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需求结构的特征：纵向与横向比较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约1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举世瞩目。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也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过往跨越式发展抓住了国际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相应地消费率也就比较低。1978年至2012年，投资率整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投资率38.78%。从2002年开始，资本形成逐步取代最终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增长方式。特别是2003年以来，投资率攀升到40%以上并逐年仍在提高，2011年达到最高的48.3%，这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投资率(28%)，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投资率(33%)[1]。作一个对比，韩国和日本在加速赶超的过程中，投资率最高值也仅在30%左右。需求结构的另一个特征还表现为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2492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6.44万亿美元的3.86%，位居世界第7。得益于加入WTO，到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2.05万亿，根据WTO的预测，2012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18.88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0.86%，继续保持全球第一[2]。2008～2012年，出口依存度均在25%左右，外贸依存度平均达到49.75%。从消费率来看，1978～2012年，我国消费率从62.1%下降到49.5%，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8.79%下降到35.97%，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尽管消费率是否存在低估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但横向比较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对需求侧的影响
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充分地证明，改革与开放卓有成效。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强势角色是需求结构呈现上述特征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明，这种发展战略和需求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问题，甚至说，这种结构恰恰支撑和造就了过往的高增长。之所以现在被认为是问题，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显而易见的是，高外贸依存度的增长模式存在的一个潜在隐患就在于经济增长深受外部经济体经济形势波动的冲击，这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除此之外，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具体可以从内部和外部影响来分析。
从外部影响来看，第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普遍地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长步伐放缓，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第二，欧美国家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实施再工业化，这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和出口也会产生一定挤出效应。欧盟委员会在2012年10月发布了一份新产业政策通报，正式提出通过“新工业革命”逆转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将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当时的15.6%提升至20%。在降低失业率的压力下，美国也有类似的计划。美国200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目前已升至接近12%[3]。虽然中美在制造业出口产品领域交叉度不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维持不变，外部需求势必会更趋于下降。第三，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国际上的贸易保护手段“推陈出新”，绿色壁垒、劳工保护等成为新的贸易保护手段，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恰恰是短板。另一方面，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而且贸易摩擦也有了新的变化：①贸易摩擦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同时也在向发展中国家蔓延；②摩擦的领域不仅出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还向光伏产品等高端产品领域扩散。
从内部影响来看，①劳动力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的重新配置。但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明显，2012年末，我国16～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5万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下降0.5%。社会总抚养比由2002年的42.2%逐年下降，2010年降至34.2%，而2011年和2012年则逆转上升，分别为34.4%和34.9%。劳动力供求状态也发生了一定变化，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民工荒”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并迅速蔓延到全国，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更为加剧。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又反映在劳动力价格上，农民工工资从2004年开始明显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遭遇了短暂的就业冲击，但随后工资增长的势头并未减缓。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例，工资在2003～2008年间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达到10.5%和9.8%[4]。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外来人口加速实现市民化，劳动力成本仍将呈趋势性上涨态势。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成本上升情况下，一些制造业开始往印度、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孟加拉国以及中南美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②资源能源约束趋紧。以往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显著的粗放型特征，片面依赖资源粗放式投入，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没有得到有效地审计、治理和补偿。2012年，我国GDP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11.5%，消耗的煤炭、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0.2%、21.9%和15%左右。这固然有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经济增长受到能源、生态、环境的约束只会越来越紧，这也会增加企业的产品成本。③人民币升值因素。按年平均价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995年至2005年间基本维持不变，2005年以来人民币则呈不断升值趋势，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8.19:1，2012年，汇率达到6.31:1，该期间人民币升值了29.8%。
就投资来看，虽然我国的投资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有高的投资回报率，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正在于，投资回报率近年来呈明显下降趋势，根据白重恩的研究，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稳定在8%～10%，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很简单，但计算出的值通常存在较大争议，关键在于数据质量和计算方法。对于我国投资回报率是高还是低仍有学术争论，但从不少实体企业将大笔资金用于炒房足可管窥实体经济利润较薄的事实。刘海影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资本回报率10年来的平均值为6%，但从2007年的8.9%跌至2013年1季度的3.5%，下滑了60%。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债务规模之比从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5]
在出口面临压力和投资回报率下滑情况下，能否将经济增长寄托于消费率的大幅提升呢？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消费率提升的空间是很大的。并且，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1/5，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消费市场完全依赖其他4/5的人口也是不现实的。但当前消费率太低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一，居民收入占比比较低，经济建设型的政府主导了过多了投资，这对消费产生了不小的挤出。其二，居民收入差距也偏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有关，致使陷入了高收入者有钱不消费和低收入者想消费却无钱消费的窘境。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健全，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意愿强烈。以上多重因素叠加，诸如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措施收效甚微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总供求平衡潜伏危机：产能过剩问题愈加凸显
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以上的分析也表明，无论是出口、投资还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这就使得总供求平衡潜伏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我国当前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重要表现，便是普遍而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7%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且，除了上述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在向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蔓延。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更突出地暴露了出来。
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产能负面效应的影响在于，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非意愿库存增加，容易引发企业资金链紧张，对投资前景产生悲观预期，投资意愿弱化。即便是维持投资，也主要不是靠利润而是靠融资，这又会加大企业债务负担和风险。另外，产能过剩情形下，为了消化库存，维持生产运转，企业间容易展开恶性的价格竞争，企业利润率下降，行业亏损面可能扩大，并引发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在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和高外贸依存度的需求结构下，如果外部需求有大幅下滑，为了“保增长”和稳就业，在消费率几乎不可能短期提高的情况下，惯常的思路是通过扩大投资来应对。2008年国际危机爆发后，当年第4季度中国政府决定在2年时间内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加上2009年各商业银行贷款10万亿，政策对于拉升GDP确实发挥一定作用。相比于2003～2007年的两位数增长，继2008年和2009年GDP增长率接连下滑后(分别为9.6%和9.2%)，2010年止跌回失，一度回升到10.4%。但是，在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一味地靠投资拉高GDP只能有短期效应。由于投资回报率递减，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实现一定的增长。直接的生产性投资和由政策诱致的关联投资可能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非但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反而可能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更加严重。投资是短期内增加GDP更直接和可控的手段，投资是需要钱的，除了吸引直接投资，政府投资的钱要么来自财政收入，要么来自借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以低于市场价给企业提供用地、税收优惠、容忍污染、压低电价等手段变相给企业补贴，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在2004年的“铁本事件”中，当年常州、扬中工业用地市场价约为40万/亩，实际上批给的价格仅为11万/亩，按6 541亩算，相当于20亿左右补贴。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在政府经营城市的思路下，房价与地价形成正反馈机制，地方政府过度地依赖土地财政，房价的高位运行风险重重，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也随之放大。就地方政府债务而言，当前我国政府债务不断积累，截至2010年度，汇总中央政府8.6万亿、地方政府(含乡村级)的12.4万亿、国开行的4.7万亿、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的2.6万亿、铁道部的2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8万亿等债务或负债，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29.6万亿元，占GDP比较高达73.9%[6]，已经有了很大的风险，靠借钱扩大投资拉动GDP很难维持。这就充分地表明，在当前情势下，过往依靠固定资产投资这种需求侧管理拉动经济增长的调控思路已经不合时宜。在不忽略需求侧管理的同时更加关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是因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四、在稳需求的同时更关注供给侧管理
综上可见，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滑的情况下，如果一味追求像过往一样的高速增长，通过增加货币发行等手段进行短期刺激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刺激需求的政策可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还容易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即便是短期拉升，难免又会有较大幅度下滑，这种经济的大起大落本身就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供给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使已经失衡的总供求再回到平衡的轨道上来，使经济能够平稳健康增长。这是指，根据内需和外需的变化调整供给结构，既要考虑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又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使得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使总供求保持基本的平衡。再一个就是不断地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改粗放型增长方式为集约型，使经济增长具有质量和持续性。
供给管理最常提及的政策是减税。笔者的调研也发现，中小企业经营中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障负担比较重，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税种，还有各种隐性的费用支出。这与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有关，我国现行税制中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比重超过60%。不同于所得税，流转税比较不容易做到“多挣多交、少挣少交”。因此，税制的改革有助于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负担，激发中小企业市场活力，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从而为宏观总供求的平衡奠定微观基础。截至2013年8月1日，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也已推广到全国试行，从整体上来看，这能够降低企业负担。
供给管理还包括改善要素供给，其中关键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之二便是全要素生产率(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经济效率至关重要，但也恰恰是我国经济的短板，缺乏核心技术，依赖国外技术转移，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2012年授予了125万项专利，但只有21.7万项(约1/5)属于中国专利系统中的最高质量专利。我国授予的专利有三类，分别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后两种专利创新含量较低，而我国恰恰是后两种专利比例比较大。因此，国家要鼓励和支持科技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供给管理同时包括制度的供给，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市场化方向的改革。美国和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都是围绕供给侧展开的，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均有市场化改革的内容。美国采取了反垄断和减少政府管制的措施，英国的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管制，减少国有经济比重，降低保障，完善市场体系，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7]。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不小的提高，但仍亟待提高。在近年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后，应该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民营企业存在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而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恰恰是比较高的。根据民间智库“政见研究”提供的数据，国企的资本回报率为2.65%，远低于民营企业的4.84%。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政府不当地干预了信贷资源的分配，使分配更偏向资本回报率偏低的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这种配置，既有政府在其中的干涉，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地方政府市场保护获取利润的原因。因此，供给管理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恰当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改善要素供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而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另外，迫切需要深化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公平竞争，形成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惟其如此，企业才能硬化预算约束，强化成本和风险意识，注重投入的产出效率和投资收益。只有这样，市场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便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实现，资源误配置才能有效降低，这才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治本之策，是走上创新驱动和集约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传统的增长模式相适应的有一整套制度建构，而制度一旦形成就存在制度惯性，当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而需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时，传统的制度就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因此，供给管理既要有理念上的转变，又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其中之一，是改革传统上片面强调GDP的政绩考评制度，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财权与事权，强化对地方政府各项收支的硬性约束和监督。原因在于，在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考评政绩的偏向和地方承担过大事权情况下，地方政府又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来自上级的行政压力，便围绕GDP展开激烈的锦标赛式竞争，辅以现行官员任期制特点，政府官员的行为难免短期化。
五、总结
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靠外需拉动和依赖于要素粗放投入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和创新驱动上来，是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围绕总供求的平衡来展开，要以这个为基本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会丧失基础。优化需求结构更多不是直接去管控需求的各个部分，而是应该从供给侧着手，这更是一种治本式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不能通过发货币等简单手段刺激经济，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更利长远，反映了更关注供给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思路和理念。宏观调控理念的转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局的客观要求，是因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客观变化而做出的积极主动的调整，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丹尼尔·格罗斯.国家发展：从“汗水式增长”到“创新式增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01.
[2]戴翔.战略机遇期新内涵与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经济学家，2013(8)：49-55.
[3]周天勇.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N].学习时报，2013-09-09.
[4]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9-63.
[5]刘海影.投资能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EB/OL].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201.
