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中东国家普遍发生了以反抗现政权为主要旨归的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尤其是北非的几个国家已经出现了“剧变”。尽管我们还难以界定这场尚未结束且具有明显联动效应的政治动荡的性质，但毫无疑问的是，事实在在表明，中东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从这个角度关照中东局势是有必要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的本质之一就是统治，统治必然涉及到正当性/合法性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过的合法统治形式有三个基础：一、理性的基础——相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乎法律，统治与服从都基于对法律的共同信守；二、传统的基础——相信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拥有权威的人按照传统实施统治，统治与被统治都基于对传统价值的服从；三、卡里斯马的基础——对具有超凡魅力人物的服从。韦伯提出的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具有理想型的意义，反过来也可以为我们解释政治合法性的危机提供重要的视角。
从大中东的角度来说，中东有27个国家，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和5个非阿拉伯国家，其中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按照政体的不同，中东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君主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摩洛哥等)与共和制(如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利比亚、伊朗、埃及、突尼斯、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
一个国家政治的合法性，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因素。笼统地看，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改革(发展进步)、伊斯兰教、公民社会(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等)等。
中东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多元的。但普遍来看，革命(反帝反殖)与改革(发展进步)是其主要来源。这在凯末尔的土耳其、纳赛尔的埃及、礼萨汗的伊朗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些国家在当时都属于威权主义政治，但其统治的合法性是牢固的。但随着主权的巩固、卡里斯马人物的去世以及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大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将随之位移，以往的革命和改革意识形态也将逐渐成为过时的东西，新一代公民关注的将更多地是民生、权利、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能否通过进行有效的变革，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是对其政治合法性的最大考验。土耳其通过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基本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伊朗因伊斯兰革命而改变了国体和政体；埃及最近正经受土耳其所经历过的阵痛。
对于沙特和伊朗这样典型的神权国家而言，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但沙特和伊朗又差别很大。沙特更像是一种传统型统治，它的合法地位来自伊斯兰教以及王位的世代相袭。现代沙特王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和立法机构，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依据，甚至国王的废立与继承也遵循古老的伊斯兰传统——舒拉(Shura协商)，王国所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得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找依据。对伊朗而言，抛开其神权特征，表面上则更像一个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拥有非常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与选举制度。对教权国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即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民主制。
从当前中东政治动荡的普遍特征来看，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这一考验的根本在于，多年当政的当权者囿于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无法与时俱进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新要求，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脱节/失衡造成的。以这次动荡中最为典型的埃及为例，它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普通人民、专制主义政体严重损害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亲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使埃及人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尊严。可以说，这是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
对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合法性还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那就是，在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势力看来，现在所有的中东政权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穆斯林置于非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之下，受到西方列强的制度和价值观的控制，丧失了穆斯林自身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说，这些政权最终都是要被推翻的。另外，温和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也在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找挑战现政权的思想和政治资源。
虽然，当前中东国家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权威的历史中断、国内的发展问题、极端与温和的伊斯兰复兴等，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远为复杂，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教派问题、族群问题、阿-以问题、美国因素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自身就蕴含着同质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内在危机，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就是一个典型。而在黎巴嫩、伊拉克、巴林乃至沙特这样的国家，则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教派冲突问题；像利比亚和也门这样的国家，部落冲突是主导……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中东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它既可以被世俗主义的反对派所利用，也可以被伊斯兰主义者所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