国独特禀赋条件对接关系分析，“一带一路”自有其简明清晰的经济逻辑。什么是发展？如何谋发展？开放环境对发展有何影响？“一带一路”实践对理解发展经济学上述重大问题有启示作用。
后进国家经济通常有类似结构特点：如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政策效率低，缺乏熟练工人和各类人才等等。一国经济进入快速成长轨道，根本动力当然要靠自身努力和内因作用，发展意愿与体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符合规律与切实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对突破贫困陷阱与进入起飞状态发挥重要助推作用。中国凭借新兴大国经济的组合优势特点，有可能通过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凭借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借助阶段性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中国能有效帮助沿线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双缺口”对起飞发展的制约；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或产品区段，随着国内要素价格上升会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逐步向国外转移，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创造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比较优势提供现实机遇；中国与有关国家共享改革发展经验，有望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改革变迁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动力。
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亚欧大陆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的合作行动。不过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合作发展伙伴，中国和平发展伟业也有望从中获得广泛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